韩芳杀害张茂荣的房间，柜子上贴了许多照片。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020年12月21日，张建国、张建军哥俩为父亲张茂荣办了周年忌日。
按照黑龙江当地风俗，横死之人过世5年后方能入土，张茂荣的骨灰至今寄放在嫩江市殡仪馆棕红色的盒子里。张建国来到殡仪馆，在祭奠台上摆了馒头、肉、烟和苹果，还为生前不喝酒的父亲带了一瓶酒，但没有跪拜。张建军没去殡仪馆，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烧了些纸钱。
除了悼念父亲，兄弟俩还要筹划到哈尔滨探望母亲。
母亲韩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罪名是故意杀人——一年前，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兄弟俩刚刚祭奠过的父亲张茂荣。
在黑龙江省嫩江市联兴村，张茂荣、韩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打结婚时起，张茂荣就对韩芳长期家暴。50年来，这已成为村里人尽皆知的秘密，但亲戚、邻居、村干部甚至派出所，谁都没能制止这场暴力。
2019年12月21日凌晨，韩芳用擀面杖击打熟睡中的张茂荣，致其发生脑疝死亡。2020年10月26日，嫩江市法院判决韩芳犯故意杀人罪；但张茂荣曾对韩芳长期虐待、家暴，致韩芳发生持久性人格改变，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韩芳具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广大农村地区，像韩芳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5.5%的女性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其中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
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认为，从家暴演变成反杀丈夫恶性案件，往往是长期积累后的爆发，“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他可能会杀死我。”
“家还不如监狱，监狱没人打我”
张茂荣对韩芳最后一次拳脚相加是2019年12月20日晚。
嫩江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那天晚上9点多，张茂荣说自己因为赌博被判了刑，韩芳却没有花钱把他“抽出来”。为此，他殴打、谩骂韩芳直到凌晨2点，还让她出去借钱：要是借不到钱，他就把韩芳、儿子、儿媳、孙子全杀了。
过去50年，类似的殴打、谩骂始终在张茂荣与韩芳的家中上演。那是一处位于联兴村东头的院子，四间总共2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一字排开，大红色的屋顶下，外墙是一水儿的白色瓷砖，几扇窗户几乎占满墙面。屋门口有一副瓷砖镶嵌的红底黄字对联：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兴。
韩芳家的四间砖瓦房不再有人居住。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与村里其他人家不同，张家前屋的窗户是焊死的，后屋窗户外安上了插销，只能从外面打开。卧室门边加装了一副锁具，屋里还有一条拴过狗的铁链——晚上睡觉时张茂荣用它拴锁韩芳。
张茂荣在卧室外的窗户上装了插销，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长子张建国的印象里，2019年12月17日，母亲韩芳与自己通过一次视频电话，商量怎么从家里逃出去，“儿子，咋整啊？我娘家也没啥人，不能把我接走。”当时临近年关，张建国想着过完年再说。但韩芳没聊几句就挂了，“疯子回来了”。
事后回忆，张建国认为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外求援，仅3天后悲剧发生。
据嫩江法院判决书，2019年12月21日凌晨4时许，韩芳趁张茂荣熟睡时用擀面杖击打其头部，后用张茂荣的衣服、毛巾擦去他头上的血迹，并把上述物品扔进炕洞烧毁。经鉴定，张茂荣头皮裂伤、颅骨粉碎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等，发生脑疝死亡。
次子张建军是事发当天上午8点多接到韩芳视频电话的，韩芳知道，小儿子通常会在8点左右起床。那通电话只有15秒，韩芳说儿子，你回来一趟。
2019年12月21日上午8时16分，韩芳拨通了张建军的视频电话。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张建军赶回父母家只用了几分钟，韩芳在前屋抱着他哭：“我受不了了，你爸天天要整死我，天天打我。”韩芳又把张建军拽到平日睡觉的后屋，“你爸好像死了”。
张茂荣当时躺在炕上，张建军用手探探他的鼻子、摇摇他的身体，叫了两声“爸”，但都没反应。他马上给哥哥打了电话，张建国赶回家后，发现父亲头上有个鸡蛋大小的坑，皮肤上没有血迹。
张建国跑去找母亲，没想到母亲正波澜不惊地蹲在院子里给兄弟俩分菜。冻好的小鸡、蘑菇和其他蔬菜被韩芳放进塑料袋里，一个儿子家一大包。
在张建国眼中，父亲性格执拗不太可能自杀，母亲的镇定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妈，是不是你打的？”“是我打的。”韩芳说。
除了哥哥，张建军还叫来了联兴村村支书赵某。赵的第一反应是劝韩芳自首，“不自首他哥俩都得进去。”听到赵的话，韩芳提高了嗓门：“那不行，我一个人杀人偿命，不能让我儿子进监狱。”
韩芳让儿子们帮她收拾了过冬用的厚衣服，拿好了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的药，又与两个儿媳分别通了电话，嘱咐他们好好过日子。小儿媳离得近，到家后抱着婆婆、丈夫痛哭，大儿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这回你们没事了，放心吧，好好过。”韩芳拍拍小儿媳的肩膀，“家还不如监狱呢，监狱没人打我。”
“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
在妹妹韩琴的叙述中，姐姐韩芳生于1954年，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一心村人，没念过书，不识字。韩家兄弟姐妹七人，韩芳是老大，父亲韩玉林曾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条件不错，上世纪70年代家里就盖起了砖房。
和韩芳一样，张茂荣也是一心村人，与韩家住前后院。但张父早年帮人盖房时从高处坠落，干不了重活，张家的经济条件因此差了很多。张家小妹张茂翠说，家里兄弟姐妹八个，张茂荣排行第二；十口人只有两间土房，推门进去屋子南边一张炕，北边一张炕。
在亲戚们的印象里，韩芳性格开朗、随和，总是梳着一头短发。联兴村张家卧室衣柜上至今贴着韩芳年轻时的照片：她穿了一件格子衬衣，最上面一颗扣子系得紧紧的；眉眼五官中规中矩，算不上美丽，但周正大方，微笑时露出的牙齿洁白整齐。
年轻时的韩芳，16岁左右与张茂荣自由恋爱，搬到了500多公里外的联兴村。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至于张茂荣年轻时的长相，张茂翠和村民们都已记不清晰。他们只记得张茂荣一米七左右的个头，瓜子脸，眉毛挺黑，曾经是个“帅小伙”。有时，他会穿着西服戴着礼帽走在村子里，“不像是个农村人”。
现如今，谁也说不清家境悬殊的两人当初怎么走到了一起。张茂翠记得，母亲原本不同意这桩亲事，“人家是有钱姑娘”，怕养不住。
韩家的反对更为激烈。韩琴说，父亲韩玉林认为张茂荣不下地干活、好赌博耍钱，跟着他享不着福。为了阻止两人，韩玉林还用皮带抽过韩芳，说“他家不是过日子的人家”。
尽管如此，大约16岁时，韩芳还是跟着张茂荣走了，三四年后才重新回家。那一次，两人带回了长子张建国，做了姥爷的韩玉林抱着外孙又亲又笑，曾经的阴霾烟消云散。
张茂荣带着韩芳离家后，辗转来到5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嫩江县（现嫩江市）联兴村。据村民孙秀华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人结婚都要办酒席，但张茂荣和韩芳没办。“他们刚到村里时啥也没有，穷得叮当的。”
对于二人是否办理了结婚手续，村民们众说纷纭，张建国、张建军也从没见过父母的结婚证。唯一确定的是，二人“结婚”时韩芳不足法定婚龄——依据1950年婚姻法，女性年满18岁方可结婚。
在联兴村，张茂荣、韩芳的日子并不美好。他们最早的邻居、现已70岁的孙莲香说，从两人刚到村里起，张茂荣就经常打韩芳，他们起初借宿的人家孩子小，被吓坏了，屋主只好让他们搬走。
因为挨打，上世纪70年代时，韩芳还往娘家跑过几回，又怕被张茂荣抓到。联兴村的邻居陈姐记得，韩芳不敢从村里坐客车走，要先坐渔船渡过嫩江，步行翻过黑山头，再到内蒙古红彦镇坐火车。500多公里的路，要走整整两天。
嫩江西边的黑山头。韩芳年轻时逃回娘家，要步行翻过那座山。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韩琴见过逃回家的姐姐，愁眉苦脸地进屋，撸起袖管和裤腿，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但隔上十天半月，韩芳的火气就消了，为了没长大的儿子仍会回家。
“我姐下狠心说过要离婚，后来自己又心软了，那时候村里哪有离婚的？”韩琴说，父母对姐姐也是劝和不劝离，说“打仗归打仗，日子还得过”，说“女人如果带着孩子再结婚，孩子也会受委屈”，“而且我爸觉得张茂荣是我姐自己相中的，离了婚面子上过不去。”
在韩琴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后，家族中9个叔伯姊妹陆续结婚，日子都过得挺好，韩芳是极少数例外。从那时起，韩芳挨打后很少逃回娘家，她对韩琴说过，不幸的婚姻会让自己在姐妹中抬不起头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联兴村所在的嫩江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紧挨着中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冬天最冷时有零下四十多度。12月中旬，村里的烟囱冒出烧豆秆的白烟、烧煤的黑烟，也有一些房子荒废坍圮了，十分冷清。村民老林说，年轻人基本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多是些老人，坐在炕头等着太阳落山。
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联兴村烟囱冒烟的房子不多了。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张茂荣一家主要靠韩芳卖冰棍、做粉皮维持生计。张茂荣工作不稳定，在村里收过黄豆，种过几年地，也帮儿子卖过煤。不做工的时候，张茂荣爱赌博，玩的是传统牌九。张建国说父亲“这辈子以赌博为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赌。漫长的冬天里，联兴村几间商铺中不时传来打麻将时洗牌、吆喝的声响。
夕阳下的联兴综合市场，韩芳曾在此卖自制粉皮。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一旦赌输了钱，殴打韩芳便是张茂荣的发泄方式。张建国记得，父亲会拽着母亲的头发往地上摔，攥着拳头砸上母亲的脸，甚至抬脚往母亲头上踹。等父亲打累了，母亲常常鼻子出血、喘气困难，有时还会口吐白沫。
除了赌博输钱，张茂荣殴打韩芳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做饭晚了、回家迟了、收拾碗筷慢了……2017年后，他开始怀疑韩芳出轨，由此引发的暴力愈加频繁。
回忆起这些，46岁的张建国会咕嘟咕嘟灌下几大口矿泉水，或狠狠吸上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我到他那年龄会不会那样？”张建国想了想，“现在看我还没有那种趋势。”
在这个四口之家，张茂荣的样貌是模糊的。家里的衣柜上贴了三十来张照片，只有右上角属于张茂荣，其他照片都是韩芳的。去年出事后，张建军撕下父亲的照片烧掉了，“我不想再看到这个，都不愿想到他。”
因为赌博，村里人与张茂荣熟识的不多，也很少一起做事。除了在家打媳妇，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他与人也没什么矛盾。
在打媳妇的事情上，联兴村的老人早已见怪不怪，家里家外、院子、村道、江边、农田，张茂荣都打过韩芳。起初，村里人见到张茂荣打人还会上去劝劝，但谁劝张茂荣就冲谁发火，嘴里骂骂咧咧。
同村的张希军媳妇与韩芳关系不错，一次韩芳想要出逃，提前把衣服藏在了张希军家的柜子里。邻居陈姐记得，张茂荣知道后提着斧子找到张希军家，劈碎了柜子，撕坏了希军媳妇的衣服，还对希军媳妇棍棒相加。
打那以后，村民看见张茂荣打韩芳更不敢管了，认为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看行咱就劝，看不行就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村民老温说。
村民刘福贵早年住在张家东边，相隔20多米。他亲眼见过张茂荣站在村道上打韩芳，用板锹往她后背上砸，“乓乓响”。刘富贵就在附近看着，直到韩芳被拖回屋子，“进屋以后咱们也不好过问。”
张茂荣开始怀疑韩芳出轨后，刘富贵在路上见到韩芳连招呼都不敢打。韩芳偶尔过来串门，刘福贵会劝她回去，“你没啥事儿别老上我们家来。”
韩芳（左一）喜欢扭秧歌，在村里牵头成立了“夕阳红”秧歌队。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村民老温在张家对门住了十五六年，从未与张茂荣起过冲突，也很少过问韩芳挨打的事。直到2019年四五月份，张茂荣怀疑韩芳与老温出轨，还把老温写进了杀人名单，老温这才跑到几百米外的联兴乡派出所报警。张建国说，至少近三年来，老温是唯一联系过警方的村民。
“我也不知道怕啥，主要怕我爸”
对于张建国、张建军，父亲对母亲欺凌更是司空见惯。从儿时起，这些暴力场面便伴随着兄弟二人成长。
张建国记得，小时候父亲打母亲时，自己害怕得不敢动弹，有时还会跟着挨上一记耳光，“脑瓜子嗡嗡的迷糊”。有时他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躺在地上，闭着眼大口喘气，就知道母亲又被打了，会把她扶到炕上。
简单照料过母亲，张建国会一路小跑逃到同学家。“当时就觉得家里干仗了，回家容易挨打，要磨蹭到晚上七八点再回去。”
为了离开这个家，张建国16岁时找人改了身份证，虚报了3岁年龄去吉林四平当兵。头一年，他特别担心母亲，写过两三封家信。但家里只有父亲识字，唯一的回信中写道，“放心吧，家里都挺好。”
弟弟张建军也不愿回家。最近几年，张茂荣对韩芳的殴打越来越频繁，他开大车拉煤做生意，晚上回村都不愿进家门。这个东北壮汉宁愿窝在驾驶室的卧铺里忍上一宿，“冷得龇牙”也不想看到父亲，觉得闹心。
除了煤炭生意，张建军还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生意红火。2020年12月6日，他一边翻转着五六十根烤串，在电话里接下各种订单，一边回忆父母的过往。他说父亲去世后，兄弟俩至今不敢回老房子，就算白天回家取东西都害怕，“我也不知道怕啥，我就害怕……啥都怕，主要怕我爸。”
张建军在村里开了一家烧烤店，经常从早上九十点忙到凌晨一二点。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那个曾经的家里，兄弟俩和两个媳妇都劝父亲别对母亲动手，有时也会出手阻拦。但谁劝张茂荣就打谁，轻则打耳光，重则用脚踹，有一次还提着斧子追砍前来劝架的张建军。
碰上这样的事，哥俩基本不敢还手。张建国说，“这么多年，一个是恐惧他，怕他；再一个他是咱们老人，我不能打他。”
兄弟俩还担心，一旦违拗了父亲，母亲会受到更大伤害。“所以我跟我弟弟长这么大，一个耳光都没伤过他。”张建国说。
唯一一次略显激烈的反抗发生在2019年夏天，那是张茂荣折磨韩芳最为严重的时候。一天夜里，父母屋里传出砸东西的声音，喝醉酒的张建军冲了进去。张茂荣气急了，抄起一把砍骨刀。张建军把韩芳挡在身后，借着酒劲扑上去，把父亲摁倒在炕上。
得不到家人、邻居的庇护，韩芳被家暴的50年里只做过为数不多的反抗。一次，她趁张茂荣不在家时喝了农药，后被邻居送到联兴乡卫生院，靠洗胃捡回一条命。还有几次，她跑到关系较好的村民家，但总会被张茂荣找到，之后免不了一顿暴打。
2019年4月的一天深夜，韩芳瞅准机会再次出逃，跑到了临近合兴村的一个熟人家。第二天上午，张建国被悄悄叫到合兴村接人，他记得母亲被打得眼睛看不清人，走路一瘸一拐，小腿和大腿中间的部位被踢成了青紫色。
张建国把韩芳接到嫩江县城后租了一间毛坯房，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一个电饭煲。韩芳在那个不能洗澡的房子里待了20多天，楼都没下，生怕被张茂荣抓到。
为了找到韩芳，张茂荣几乎每天到张建国开的修车铺对面静坐，从晚上六七点坐到半夜十一二点关门，一有生意上门他就骂街。张建国说，父亲就是想让人知道他在这里闹，让张建国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来。
张建国（左一）在自家汽修店内修车。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6天后，张建国妥协了，“我这母亲我必须交出去，不交出去肯定不行。”他劝母亲回家，说父亲保证不打人了，“咱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韩芳回家后，张茂荣并没遵守承诺，暴力依旧。“怎么不后悔呢？这事出来后，后悔也晚了。”张建国叹了一口气，地上满是熄灭的烟头。
“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张茂荣家往东，步行五分钟就是联兴派出所。30多年前，挨了打的韩芳曾到这里求助；一年前的冬天，她再次拉开派出所深蓝色的防盗门，自首报案。
联兴派出所。韩芳曾因遭受家暴到此求助。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在张建国的印象里，自己十多岁时，韩芳因为家暴报过两次警，联兴派出所的民警把它当做家庭纠纷处理，到家里劝劝就回去了。
2019年是张茂荣家暴最严重的一年，张建国替母亲报了两次警。第一次是张茂荣在张建国的汽修店二层打韩芳，张建国听到后把父亲拉了下来，打得并不严重。当时，嫩江市铁西派出所接警后派来3个人，劝了劝，留下一句“你们这是家庭矛盾，我们解决不了。”
从法律上说，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对。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家暴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家暴人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
第二次是2019年7月，持续几天的殴打后，兄弟俩拨打了110，希望公安机关到村里吓唬吓唬父亲，让他别再欺负母亲。这一次，或许因为张茂荣当时没打韩芳，110没有出警。
2020年12月9日，新京报记者来到联兴派出所，了解韩芳遭受家暴及求助的相关情况。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表示采访需与嫩江市公安局联系，记者致电嫩江市公安局主管宣传的孟姓领导后，对方婉拒了采访要求。
汽修店那次报警后，韩芳对警方介入不再期待，“警察来了，（张茂荣）说不打了也没用，回家也是照常打。”后来，张建国也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除了报警，联兴村治保主任栾仁山、村妇联主席赵桂芬也接到过韩芳的求助。栾仁山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只能摆明是非调解一下，“夫妻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
赵桂芬对张茂荣打韩芳的事印象深刻，但也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2015年至2019年，接到求助后她去张家调解过三四次，除了最普通的劝解，她还让韩芳带张茂荣去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2016年，当时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赵桂芬特意选在张茂荣家开了现场宣传会。她花了半个多小时，逐字念完了全部法条，说国家已经把“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写进了法律。
当着二三十个村民的面，赵桂芬告诉张茂荣，“张叔，以后有法保护我婶了，再打仗该制裁你了。”张茂荣笑笑，“知道了，不再干仗了。”
2016年，赵桂芬曾带着宣传单到张茂荣家开反家暴现场会。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反家暴法都出台了，也没能保护韩芳，要不能出现这种现象？”聊起这些，赵桂芬显得有些困惑，“为啥会这样？我也说不好。”
赵桂芬展示她创建的妇女群，除了她偶尔发些通知，群里多是网络购物平台的砍价链接或是农产品广告。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不仅赵桂芬，联兴乡妇联主席、2018年大学毕业的董雪微也听过张茂荣、韩芳的事，还到张家宣传过反家暴法。但董雪微并不清楚张茂荣的家暴严重到什么程度，以为只是小打小闹。直到悲剧发生后，她才在检察院的听证会上得知了案件细节。
“如果早知道事情这么严重，我肯定会很重视很重视。”董雪微说，作为乡妇联主席，她会联系乡派出所、乡司法所介入调解或采取措施。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她还会向嫩江市妇联反映，并录入嫩江市妇联的系统，“这是乡妇联能做的最后一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全国妇联权益部2018年印发了《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试行)》，妇联信访窗口接到家暴投诉后要进行登记，并按照“危险评估、分级处理、结案存档、跟踪回访”等程序处理。
“熬过这五年”
2020年9月，韩芳故意杀人案在嫩江市法院远程视频审理。透过大屏幕，张建国看到韩芳瘦了很多，被两名法警搀扶着走进黑河市看守所的一间屋子，一瘸一拐，两只手一直颤抖。
庭审上，韩芳承认了击打张茂荣的行为，表示认罪。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多名邻居以及赵桂芬、联兴乡派出所所长的证言，以证明张茂荣、韩芳婚后的50年中，前者经常无故打骂、虐待后者韩芳。韩芳的辩护律师还提交了联兴村100多人的联名请愿信，证实韩芳长期遭受家暴，请求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张茂荣家厨房的部分刀具，张茂荣多次磨刀吓唬韩芳。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此外，在张建国的要求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精神病院司法鉴定所还对韩芳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韩芳在灾难性经历后发生了持久性人格改变，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20年10月26日，嫩江法院对本案一审宣判，韩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议庭认为，韩芳持械杀害张茂荣致其死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韩芳的行为系因不堪忍受张茂荣“长期虐待和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且韩芳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具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处罚。
在广大农村地区，像韩芳这样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不在少数。
根据2011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24.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农村地区是城市地区的2倍以上。
除了极端个案外，农村家暴事件较少进入公众视野。据新京报此前梳理，媒体报道的家暴事件里，城镇地区占比84%，农村地区占比16%。
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侯志明看来，农村地区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较城镇更多，但向外界求助的情况相对较少。侯志明从1992年起从事反家暴工作，在她的经验中，来自农村的求助者只占全部求助者的2/5，边远地区的就更少了。
北京公益律师吕孝权长年专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及相关案件，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家暴受害者维权更加艰难。一方面，农村受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影响，可能对家庭暴力习以为常，一些受害者甚至不认为自己正在遭受家暴。另一方面，家暴受害者不知如何有效求助，接受求助的个人、机构可能也不具备反家暴意识，只能从中扮演和事佬。
“像韩芳长期遭受家暴，最终演变成反杀丈夫的恶性刑事案件。”吕孝权认为，这类情况一般是长期积累后到达了一个特殊节点，“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他，他可能会杀死我。”
对于韩芳的判决结果，张建国并不感到意外，但他担心母亲撑不到出狱那天。多年遭受家暴、虐待的韩芳，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肝硬化等多种疾病，身子不太硬朗。
12月6日夜里，张建军托人给张建国捎来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出具的《罪犯入监通知书》，上面沾着泛黄的烧烤油渍。通知书上写道，韩芳正在参加监狱集训，直系亲属可携带身份证件及通知书于周四探监。
张建国对着通知书看了很久，以为集训就是军训。他怕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躲进里屋给朋友打了咨询电话。朋友反复讲解，说集训就是思想教育，张建国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收到韩芳的入狱通知书已近一月，但兄弟俩还没去过哈尔滨。在他俩的计划中，明年1月初，他们会到监狱探望母亲，要带些母亲爱吃的水果，让她放宽心、养好身体。
“熬过这五年，咱们家可就团圆了。”张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