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郭敬明,然后是于正,这种人不断上节目,等同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整个行业。”汪海林颇为愤慨地告诉市界,“如果他们没有去节目上发声,联名(抵制)这个事情可能也不会发生。”12月21日,111位编剧联名抵制于正、郭敬明,称其为“文贼”。次日,又有45名编剧加入其中。汪海林是该事件的发起和参与者之一,他曾是《楚汉传奇》与《铁齿铜牙纪晓岚》三、四部的编剧。

事实上,郭敬明、于正抄袭事件并非发生在近日。早在2006年,法院便判决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2015年,法院判决于正的电视剧《宫锁连城》,侵犯了琼瑶的电视剧《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

然而,判决之后,二人虽赔钱了,但拒绝道歉。

“当年也有139位编剧联名支持琼瑶,声讨于正。”汪海林说,与之前不同的是,“于正那时候被吓得住院了。但现在,他腰杆硬了。”

在回应“为何不道歉”时,于正的回应是‍‍‍‍‍‍‍‍‍‍‍‍‍‍“每个人都有过去”。郭敬明则于12月21日在微博上宣传了他的新电影《晴雅集》。

想当年,于正曾因自己的剧本署名权被剽窃而与师父反目成仇,如今却享受着抄袭带来的红利,并且沾沾自喜。

屠龙者最终变成恶龙,为什么会这样?



郭敬明和于正的“靠山”

事实上,国内影视行业的抄袭、剽窃问题,已不是一天两天。哪部作品火了,立马就有人出来争相模仿。剧作家向凯称这一行为“如蟑螂般繁衍”。

在向凯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模仿、抄袭、剽窃的门槛和成本都很低,无需付出什么代价就唾手可得。且很多原创作者版权意识不强,但维权困难。

法律顾问王明告诉市界,抄袭一般属于民事侵权,当危害程度较高时,可能构成犯罪。“是否侵权,不是看抄袭的比例,而是看相似性。”王明说,“比如主题思想、人物设计、故事情节等是否有相似。”

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维权不易。“因为比对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从相关案例的判决书也能看出来,举证要好几百页内容,要标明被告作品中哪个章节的哪个部分,跟原作哪个章节的哪个部分雷同。”

而这也给了抄袭者反驳的“勇气”。比如于正被批判其《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时表示,是琼瑶跟他都抄袭了《红楼梦》。

除了“口水仗”,给于正和郭敬明勇气的,还有平台跟资本的追捧。

在汪海林看来,郭敬明、于正已经因抄袭,被行业宣告“社会性死亡”,现在却堂而皇之地上节目,大谈成功学,成为标杆、榜样,背后的靠山,就是平台和资本。

平台和资本为什么追捧于正、郭敬明?



微博截图

汪海林曾在微博上直言,“平台挺坏的”,会故意将有争议的人找来做节目,就是为了博关注,赚流量。也就是说,平台选人的标准是,只要这个人身上有流量,平台并不介意其为人本身如何。郭敬明、于正身上争议不断,有看点,有卖点,于是节目组就请来了他们。

这二人也的确“不负众望”。虽然他们上的节目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出圈”了。节目播出期间,“郭敬明被尔冬升怼哭”“于正说姜潮油腻”等类似热搜就没断过。

如今,平台和资本的野心已经不止于此了,他们还把手伸向了内容生产模式。

“平台跟资本想要打造一种闭环。在这个闭环中,它们既是播出平台,又是制作平台。这样能把沟通成本降到最低,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内容,将标准控制在自己手里。”汪海林解释。



注:2020 年在线视频行业规模预计将达到 2000 亿元左右。

为了建立这个标准,平台跟资本煞费苦心。比如,资本虽然喜欢用流量演员,但是它们后来发现,演员身上还得有个必不可少的标签,叫“演技”,只有一个演员身上同时具备流量跟演技两个因素,他的商业价值才能最大化。

而对平台来说,“谁演得好,由我平台说了算”才是最佳结果。在汪海林看来,演技类节目,就是资本跟平台企图用手段颠覆传统专业院校体系的一个舞台。

“一般情况下,专业院校培养一个演员需要四年。但是一个节目,可以一次性推出8个、10个演员,效率特别高。”这些人能在短时间内为观众熟知,资本就能很快地建立一个针对粉丝收割的闭环,直接变现。

再说直白些,如今的影视产业链条已经变成了,内容方向是平台定的,演员是平台选出来的,影视剧是平台买来并且播放的,平台最终的目标,就是赚大钱。而郭敬明、于正二人,都能创造流量,在打造流量作品上“一骑绝尘”,能给资本跟平台带来巨大利益,怎么能不受追捧?

至于作品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抄袭,平台和资本就不会那么关心。所以,有流量加持的二人,可以频繁地上综艺节目,成为座上宾。

而在同行看来,这种人如果成为榜样和标杆,是与价值观的背道而驰,编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苦行僧”编剧

编剧谭昊曾告诉市界,在影视产业链条中,大部分编剧是处于底层的一拨人。他们虽然是文字的产出者,但是却没有话语权。剧本最终的走向,由导演和资方决定,编剧只是完成他们构思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一部影视剧的编剧,可能会有很多个。如果导演或资方和原编剧沟通不畅,出现意见分歧,很有可能会换一个编剧。而下一个编剧在修改剧本的时候,不会跟上一个编剧商量。

在收入上,多数编剧拿的也是一次性收益,或按每集结算,或按整部剧结算,很少有编剧可以既拿创作收入,也拿分成收益。

一直以来,多数编剧如同“苦行僧”。

“编剧本身不应该拥有流量。过去即便是大火的影视剧,也没有见过它背后的编剧大火。在这个业态当中,编剧不应该走到人前。”编剧鱼鲤里对市界表示。

但于正和郭敬明却不同,他们走到了人前,换言之就是走了流量的路子。



郭敬明和一众明星在《小时代》首映礼上

“本身不需要流量的行业,突然间进驻了流量,有了这样两个人,势必会导致资源的倾斜,对传统的编剧行业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也是两方的矛盾所在。”鱼鲤里说。

而这种冲击,整体上来说,弊大于利。

在鱼鲤里看来,编剧直接对标的是剧作能力,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体验生活也好,采风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要能静下心来去创作。

但是一旦流量进驻,就会以“快”字为先。“哪怕这个剧本的路径是别人创造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赶紧先弄出来就行。”

换句话说,抄袭这种不美丽的手法,也有可能因为资源的一面倒,导致不断有人效仿。

于正在回应拒绝道歉一事时说:“每个人都有过去,我不对我的过去做任何解释。我以后会用我的作品,和我的一切来证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正

这话听来细思极恐,却是一种可悲的现实。尽管人们都嘲讽《小时代》,批评抄袭,但只要有资本愿意为其买单,作品依旧能面世。

典型的例子就是琼瑶当年诉于正侵权一案。琼瑶后来回忆道,让她感到特别震惊又伤心的一件事,便是湖南卫视对此事的态度。

她与湖南卫视合作了25年,但当她跟其高层控诉《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时,对方依旧选择播出,并问她“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湖南卫视知道于正抄袭?”

当时正在跟对方说这件事的琼瑶惊呆了:“我不是正在跟你说吗?”

而就在此事发生不久前,这位高层还在琼瑶家,握着她的手,要她相信湖南卫视对她的重视和友谊。

即便最终琼瑶胜诉了,但是《宫锁连城》却早在湖南卫视和天津卫视播映完毕,网上跟海外也已经播出,平台跟资本该赚的钱一点没落下。



抄袭何以“蔚然成风”

尽管上百位编剧联名抵制,发出行业的悲歌,但平台和资本的“不为所动”,或许也意味着其结果注定无功而返。

此事也给整个编剧行业从业者敲响了警钟。仅仅面对于正、郭敬明两个人,上百位编剧的呐喊,似乎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何?

根据2017年的数据,按照每个项目平均1.5个编剧计算,我国每年需要的编剧数量在6000人左右。换言之,市场上要有6万的编剧储备量才能满足需求。但现状却是,合格的编剧人数少之又少。

不少编剧都是在校大学生,直接挂靠在老师的工作室,只拿钱,不署名。还有很多编剧,不想跟剧组“杠”,直接派自己的助理或者学生去跟组。

此外,有些编剧觉得自己只要负责产出就好,并不需要对市场负责。但事实上,编剧一方面要有写作能力,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自嗨,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

“毕竟剧本写作再顺利,也要两年之后才能面世,写的时候这个题材火,过两年未必还火。”鱼鲤里说道。

种种不确定之下,逐利的平台跟资本,更注重“确定性盈利”,比起“赌”,不如将能看得到的流量成为衡量标准。而这种标准,有可能会随着平台和资本的愈占上风,而愈演愈烈。毕竟平台掌管的是C端,拥有最终话语权。



注:2019 年上半年在线视频用户增加到了 7.6 亿人,同比 2018 年上半年增长24%。

这也是为何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抄袭的原因。然而,正如编剧宋方金所说,“创作的好坏,是能力问题,但抄袭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一旦抄袭“蔚然成风”,影响到的是整个行业的原创生态,所以才要坚决抵制“抄袭者”。

可悲的是,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人们用大数据创造了热搜,以防错失重要消息,却也为热搜所裹挟,关注的焦点从“该看的”变成了“想看的”。

汪海林将此事定义为一种“悲壮的对抗”。他坦言,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坚持下去,对结果也不想做预期跟预判,只是想留下一些痕迹,证明他们曾经抵抗过。

北京天驰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王寓认为,法院可以认定抄袭、判决承担责任,但这些都是事后的救济。重要的事前自我保护,著作权人应当更为重视。

“互联网的记忆特别短暂,顶多挂3天。”影视行业从业者王闻远告诉市界,“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次事件能发酵起来,关键不在于这些编剧从业者,而在于郭敬明跟于正,他们才是自带流量的一方,也是这个事儿能炒起来的原因。”

事实正如王闻远所言。这件事情从21日开始发酵,到23日下午,各大社交平台上已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

到24日,微博热搜被“平安夜”“周迅离婚”等消息占据。前两天还在骂郭敬明、于正的观众,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瓜”上了。

(文中王闻远、王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