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郭敬明、于正抄袭事件并非发生在近日。早在2006年，法院便判决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2015年，法院判决于正的电视剧《宫锁连城》，侵犯了琼瑶的电视剧《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
然而，判决之后，二人虽赔钱了，但拒绝道歉。
“当年也有139位编剧联名支持琼瑶，声讨于正。”汪海林说，与之前不同的是，“于正那时候被吓得住院了。但现在，他腰杆硬了。”
在回应“为何不道歉”时，于正的回应是“每个人都有过去”。郭敬明则于12月21日在微博上宣传了他的新电影《晴雅集》。
想当年，于正曾因自己的剧本署名权被剽窃而与师父反目成仇，如今却享受着抄袭带来的红利，并且沾沾自喜。
屠龙者最终变成恶龙，为什么会这样？
郭敬明和于正的“靠山”
事实上，国内影视行业的抄袭、剽窃问题，已不是一天两天。哪部作品火了，立马就有人出来争相模仿。剧作家向凯称这一行为“如蟑螂般繁衍”。
在向凯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模仿、抄袭、剽窃的门槛和成本都很低，无需付出什么代价就唾手可得。且很多原创作者版权意识不强，但维权困难。
法律顾问王明告诉市界，抄袭一般属于民事侵权，当危害程度较高时，可能构成犯罪。“是否侵权，不是看抄袭的比例，而是看相似性。”王明说，“比如主题思想、人物设计、故事情节等是否有相似。”
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维权不易。“因为比对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从相关案例的判决书也能看出来，举证要好几百页内容，要标明被告作品中哪个章节的哪个部分，跟原作哪个章节的哪个部分雷同。”
而这也给了抄袭者反驳的“勇气”。比如于正被批判其《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时表示，是琼瑶跟他都抄袭了《红楼梦》。
除了“口水仗”，给于正和郭敬明勇气的，还有平台跟资本的追捧。
在汪海林看来，郭敬明、于正已经因抄袭，被行业宣告“社会性死亡”，现在却堂而皇之地上节目，大谈成功学，成为标杆、榜样，背后的靠山，就是平台和资本。
平台和资本为什么追捧于正、郭敬明？
微博截图
汪海林曾在微博上直言，“平台挺坏的”，会故意将有争议的人找来做节目，就是为了博关注，赚流量。也就是说，平台选人的标准是，只要这个人身上有流量，平台并不介意其为人本身如何。郭敬明、于正身上争议不断，有看点，有卖点，于是节目组就请来了他们。
这二人也的确“不负众望”。虽然他们上的节目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出圈”了。节目播出期间，“郭敬明被尔冬升怼哭”“于正说姜潮油腻”等类似热搜就没断过。
如今，平台和资本的野心已经不止于此了，他们还把手伸向了内容生产模式。
“平台跟资本想要打造一种闭环。在这个闭环中，它们既是播出平台，又是制作平台。这样能把沟通成本降到最低，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内容，将标准控制在自己手里。”汪海林解释。
注：2020 年在线视频行业规模预计将达到 2000 亿元左右。
为了建立这个标准，平台跟资本煞费苦心。比如，资本虽然喜欢用流量演员，但是它们后来发现，演员身上还得有个必不可少的标签，叫“演技”，只有一个演员身上同时具备流量跟演技两个因素，他的商业价值才能最大化。
而对平台来说，“谁演得好，由我平台说了算”才是最佳结果。在汪海林看来，演技类节目，就是资本跟平台企图用手段颠覆传统专业院校体系的一个舞台。
“一般情况下，专业院校培养一个演员需要四年。但是一个节目，可以一次性推出8个、10个演员，效率特别高。”这些人能在短时间内为观众熟知，资本就能很快地建立一个针对粉丝收割的闭环，直接变现。
再说直白些，如今的影视产业链条已经变成了，内容方向是平台定的，演员是平台选出来的，影视剧是平台买来并且播放的，平台最终的目标，就是赚大钱。而郭敬明、于正二人，都能创造流量，在打造流量作品上“一骑绝尘”，能给资本跟平台带来巨大利益，怎么能不受追捧？
至于作品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抄袭，平台和资本就不会那么关心。所以，有流量加持的二人，可以频繁地上综艺节目，成为座上宾。
而在同行看来，这种人如果成为榜样和标杆，是与价值观的背道而驰，编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苦行僧”编剧
编剧谭昊曾告诉市界，在影视产业链条中，大部分编剧是处于底层的一拨人。他们虽然是文字的产出者，但是却没有话语权。剧本最终的走向，由导演和资方决定，编剧只是完成他们构思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一部影视剧的编剧，可能会有很多个。如果导演或资方和原编剧沟通不畅，出现意见分歧，很有可能会换一个编剧。而下一个编剧在修改剧本的时候，不会跟上一个编剧商量。
在收入上，多数编剧拿的也是一次性收益，或按每集结算，或按整部剧结算，很少有编剧可以既拿创作收入，也拿分成收益。
一直以来，多数编剧如同“苦行僧”。
“编剧本身不应该拥有流量。过去即便是大火的影视剧，也没有见过它背后的编剧大火。在这个业态当中，编剧不应该走到人前。”编剧鱼鲤里对市界表示。
但于正和郭敬明却不同，他们走到了人前，换言之就是走了流量的路子。
郭敬明和一众明星在《小时代》首映礼上
“本身不需要流量的行业，突然间进驻了流量，有了这样两个人，势必会导致资源的倾斜，对传统的编剧行业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也是两方的矛盾所在。”鱼鲤里说。
而这种冲击，整体上来说，弊大于利。
在鱼鲤里看来，编剧直接对标的是剧作能力，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体验生活也好，采风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要能静下心来去创作。
但是一旦流量进驻，就会以“快”字为先。“哪怕这个剧本的路径是别人创造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赶紧先弄出来就行。”
换句话说，抄袭这种不美丽的手法，也有可能因为资源的一面倒，导致不断有人效仿。
于正在回应拒绝道歉一事时说：“每个人都有过去，我不对我的过去做任何解释。我以后会用我的作品，和我的一切来证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于正
这话听来细思极恐，却是一种可悲的现实。尽管人们都嘲讽《小时代》，批评抄袭，但只要有资本愿意为其买单，作品依旧能面世。
典型的例子就是琼瑶当年诉于正侵权一案。琼瑶后来回忆道，让她感到特别震惊又伤心的一件事，便是湖南卫视对此事的态度。
她与湖南卫视合作了25年，但当她跟其高层控诉《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时，对方依旧选择播出，并问她“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湖南卫视知道于正抄袭？”
当时正在跟对方说这件事的琼瑶惊呆了：“我不是正在跟你说吗？”
而就在此事发生不久前，这位高层还在琼瑶家，握着她的手，要她相信湖南卫视对她的重视和友谊。
即便最终琼瑶胜诉了，但是《宫锁连城》却早在湖南卫视和天津卫视播映完毕，网上跟海外也已经播出，平台跟资本该赚的钱一点没落下。
抄袭何以“蔚然成风”
尽管上百位编剧联名抵制，发出行业的悲歌，但平台和资本的“不为所动”，或许也意味着其结果注定无功而返。
此事也给整个编剧行业从业者敲响了警钟。仅仅面对于正、郭敬明两个人，上百位编剧的呐喊，似乎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何？
根据2017年的数据，按照每个项目平均1.5个编剧计算，我国每年需要的编剧数量在6000人左右。换言之，市场上要有6万的编剧储备量才能满足需求。但现状却是，合格的编剧人数少之又少。
不少编剧都是在校大学生，直接挂靠在老师的工作室，只拿钱，不署名。还有很多编剧，不想跟剧组“杠”，直接派自己的助理或者学生去跟组。
此外，有些编剧觉得自己只要负责产出就好，并不需要对市场负责。但事实上，编剧一方面要有写作能力，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自嗨，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
“毕竟剧本写作再顺利，也要两年之后才能面世，写的时候这个题材火，过两年未必还火。”鱼鲤里说道。
种种不确定之下，逐利的平台跟资本，更注重“确定性盈利”，比起“赌”，不如将能看得到的流量成为衡量标准。而这种标准，有可能会随着平台和资本的愈占上风，而愈演愈烈。毕竟平台掌管的是C端，拥有最终话语权。
注：2019 年上半年在线视频用户增加到了 7.6 亿人，同比 2018 年上半年增长24%。
这也是为何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抄袭的原因。然而，正如编剧宋方金所说，“创作的好坏，是能力问题，但抄袭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一旦抄袭“蔚然成风”，影响到的是整个行业的原创生态，所以才要坚决抵制“抄袭者”。
可悲的是，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人们用大数据创造了热搜，以防错失重要消息，却也为热搜所裹挟，关注的焦点从“该看的”变成了“想看的”。
汪海林将此事定义为一种“悲壮的对抗”。他坦言，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坚持下去，对结果也不想做预期跟预判，只是想留下一些痕迹，证明他们曾经抵抗过。
北京天驰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王寓认为，法院可以认定抄袭、判决承担责任，但这些都是事后的救济。重要的事前自我保护，著作权人应当更为重视。
“互联网的记忆特别短暂，顶多挂3天。”影视行业从业者王闻远告诉市界，“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次事件能发酵起来，关键不在于这些编剧从业者，而在于郭敬明跟于正，他们才是自带流量的一方，也是这个事儿能炒起来的原因。”
事实正如王闻远所言。这件事情从21日开始发酵，到23日下午，各大社交平台上已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
到24日，微博热搜被“平安夜”“周迅离婚”等消息占据。前两天还在骂郭敬明、于正的观众，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瓜”上了。
（文中王闻远、王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