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疫情下，有不少研究和新闻报导指出，中国零工经济（Gig Economy）时代已经到来，但它究竟真是社会成长的新动能，还是社会维稳的廉价工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零工经济的特点跟发达国家知识型零工经济截然不同，“欧美的今天不必然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还有很多必须要迈过的“槛”。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月发布“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将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定义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匹配的新兴经济模式。
零工经济有助于减少疫情传播
中国金融学者贺兵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COVID-19居家隔离的影响，中国的零工经济变得越来越兴盛：“欧美的传统消费习惯还是商场，实体经济；但疫情呢，反而是让他们在家消费网购成一种习惯。这个疫情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减少疫情传播，遏止疫情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帮助作用。”
贺兵江指出，新冠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现在所谓的零工经济已是第二波，第一波是在过去SARS爆发时期即已出现。他说：“第一轮是在2003年的SARS期间，中国第一轮网购潮就是2003年开始，京东的发展就是在2004年开始。以前网购在中国不是特别火，就是2003年大家都不出门，就是送到家。2020年是第二轮。第一轮兴起网购的时候，欧美网购还不是怎么火，第二轮欧美可能也会习惯临时经济。”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阅读的文献或资料，在COVID-19出现之前，就已看到零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在疫情后的劳动市场，很多企业的CEO反应，零工经济将会越来越盛行。
成之约说：“可能是考量到避免跟人的接触，可能很多工作就委外出去，或许也考虑到如果把很多员工聚集在一个工厂里面或职场里面，会不会造成这些接触频繁，甚至或有更多病毒感染的这方面问题，所以大量的工作搞不好还是透过委外的方式，交给这些不管是个人工作者去自行接案，还是透过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去进行这些商品的外送。这些资料如果显示确实是如此的话，那我相信未来的劳动市场还是会看到大量的工作者，会持续发展，甚至被应用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也不一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零工经济只是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中国情况更为复杂。她说，零工经济在中国以前叫做“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中工作，而零工经济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又加入不少知识青年，载体不同，现在更依托虚拟经济，为平台经济从事生活服务业和娱乐等内容。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陈云表示：“中国的背景跟发达国家背景不一样，中国零工经济的一个特色就是知识青年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这种零工式生存或就业扩大，它的背景是大学扩招跟经济的增速放缓，这就产生很大的就业压力。像今年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是874万，这在十年以来是每年创新高的，而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18年降到6.6%，现在疫情之下的话，还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一季度虽然报了三点几的这样一个增数，但全年下来，有的人说是二点几，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就业形势就更加严峻。”
陈云表示，中国零工经济能不能发展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面及从事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主体，他们本身是否具备独特的知识型技能。她说，事实上，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中国在2017年就提出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这个看似面对的是所有大众，但总体还是瞄准知识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
陈云说，这个政策在实践层面并不成功，因为市场上有很多领域被国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等大企业垄断，因此真正能够创业创新的空间其实很小。
市场需求与知青主体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这些大学生知识青年主体，大学生创新技能意识上面的缺乏。其实中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创新这方面的意识和技能上有所积累，所以2017年以后的这个口号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又加上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跟新冠的问题，很多人感兴趣零工经济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虽然有报导指出，由于经济成长放缓、市场饱和，加上政府监管趋严，中国网路零工经济恐怕无法再吸纳大量工厂失业人力；随着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平台陆续裁员，恐怕将让中国劳动市场再次拉警报。也有媒体指出，中国传统产业招不到工也跟年轻人都转去从事零工经济有关。不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零工经济在带动就业、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动能。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零工经济对传统行业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比如网购销售越多，更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家买无论是什么家电啊，产品啊，它的生产还是需要传统产业来生产，只不过是对于价格上，可能会更降低价格，使这个传统的行业产品销售更快，资金回流更快。”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不讳言，在COVID-19下，确实有更多人投入零工经济，像是一些超市员工转移到河马生鲜快递，但她还是认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有其极限，并且认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零工经济很不一样：中国在生活服务业的占比最高，而发达国家则有着知识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拥有比较高的知识型技能，并且市场上也有需求。这跟中国经济下行、人员就业困难而去从事平台经济是两种情况。
陈云表示：“你要知道，网路这种外卖的消费首先要有收入才行，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打击，造成整个经济萎缩很严重的话，你没有收入，这些外卖服务本身也会严重萎缩，需求也会萎缩。第二个，不断压价的情况之下，外卖员工的收入可能也会直线下降。共享员工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只能存在于可替代性非常强的工作时间，就是都是非常低技能、低门槛的工作，谁来干都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疫情下）有总比没有好，但也不用去夸大共享员工好像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似的。”
在广州从事外卖小哥的胡元，虽然大学毕业，但为了能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因而选择门槛低的外卖工作，以尽快进入就业市场。
胡元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去当外卖小哥的原因：“我个人因素，我比较不喜欢在一个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工厂里面工作；第二是因为我送外卖比较快的话，我赚小费会比别人多。如果在工厂里面我做事做得快，领导也不一定会提升我的薪水，他也不一定会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自己光是跑送外卖的话，在限定时间里面把餐送到客人手上，如果我提供的服务好的话，他就可以提供我多一点的小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这显示传统性的工作吸引力不断在降低，以前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在厂区发生了十三连跳的高自杀率，说明了制式工厂管理模式跟现在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中的这种劳动密度很强的外卖等工作，无论从收入保障或是自身发展来看，也并不是真正年轻人的归属，特别是知识青年。
发达国家的今天是中国之明天？
陈云表示，该份报告总体看好中国的零工经济，是从一个整体视角，把中国未来定义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工作会很多，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她认为，中国零工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零工经济状态之间不存在必然性。
陈云说：“它需要打零工的这些人本身的人力资源要能改善，要有技能，真正成为一种技能型的、有创意型的，你才能去需要灵活员工的市场中找到你的工作。否则，不是说你的身份自由了，你就必然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本身这方面的技能和创意是很匮乏的，应试教育可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就是教大家刷题刷出来的，追求标准答案式的学习方式。”
陈云表示，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经济增数下降，又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每年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在不断壮大，在这种局势下应如何解决他们稳定生活和福利的问题。毕竟，零工经济在个人层面属低收入、低保障型，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较差，又非雇佣关系，因此变数非常大，这对知识青年的个体保障和福利也是很大的问题。
专家：正面溢出效应有限
陈云表示：“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经济型态对于全社会是不是会有正面溢出效应，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挑战是更大的。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自己原创技术，而是应用，对外部性的创新和产业结构上带动整体提升，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像是百度热心开发自动驾驶，但还没有很成熟，要说已产生正面溢出效应还言之过早。”
不过，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急着找份工作糊口的当下，对于劳动保障的权益似乎并非他们选择工作的首要考量。外卖小哥胡元说：“在我自己来说，我当然希望多一分保障，对我当然是好一点。但现在蛮多人去做外卖行业，我们之间竞争很厉害，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我当然也不希望工作时候受伤。刚刚你提到保障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只是现在你说到、提到了，然后我开始有点担心。我看看啰，如果继续做下去，我会问我的领班，到底我有没有好一点的员工保障。”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表示，不管工作内容有何层次上的差异，零工经济的劳工为了换取高报酬，工时相对来说会比较长；而外送人员为了抢单、抢快，可能引发交通意外的职业安全卫生方面也存在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不管是对失业还是对退休生活的保障也会相对不足。
零工经济从业人员三大风险
成之约表示：“对于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如果他不在一个雇佣关系之下，他存在的风险就是工时过长，甚至引发过劳问题，还有所谓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风险，还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来讲对这些人是不够周延、不够完整的。现在所面对的零工平台经济工作者，尤其是个人工作者，他如果不是受雇的话，即便他加入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这个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基本上都没办法代表他去跟平台业者去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或权益的保障。 ”
成之约主张打破这种必须在雇佣关系下，工会才能代表劳工去进行谈判协商的法规限制。他说，有些欧美国家把团体协商的制度定位在只要有利益关系跟利害关系下，工会就可以代表这些会员去进行谈判协商，即便并非雇佣关系。成之约认为，这个部分是团体协商制度在设计上可能要去突破的地方。
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零工经济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或许足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中国最重要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这种商业模式延伸出来的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还处于一个重视或注意的阶段，要真正做到超前部署，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