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向民营企业安插了更多数量的党员，切断部分民企获得贷款的渠道，还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民企进行全面政府接管。此外，中共还要求民营企业家要以“产业报国”，在政治上做“明白人”。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表示，近年来“国进民退”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令人担忧。
他说：“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倾斜，近几年尤为明显。我讲一个和融资有关的例子。为了摆脱原来以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讲资源转向高科技领域。但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因素、资源匮乏，以及前景不佳。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以外，私营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投资高科技。所以国企自然就成了国家科技兴国的依托对象，并在融资领域给予了很大优惠。相反，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尤其是条件良好的贷款，难度越来越大。据统计，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有大概57%的贷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35%的贷款流向了国有控股公司。三年以后到16年，国有控股公司贷款比例已经提高到83%，私营部门只有11%。也有研究发现，与以前相比，目前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和更低的利润，尽管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经常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以上。这些贷款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银行。这种做法产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呼吁竞争中立。”
《华尔街日报》12月12日的报道谈到中国政府强化对民营企业的管控。报道提到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指出这些举措反应中国高层的一种观念，就是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但却是无法预测而且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纽约的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习近平执政团队错误地把过去中国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权力不够，而非改革不够彻底。
他说：“当习上台以后，他们的策略是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之前，它要实行全面控制。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很多他的智囊和评论员都指出这个问题。但一个国家实行改革，它应该是在改革途中看哪一个路径最可行。我觉得现政府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迷信，认为过去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归结于权力不够，而不是归结于市场的创新力不够，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够，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导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习近平）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我们给他一些时间，给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震荡性的看法。但是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未来的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
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刘学鹏认为，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加大政府干预。
他说：“比如在2018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虽然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强调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而且这个决定还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应该是一种倒退。”
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并不是真正想扼杀民营经济，而是要加强对民企的管控。独立时评人虞平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毫无疑问将扼杀中国民营经济的活力。
他说：“明显地可以看到他（习近平）的做法是在高度的集中，权力收缩。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刚刚说了，他一方面要争权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市场能够焕发它的青春，能够恢复它的活力，能够创新。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试图来解放市场的垄断。他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又要去解放这个垄断的权力。他希望反垄断，看上去是用垄断的权力去反市场的垄断。是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去试图释放一个市场的活力。去分散市场的垄断权力然后导致市场能够成分地竞争。这样一个做法不仅是自相矛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是没有实现过的。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从措施上我们能看到，政治权力对私营企业组织形态的干预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在各个私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的小组，成立党的组织。甚至在外资企业里，也成立党的组织。过去我们说在这些企业里，成立中国式的工会，本身已经是非常过分的做法。它不能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因为中国式的工会是受党组织控制的。过去的做法还是个间接控制。你在外资企业里成立一个工会，然后由党的组织间接控制。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跳到台前控制。这样一个做法它的结果就会扼杀民营企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