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有幸在摄影师那里拿到了全套照片。
1996 尊龙重游故宫为尊龙拍下这组照片的摄影师叫郭建设，
是一个老北京，
曾经在《中国日报》中央组任首席摄影记者，
有机会拍下了大量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中国日报》是我们国家最早、最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之一，
郭建设也成了最早一批把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介绍到国外的人。
40年来，他从未放下相机，
在国内外屡获“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
“年度摄影人物”等摄影大奖。
11月底，一条在北京见到了郭建设，
一边在秋风中逛胡同，
一边听他讲述40年前老北京的日常生活。
“从这些照片就可以看出中国几十年的变化，
不光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
自述 郭建设
撰文 鲁雨涵 责编 石鸣
郭建设出生在河南，7岁进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54年。在他的工作室里，有足足七八个大箱子的照片和底片，留下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瞬间。
1996年，44岁的尊龙难得回到中国，希望在故宫留下一组肖像，那时距离他拍《末代皇帝》已经过去十年。是郭建设帮他完成了这个愿望。郭建设完全没有想到，24年后，这组照片会在网上突然刷屏。微博收获了上万转发，高赞评论写道：“你说这宫殿是尊龙的我都信。”还有人打探，尊龙的这组照片当年一共拍了多少张？能不能出个影像集，供大家购买？在《中国日报》中央组担任摄影记者12年，郭建设拍过英国女王，拍过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帮尊龙拍照只是他职业生涯里一次偶然的机会。
1982 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
1984 绿军装流行起来，风潮延续到90年代事实上，比起拍国家领导人、好莱坞明星，郭建设更感兴趣的其实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街头巷尾拍摄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创作高峰期，他平均一天发表1.5张照片，通过《中国日报》把真实的中国传播到全世界。也因为这些照片，他多次受邀在国外举办个人影展，还被评为“全球华人摄影十杰”。直到今天，他依然每天用一张照片记录生活。把现在的照片和过去放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就是横跨40年的中国巨变。以下是他的自述：
拍下珍贵的历史性瞬间， 是一个摄影师最幸福的事
1996年的一个深秋，我的好友宋怀桂女士联系我，拜托我帮她的一位好朋友在故宫拍一组肖像。我当时还没太在意，见面之后才知道，拍摄对象是演员尊龙。拍摄当天是一个阴天，故宫游客很少。我们一共也就拍了两个小时。他不愧是好莱坞的大演员，拍他真是省事儿。普通人你需要跟他讲怎么摆，还会有困难，咱不会做戏。但尊龙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你就找你演皇帝的那种感觉，我在一旁抓拍就行了。他就自个儿在那里转悠，思索，整个过程中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但他的那种形象、作态，的的确确是国际影星。拍完后，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就把拍完的胶卷冲洗出来，最后一共挑出来10张照片，去他的一个好朋友那把照片给他。拿到照片后尊龙非常喜欢，他说没想到演了皇帝十年后，还能回到这里，再留下和故宫的合影。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故宫留影。”
在《中国日报》任摄影记者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央组，经常需要去拍摄报道一些时政新闻和国家大事，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当选为国务委员，我领了任务去人民大会堂拍摄现场。一般来说，像这种会议照片是很难有所突破的。当时，我和众多记者一起在楼下第一排，虽然就在钱外长的正前方，但是大家拍出来的照片肯定都差不多。
1991 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我突然注意到，钱外长在部长席落座之后，先是回头和坐在后面的人握了下手。我就猜测，也许宣布他当选国务委员的时候，弄不好他也会先和这个朋友打招呼。于是，我牺牲了我在一楼的好位置，跑到二楼，从背面用一个长镜头对准钱外长。其实就是赌一把，看他会不会回头。结果那天真是运气不错，宣布当选之后，钱外长果然回头了。我立马按了三张，回到报社以后冲洗胶卷，第二天就登上了《中国日报》头版。那张照片就和当时其他所有摄影记者拍出来的都不一样。
1988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1997 故宫约会的青年男女
我的镜头始终对准普通人
《中国日报》第四版是评论版，都是很枯燥的评论文章。1983年，为了活跃版面，报社专门开设了一个《抓拍专栏》。在没有指定性采访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大街小巷拍摄老百姓的生活。《中国日报》是对外窗口，要把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介绍到国外。现在再回过头看当时拍下的这些照片，非常珍贵，很多场景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1983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
比如说天安门广场，那时候老百姓坐在金水桥上休息，是很自然的。
故宫也不像现在管理这么严格，好多人拉家带口的，坐在大铁门上，坐在大殿里，还有的席地而坐。有好多游客都是从边远地区来的，背着竹筐，或者打着背后卷。夏天太阳晒，就揪个荷叶当伞，头上缠着毛巾肚，冬天就裹着军大衣。
1985 朝鲜青年参观故宫
1983 故宫的游客
年轻人有在故宫谈恋爱的，在景点前面凹造型拍照。年纪大一点的，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就会趴在窗户上，看看里面的老物件。
故宫的外国人多，好多游客，尤其是农村来的，看到那么多外国人，那也跟看外星人似的。
1986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吴学谦（原国务院原副总理）参观故宫那会儿，天安门广场上，中学生会跳猴皮筋。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供暖，好多人还是烧蜂窝煤，长安街上都能看到骑着三轮车的送煤工。
1983 天安门广场跳猴皮筋儿的女学生
1985 长安街上的送煤工建国门立交桥是二环路上的第一个立交桥，现在是北京堵车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40年前，同样是上班的时间，去菜市场赶集的农民，骑着自行车，牵了几头驴，可以很悠然地走在建国门立交桥下面。
1984 建国门立交桥下赶毛驴进城的农民兄弟
1985年，八达岭长城重修的时候，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好几趟。当时修建的材料都是靠人工，一块砖一块砖背上去的。
我看了很震撼，拍了一组照片，这个题材当年还入选了世界荷兰新闻摄影大赛。
1984 重修八达岭长城时徒步背砖的工人
1989 慕田峪长城补妆的时尚青年还有一些老物件，在当时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过几十年以后，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什么城市的东西，这就叫符号。
1985 北京第一支专业服装模特队在北京饭店首次登台
1982 16块钱一辆的小竹车，不是每家都买得起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人以前带小孩都是用小竹车，就是竹子做的小推车，可以坐俩孩子，我们就管它叫“推了几代人”。
几乎每个北京人小时候都有坐在小竹车里的照片，我相信不管过了多少年，这张照片一出现，他们都知道这是北京。
1986 中国首届盲童夏令营
1986年，我的好朋友郑渊洁和盲人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首届盲童夏令营。盲童看不见东西，只能靠触摸来感受世界。故宫就对这些孩子就放宽了要求，允许他们走到汉白玉桥上，抚摸那些浮雕。
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夏令营的老师和武警战士们托着孩子，让他们可以摸到纪念碑四面先烈的浮雕。当时《中国日报》发表这组照片的时候，标题就叫做“抚摸历史”。
1984 北京 样板戏红灯记剧照 红色中国 “红色中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专题。中国人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红色的——大到国旗、国徽、古建筑，小到过年的红包，红色的春联，本命年穿红棉袄。
民俗里的红色尤其多，比如农村里结婚，窗户上要贴红色的喜字，窗台上经常会摆一排筷子，刷成红色，寓意就是“筷子筷子，快得子”。
1996 北京 红头绳
2001 北京 工人体育场热血球迷
我从2003年开始整理这个专题的照片。那一年，我的好朋友刘雷，是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的前会长，也是一个摄影家，有一天我们一起聚会，他就说想抽五年时间好好拍一个专题，叫做“红色中国”。我一听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拍的内容吗？回到家后，就把我几十年的照片中所有反映红色的都挑了出来，最后一共挑了近千张，全部洗成小照片铺在桌上。
一两张不显，上千张全是红的，连我都觉得震撼。一个星期后，我把刘雷叫来了，他一看到这些照片，立马说“我不拍了不拍了”。当年，我就用这些照片办了一个展览。后来又去了美国、巴西、法国。
有些西方国家的人可能认为这个题材很政治，但我的“红色中国”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它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和生活水平改善了以后，一种对火热生活的追求。
1992 陕北 安塞腰鼓队
1996 云南 西双版纳骑大象的傣家姑娘
2001 山西 大寨窗花剪纸陕西的安塞腰鼓，是很具代表性的黄土高原上的红色符号。腰鼓是红色的，红绸子一飘起来，尘土一扬起来，尤其是人多的情况下，非常震撼。
贵州的剪纸姑娘，用红色的纸剪了两个小喜鹊。
云南傣族的姑娘骑在大象上，坐垫是红色的，打着红伞……
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有“红色”不同的表现形式，所有照片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中国的国色。
1998 山西 村子里的新媳妇过年的时候，对侨办用这个专题印了几万本挂历，送给全世界的华人，也是图个吉利。
刘雷后来和我说：“我给了你这个题材，你得感谢我一辈子。”
确实如此，“红色中国”已经成了我永恒的主题，同行也调侃我，说我一看见红色就走不动道。原来整理组合出来的红色，和现在去重新拍红色，赋予这些照片新的意义，也是两个阶段。
1985 北京首届地坛庙会上的特大号冰糖葫芦 “指尖上的中国”和“厕所文化” 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手艺活儿，只要是用双手制造而成的：织布，剪纸，石匠，篆刻家，纳鞋底儿，我都把它归于手工艺。
之前“舌尖上的中国”的说法很火，我这个专题就可以叫“手指尖上的中国”。
1981 糊风斗
很多手工活现在已经消失了。比如“糊风斗”，过去老北京冬天取暖都生蜂窝煤，为了防止煤气中毒，就会在窗户上安一个“风斗”，外边的风进不来，但是里边的煤气可以放出去。现在取暖都靠暖气了，年轻人也许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词。
1985 修长城的瓦匠
1982 前门弹棉花再比如弹棉花。过去大家都盖棉被，两三年的棉花被必须要弹。现在大家都用蚕丝被，天然就又轻又软。
不过有一部分人还是喜欢盖棉花被，因为它有重量。这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生活标准的变化。
1982 云南 电影放映员
2013 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我也拍过大师级的手工艺人。景泰蓝大师张同禄，从八十年代，他还跟着他师傅的时候，我就开始拍他。
到后来他成了非遗的传人，现在他儿子又是他的传人，我相当于拍了他们三代人，这就是传承。
1995 北京顺义的简陋公厕“厕所文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专题，看起来很小，甚至好像登不了大雅之堂，却代表着老百姓生活的方便程度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像我搞摄影的，经常要走南闯北，最尴尬的就是厕所。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外宾来中国最头疼的也是卫生间，他们出去游玩，不敢喝水，就怕上卫生间。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各地的卫生间后，慢慢看到城市和旅游景点的公厕设施越来越好。
2006 辽宁 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生态公厕
2010 吉林 前郭查干湖冬捕在湖面上的临时卫生间比如说东北冬捕的时候，没办法在冰面上建永久厕所，他们就临时用围草搭一个简易的空间，但是外观又很漂亮。后来又有了流动厕所，在一个地方停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它开走，处理完以后第二天再回来。
2011 河南 巩义康百万庄园明清时期王爷家的卫生间我拍过一个河南的王爷府，里面是清代的厕所，那太讲究了，那是一圈椅。当然现在都用马桶了，先进程度没法比。
还有一个厕所我觉得蛮有意思。是一个施工队的临时厕所，就是一个坑，但旁边也会放一大缸水，弄一瓢，也变成了水冲厕所。在没有足够条件的情况，尽量让厕所一样干干净净的。
1981 盛夏时节人民日报社院内的职工游泳池 40年来我从未放下相机
从八十年代算起，我拿相机已经有40年了。拍摄生涯里也发生过一些神奇的事情。
1984年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偶然路过北京朝阳区的交通管理队。那个时候摩托车不多，开摩托车也要考驾照。
我路过的时候，正好在考摩托车本，一个男青年在骑着摩托车钻杆，后面考官坐在小椅子上，一群人围观。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就拍了一张照片，报社第二天《抓拍专栏》也登了。
1985 考摩托车本的男青年没想到的是，二十年之后，广东美术馆收藏了这张照片，展出后，被照片里那个男青年的发小看到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个男青年其实是杨大洲，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也是一个大摄影家。我们1988年认识的，还一起到处采访、拍照。
1984 电视机钟表服务部前路人正在观看国庆阅兵式
1985 房山十渡路边卖北冰洋汽水的小贩
不过我拍照的时候，我们俩还不认识。那时候他刚出完车祸，在床上躺了一年，恢复以后先考摩托车驾照，再考汽车驾照。考摩托车本的那天刚好我路过，给他拍了这张照片。
照片现在他已经题字了，说“人在车在，活到现在”。北京第一批考过摩托车驾照的，几乎车都不在，人也不在了。所以说这张照片简直就是真成故事了。
1982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学生
1985 西单菜市场买菜的女孩儿
1994 北京体育大学内备战远南运动会的残疾人运动员我总结自己的摄影生涯就是：30年前拍摄，是为了发稿；20年前拍摄，是为了获奖；10年前拍摄，是为了张扬个性；现在拍摄，则是因为摄影本身。
1984 柬埔寨前线铁丝网后的百姓
1984 柬埔寨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妇女运输队最开始当摄影记者的时候，我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当时还有个称号叫“灾难记者”。小到刮风、下雨，大到中原大旱、大兴安岭火灾、柬埔寨前线，我是一个不落，一直冲在一线，总想证明自己。
1998年我以后离开媒体，成为自由摄影人。没有拍摄任务，没有急着要发表的照片，我最关注的就是日常生活。
从2017年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用相机记录，每天选一张照片。今年尤其特殊。
年初的时候，平时到处都是人的朝阳公园、蓝色港湾，冷冷清清，偶尔有几个环卫工人。这种疫情造成的特殊画面，也很难得。
2020 疫情之前一年一度的北京百姓过年大集
2020 疫情之后的北京摄影不能太有功利性，你生活在这里，就必须要关注它的变化。随着时间的跨度越来越大，这就是书写你身边的历史。这个历史小了，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城市的，往大了说，就是一个国家的。
只要我还拿得动相机，我就会一直记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