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时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为此结果下台，其内政大臣特雷莎·梅（Theresa May）于同年7月接任首相，直到2019年6月辞职前，特雷莎·梅经历了2次不信任投票，并先后提出3份脱欧方案，盼以“软脱欧”形式解决僵局，却遭工党与党内“硬脱欧”派否决，最后只能黯然下台。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在任期间曾与欧盟连成脱欧协议，惟她的方案在英国国会三度遭到否决。图为2019年5月，特蕾莎·梅宣布将会辞职，讲话期间难掩情绪波动。（Getty Images）
2019年7月，前外交大臣约翰逊（Boris Johnson）成了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其虽曾表示“不排除无协议脱欧（No-deal brexit）”，但眼看时限迫近，也只能在一路跌撞中，推动谈判前行。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由此开启11个月的过渡期，却随即遇上疫情，谈判自要让位防疫。如今12月31日过渡大限将临，双方依旧存在重大分歧，“无协议”之说再度甚嚣尘上。
回顾这场“拖欧大戏”起源，虽有本土疑欧意识作用，也受新自由主义危机催化，但真正启动程序的关键，仍是2016年的全国公投。这场活动看似为民主的精神展演，实是政客机关算尽后的弄巧成拙，更在后续一系列政治攻防下，让英国经历了长达4年的原地打转，不仅催发资金与企业外移，更令英镑急遽波动，脱欧也由此霸占英国政坛，屡屡排挤其余议程。即便最终协议得见，伦敦的金融地位也将随英国剥离欧盟而下降，后续影响不言而喻。
由大西洋彼岸回望东亚，台湾虽也关注脱欧进程，却总在一厢情愿的幻影中迷走。各式论述以“脱欧”为皮囊，引渡骨血里的政治要求，往复之间，台湾彷佛借鉴了历史经验，实则在类似困境中越陷越深。
2020年12月8日，英国首相约翰逊离开伦敦唐宁街10号，前往外交、英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参加内阁会议。（AP）
台湾如何论述脱欧
2016年脱欧之初，台湾舆论场受到英国的“公投圣光”感召，荡漾着鼓舞与反思的浪潮。彼时多数文章论及此事，尽将英国形塑为“民主的完美范本”，认为台湾膜拜之余，应务实效法，原因无他，“脱欧”的争议性使然。
平心而论，“维持自主”在英国政坛虽是陈年议题，涉及规章建置的“脱欧”议程却非人人可触，一来其所需专业门坎极高，二来所涉事务面向甚广，故本就不适以公投解决。然而台湾舆论正是锁定了前两大关键，“反向思考”，认为如此高专业需求的重大争议，竟也能诉诸全体民意，英国的民主程度显然“突破天际”；反观台湾，正是因对公投“处处设限”，致使民意难彰，故才始终难除“威权遗毒”。
在此脉络下，台湾涌现了鼓吹公投的声浪，认为诸如核电、证所税、退休金改革与筹措长照财源等，皆为台湾社会悬宕已久的重大争议，应参照英国脱欧的“直接民主”，以公投解决；甚至有舆论将英欧与两岸关系相对照，认为庞大的“欧陆经济体”进逼英国，正如大陆企图统战台湾般，这场“世纪公投”刚好能为台湾提供示范，或有一日，台湾也能借公投决定两岸关系走向。
台湾第一座核能电厂1号机组已届满除役，这个运转长达40年的机组走入历史，但同样已长达近40年的台湾反核运动却仍未停歇。图为核一厂2011年间，于日本核灾后开放参访。（中央社）
舆论发展至此，早已泛出了原有的英国脱欧框架，无数话语尽遭民族主义的黑洞吸纳。故在“以公投解决两岸关系”后，又出现了“脱欧公投虽值得效仿，但统一要求无权为之”的呼声。这般论述虽肯定公投与民主的至高无上，却增加了但书：正因欲保台湾民主，故要限制可能摧毁民主的一切途径，统一自是首位之恶。
如此言说，看似仍以民主为核心，实已渐窜极化政治火苗：面对经济与治理困境，政府短期难改大局，社会则沉浸于虚无的集体逃避中，群众也在潜移默化间，盯上了当权者所标举的特定群体，并视其为内部恶疮、集体之敌。在脱欧时的台湾，其名为“支持统一者”，如今则已演化出“中共同路人”等新称。
从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欧一事开始举行全民公投至今，已耗时4年5个月。（AP）
精英与民众的相互绑架
换言之，英欧关系究竟如何、公投是否就能实现台独，其实皆非此派论述支持者的关注焦点，公投在其看来，与其说是民主的体现，不如说是羞辱、区别“内部敌对势力”，以凝聚所在阵营向心力的工具。人们嘴上对“脱欧”夸夸其谈，看似关心国际，实则不过欲巧立名目，以发展反中的民粹新论述。
在此氛围下，尽管英欧关系与两岸脉络天差地远，台湾社会仍能一厢情愿，将欧盟等同中国，并借公投通过后的诡异余温，跨海自怜，同时动员内部仇恨；即便脱欧歹戏拖棚多年，可谓狠甩赞扬者们满满一耳光，更被诸多学者、媒体评为教科书级公投灾难，台湾舆论仍能若无其事来个急转弯，于2020年总统大选时，将沉寂已久的脱欧公投请出骨灰坛，以英国老年人投票率高于年轻人为宣传动点，大肆渲染“保守老韩粉”与“进步青年”的对立论述，鼓吹青年返乡投票，以免台湾重蹈英国覆辙，“被头脑不清楚的老人毁掉未来”。
2020年1月9日晚间18时，台湾大选，韩粉人潮航拍图。（楊家鑫/多维新闻网）
平心而论，脱欧公投中的青年投票率确实较低，然而台湾舆论也未能洞察到，这场灾难的源起，不在投票的人群分布，而在英国精英与民众的相互绑架。脱欧提案由保守党提出，其眼见鼓吹脱欧的英国独立党于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大胜，便孤注一掷，将脱欧公投当作选票吸尘器，顺道增加对欧谈判筹码，却弄巧成拙。而之所以会有此发展，主因便在其低估了民众的易煽动性，不仅在选举期间放任各式假新闻漫天飞舞，诸如约翰逊等政治精英更是带头鼓吹脱欧，以致铸下此般结局。
根据《经济学人》调查显示，公投提案成形前，认为脱欧为“急迫政治问题”的英国民众仅有10%，公投成案后，此一数据在短期内急速飙升至50%，足见精英的最后催化效果显著。但结果出炉后，便轮到精英们骑虎难下，只能被民意一路拖行向前。如此态势，恰似经历次次选举后的台湾社会：精英们于选前大肆煽动反中民粹，却在选后受民意裹胁，仅能继续佯装强硬。往复之间，民粹的土壤愈发厚实，台湾的回转空间却日渐狭窄。
2020年1月31日，庆祝英国正式开始脱欧的民众。（AP）
从赞扬公投到想象以此独立，从想象独立到禁止统一公投，从避谈脱欧到用以鼓吹选举，台湾舆论看似将脱欧议题玩弄于股掌，任意剪裁、随意嫁接，实则与英国步上了相似的命运：内部产业转型受挫、国际地位不如过往，政治精英遂炮制特定议题以催化选票、巩固权力，却也注定要受民粹力道反噬。
眼下英国悲剧已铸，台湾则仍在狂飙的酣畅中。但正如保守党的机关算尽禁不起一点万一，台湾若止不住自毁的步伐，恐也将在某次高潮后，换来悔不当初的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