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多个香港媒体或西方媒体工作人员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并遭致抓捕。这可能说明媒体是中国国安重点盯防的区域。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命运正在受到各方关注。2020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通过，12月3日黎智英因被指控欺诈被拒绝保释，首度被收押。12月11日，黎智英被警方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成为香港首个被控此罪之人。
各届正在热议黎智英是否会被交于内地审判。根据香港国安法第55条，若案件涉及“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等3种情形，港府就可提出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或可交内地审判。
美国彭博社12月11日发出声明称，其北京办公室的中国籍雇员范若依（Haze Fan）在12月7日遭便衣执法人员带走。中国外交部回应此事时称，“中国公民范女士，依据有关中国法律涉嫌从事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已遭北京国安局拘留。”
据彭博社透露，范若依在被带走前，于当天上午11时30分与他的一位编辑有过一次接触。
西方媒体工作人员在中国被捕的案例不在少数。2020年8月14日，中国政府通知澳大利亚，一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V）的澳大利亚籍记者成蕾在北京被以监视居住的方式拘留。9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披露成蕾“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提前报道了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交接，其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随后被逮捕，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2007年9月刑满获释。
媒体能够危害一个国家的安全吗？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应该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中国香港在过去多年历经“占中运动”、“修例风波”，局势动荡。尽管已经回归中国20余年，香港始终无法实现人心的回归，对内地的歧视与排斥却比以往更甚。香港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和有意引导，甚至是能够左右香港舆情，干涉香港政治进程，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例如，“修例风波”在香港又名“反送中”运动，而该名正是源自黎智英旗下媒体《苹果日报》的一个新闻标题。
很多西方媒体被认为对中国的报道不太友好，也有失客观。这些在国际舆论中拥有巨大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其文章风格既夹杂西方对非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又延续了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进攻态势，构建起了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近年令中国政府感到十分不满的一点是许多西方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报道时所采取的不客观、不专业态度，引导舆论归罪中国，严重恶化了外界对中国的观感。
另外，中国境外还存在一些长期持反华立场的媒体，近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大行其道，针对中国的“诛心之言”逐渐进入主流话语圈。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记者魏玲灵在解读中国政治动向，并论证其所谓中国政府加强对私营部门控制观点时，将中国官员所说“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市场主体”一词翻译为“市场核心”。但在中文环境里，“市场主体”是指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即商品进入市场的监护人、所有者，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非国有企业。魏玲灵的解读因此招致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对。
很多美国媒体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反对者”。 （AP）
媒体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被视为“第四权力”。通过对在中国香港近年政治运动，以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媒体的表现可见，“第四权力”已经展示出了对社会政治的不容低估的影响力，而其客观中立性则明显有所偏颇。
媒体既能传播信息，揭示真相，为执政者的内政外交提供重要参考，也可能被舆论裹挟，被利益集团利用，进而被用来蛊惑舆论，影响政治进程走向。
2020年11月中国宣传系统发出“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声音，再到境外媒体记者涉嫌国安问题被拘捕，可见中国政府对媒体的重视，以及对媒体“第四权力”缺少制约与监督，甚至可能威胁中国国安安全的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