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上有个话题被人们广泛讨论,那就是南北差距的问题。

起因是快到年末了,全国各地都在公布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

由于疫情的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世界一片哀鸿中,中国的GDP逆势增长。

如此成绩,固然可喜。但在一份榜单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在GDP前十强的城市里,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都抗住了最大的经济冲击,保住了前十的位置。

然而,曾经力压武汉的天津,却第一次意外地跌出了前十。

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全国经济前十强里,北方城市将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趋势尤为明显——北方城市节节败退,南方城市不断超车。

如果按人均GDP来算,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的中国高收入城市排行榜显示:以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为标准,23座城市中,北方城市仅有5座。

即便是拥有行政力量中心的北京,近些年也尤为乏力,被无锡、苏州和南京赶超。



南北的经济差距,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了。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曾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中国之人口分布》。

文章的末尾,他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一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瑷珲,一头是西南云南的腾冲,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



这时,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边,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36%,人口占96%;线的西北边,面积占 64%,人口却只占 4%,严重不平衡。

到2010年第六次普查时,东侧人口占93.7%。70多年间,国内经历了如此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仅仅减少了2.3个百分点。

不得不令人感慨,胡焕庸线的魔力。

胡焕庸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是边塞苦寒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是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界线,也是农业与牧业生产区的分界线。

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几乎都在胡焕庸线以东。

到今天,在胡焕庸线内部,诞生了一条比胡焕庸线更重要的分界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其团队已发布过十多次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北纬31度以北的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下降,而北纬31度以南的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上升。



在中国的地图上,北纬31°正好穿过长江流域。在倪鹏飞看来,北纬31°就是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江防线”。

过去长江防线侧重于军事战略,今天却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

长江防线以北的城市,正在加速黯淡下去,而长江防线以南的城市,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北方的掉队,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靠着国家投资,凭着一个个大项目,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在消费、科技与互联网尚未爆发之前,北方依然可以用资源与政策优势,与南方一争高下。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方的经济还热火朝天。

1996年7月,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而且,济南市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三年后,马云、李彦宏等互联网新贵才开始他们的新时代的征途。

1998年,位于青岛的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通过持续兼并整合,产品已达几十个。

海尔对兼并的企业,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用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从而把兼并企业做强。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休克鱼”。

凭借休克鱼理论,张瑞敏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1999年,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位列榜首。

在另一边,“煤老板”已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词,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疯狂扩张,简单粗暴的致富模式,被称作“家里有矿”,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被常常用来调侃人。

那时,以香港为样板建设的大连,有“北方香港”的称号,工商业发达、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十,是北方一颗冉冉上升的明珠。



不仅如此,北方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明显多于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抚顺、齐齐哈尔、包头、淄博等非省会城市。

现如今的厦门、苏州、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一直属于东北,直到2009年,才被东部沿海超越。

千禧年后,时代轰然变化,太平洋的风吹来,南北各自调转方向。

谈了十五年,中国终于入世。温州、东莞、佛山等一些普通小城,借助外贸的风口逆袭成功。



南北中国,也在时代的浪潮下转向了不同的方向。

198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去日本考察,在京都产业大学时,他被该校的教授小岛朋之问住了。

因为他的问题十分尖锐:听说贵国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很关注,请介绍一下。

小岛朋之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从1988年9月起,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广泛报道这次事件,大洋彼岸的读者们,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

国内的大小媒体,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非。

什么是“蛇口风波”呢?

1988年1月13日晚,深圳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内,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各自在关于青年教育的演说中成名,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燕杰、曲啸与彭清一。



这场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会议没有中心议题,开始时,主持人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

三人对深圳都寄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意外,会议大概会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此时,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曲啸回答:“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

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就是“淘金者”这个词,平地一声惊雷,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质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回答:“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

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这位青年不同意曲啸的观点,另一位青年干脆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

双方持续交锋,尺度越来越大。

一位青年尖锐地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

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990年,外籍人士在海滨浴场玩沙滩排球

彭清一说: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

于是,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谈会后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被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

《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将双方尖锐的态势呈现给世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信息很快扩散到全国,连被南方青年直呼“沉闷”的北方也活络起来了。



《天津青年报》、《新观察》半月刊等媒体纷纷为蛇口青年站台。

随后,《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

从8月到11月,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甚至有的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人民日报》还披露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对此事的评论:“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因言治罪的事情。”

从此,全国的青年吃了一颗定心丸,愈发坚决地奔赴深圳创业淘金。

与之相对比的是,前段时间,有条新闻惹人注目:网曝雪乡宰客,烤肠15元一根引游客吐槽。

为此,《黑龙江日报》发评论为雪乡鸣不平。



吃与不吃是游客的选择,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作者最后这样说:“除了喊冤,必要时,还得让喷子切身体会一下什么叫‘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在很多人眼里,南北的真正的差距在于思想意识。“投资不过山海关”之类的话,也广为传播。

北方官僚,南方自由,这样观点尘嚣日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固有成见,连带着认为南北经济的不同也是因为观念的区别。



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出口替代战略,国家宏观开放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沿海特区和14个对外开放城市,基本奠定了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

沿海开放城市最先成为承接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地方。

到1998年,它们的GDP总量占全国的17.74%,整个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全国的85-90%。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为横轴”的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格局。

此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东西差距或许较大,但南北之间尚能维持平衡。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多轮经济刺激,全面进行基建,再造房地产热潮。

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北方工业本有优势,可惜过度刺激下,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也越来越不适应供给侧改革。



2011年开始,以煤炭为主的大宗商品暴跌,依赖传统重工业和资源的北方经济受到重挫。

2013年开始,东北城市的经济陷入寒冬,2018年后,天津、山东相继失速,北方经济一蹶不振。到2018年底,北方地区经济占比下降到38.6%。

另一方面,投资、出口、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北方却陷入投资的单一路径,出口赛道本就不如南方,消费上也落于人后。



今天,消费成了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气候。

试想,北方天寒地冻的日子,连出趟门都举步维艰,哪有余力和心情来进行消费呢?



人类历史上,气候一直都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热和极冷,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在农耕时代,温带地区率先发展起来。

在过去,冷比热更容易驯服,王朝也多定居于中原和北方。科技革命后,空调被发明出来,热反而比冷更易解决了。

李光耀曾说,如果没有空调,新加坡就没有今天。

南方一年四季,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开工运转,而北方冬季气候寒冷且夜晚漫长,别说人了,就是机器,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也难以稳定运行。



东北的老铁从钢厂下岗了,搞搞副业,支个烧烤摊,也只能弄上大半年。武汉在钢厂失业的工人,就可以随心所欲摆上一整年无压力。

全世界的北方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除了中国东北,美国五大湖区,中国东北,德国鲁尔区,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等,都沦为了工业铁锈带。

如果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了。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运已成全球贸易的最主要运输方式。

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促进会统计,按重量计算,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按商品价值计,则占贸易额的70%以上。

海运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成本优势。而且,船舶可以运输超大、超重的物件,打破了尺寸、重量等方面的限制,汽车、火车和飞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入世后,南方的城市因为航运便利,迅速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



北方当然也有沿海港口,但却不如南方。

一来,因为气候原因,某些港口冬天会有冰冻期,船舶行驶困难,不能使用。

二来,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里,可以看到:主航道基本集中在南方港口,因为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距离更短,速度更快,成本也最低。

借助海运,南方城市还可以爆发一个技能,那就是江海联运。

长江干线形成了三大航运中心、5个自由贸易区、22个主要港口和26个水运开放口岸。



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不要说南京、武汉,就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都能驰骋万里,轻松度过万重山,通过上海这个出海口,涌入世界。

北方的黄河,由于泥沙大量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处处都是“地上河”,通航条件非常差。

多重因素下来,北方就被扼住了咽喉。

南方的淘金故事仍在继续,而北方的节奏慢了一拍,但这绝不是人的原因,盲目地认为这是人的原因,就好像外国人一度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创造力就是不够一样。

在十四五计划中,有这样的表述:“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都在为南北差距着急。



2018年5月,发改委原副主任在公开场合表示,南北经济差距太大,去年“南方GDP实现52.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1%左右,是198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相应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

在过去,经济重心的南移,既有市场自发的影响,也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如果真要协调发展,显然需要政府的布局。

“一带一路”的倡议要尽快落实,新亚欧陆桥经济带建立起来后,将横贯东西,北方大陆的城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兰州、乌鲁木齐会连接成一条线。



北方气候寒冷,但对云计算来说正适合,在东北地区、华北和西北地区,建设世界级的云计算中心,未尝不可。

今年中美对抗不断升级,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让世界都面临一场大变局。

对中国来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战略装备等领域,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正好是北方的优势。

北方城市的功绩不可磨灭,在过去的时代,东北构建了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西北是为大陆戍守边疆的咽喉,山西则为全国源源不断输送“工业粮食”。

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

现在,北方因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承受了经济衰退的阵痛,我们也需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思考问题的出路和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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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山东经济发展真相 》时代壹周刊

《“蛇口风波”》人民日报

《“蛇口风波”始末》马立诚

《中国南北差距已经到了最严峻时刻》智谷趋势

《十四五规划背后:北纬31度惊现“长江防线”,守不住将对中国经济不利 》智谷趋势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天平怕是难以南北平衡了》中国城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