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对低管制、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一直是西方的主导性经济模式，并这个「经济福音」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传播到五洲四海。
假设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第一次大挑战，那么2020年的危机可能敲响了它的丧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由主义政府未能保护其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这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最近，世界贸易组织（WTO）爆发了一场斗争：以印度和南非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要求破例放弃大药厂持有的专利、商业秘密和垄断，以帮助所有国家尽快获得他们能负担的疫苗。然而，以美国、英国和欧盟为首的富裕国家却一再阻挠这一提议，声称知识产权是公平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基础，应该予以维护。
这场辩论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者在这场疫情中所处的尴尬境地：由于他们相信捍卫企业的盈利权永远是正确的，他们被迫捍卫大公司在「封城」期间裁员时继续向股东支付巨额股息的权利，或者捍卫制药公司对其救命药物收取天价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50年的统治
今年9月13日是「佛利民学说」50周年纪念日，该学说以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父、美国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名字命名。 1970年9月13日，佛利民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按照佛利民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富裕的企业相等于富裕的社会。
佛利民的思想出现的同时，美国正在放弃金本位制，越来越依赖其美元霸权。由于美国开始指望其公司和资本的流动来保持全球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为对华盛顿甚有吸引力的理念。
1970年9月13日佛利民在《纽约时报》发布他《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的著名文章。 （纽约时报）
从那时起，「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其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想法——就成为主流经济思想的基本原理，并演变成一系列很少有国家敢于偏离的经济原则，譬如，认为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公共开支以管理债务、政府唯一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推动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多的贸易协议，或者认为凡是对企业和企业家有利的政策，对整个国家也有利。
这些原则通过政策和法律方式的实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提高竞争力的目标导致了低管制并弱化劳工权利。减少财政负担的目标导致了私有化的浪潮或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预算大减；这也是欧盟在过去十年中强加给其南方成员的紧缩政治背后的逻辑。在外交政策上，为本国企业赢得合同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唯一目标。
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没有受到批评。十多年来，指出这理念的弊端的声音此起彼伏。此前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曾担任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行政总裁的韦尔奇（Jack Welch），在2009年著名地宣称，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
最近几年，西方开始面对反紧缩政策的民粹主义浪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声音就变得更加响亮。 2017年，有两位哈佛商学院的杰出教授已直指，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假设上有缺陷，在法律上有困惑，在实践中有损害」。最近，推动「新的社会契约」、「更平等、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将「人和地球置于全球价值创造的核心」等建议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商业论坛上，从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到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都有。
然而，尽管有这些批评和明显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范式。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尽管他本人努力促进更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但企业界从疫情发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在继续向股东支付股息的同时，毫不犹豫地解雇了成千上万的工人。
新自由主义的黑暗面
为什么对新自由主义的许多批评都未能使它失去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模式的地位？答案与继续维护它的民主政府的政治性质有关：这种经济问题根本无法吸引选民的注意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像任何经济政策一样，最终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事实证明，聚集推翻新自由主义所需的政治动力，就像指望企业自我改革一样困难。
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普及了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当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最终进入政治主流时，这些思想却被民粹主义政客和民族主义情绪所滥用，未能解决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问题。通过指责「中国偷吃我们的午餐」来当选，确实比对经济理论进行复杂的论证要容易得多。
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公民大会首次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
然而，当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发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社会突然被迫承认它们对全球价值链和私有化卫生系统的依赖，而这些系统无法应对这次危机。突然间，复杂的经济争论变成了非常简单的生死问题。
当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发时，突然间，复杂的经济争论变成了非常简单的生死问题。
当个人防护设备在疫情开始时成为稀有商品时，公民们眼睁睁看着地方和国家政府被迫在全球市场上相互争夺口罩和呼吸机，有时甚至不惜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转移原定运往邻国的货物。当春天全球第一次面对封锁政策时，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看到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在危机时刻并没有表现出团结，而是着手大规模裁员，取消承包商的合同。随着危机的持续，当广大工人的生活只越来越艰难时，没有人能够忽视每天宣布贝索斯（Jeff Bezos）和其他超级富豪资本家在疫情期间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新闻头条。
最近围绕着药企知识产权如何延迟贫困国家获得疫苗的争论，只是自由主义公司和政府一连串不光彩的行为中的最新例子，这些行为将新自由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Amazon创办人Jeff Bezos。拥有Amazon 11.1%股份，在疫情期间增聘175,000位员工，势不可挡。单是去年便增长$3,800万美元万美元，现时身家总值$176亿美元。 （gettyimages）
新自由主义的疫苗经济学
2020年疫情爆发后，把危机管理交给「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处理的荒谬性再也不能被掩盖了。疫苗的经济学更能是争论这一点的最好例子。
佛利民认为，企业的唯一职责就是追求利润，是因为他还认为，企业不得不遵守自由和公平竞争的规则。他特别认为，一个公司应该永远是「规则和价格的接受者」（rule and price takers），即不能操纵市场价格或政府法规来增加利润。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明，这种信念在现实中是多么的误导：「鉴于其规模，企业作为价格的接受者的概念是荒谬的...最重要的是，企业不是规则的接受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它们通过政治手段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规则。」
目前围绕在世贸组织上关于药企知识产权的争斗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还在的话，佛利民很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当代最大的制药公司是如何利用其规模和游说力量，使任何没有数十亿美元来推进研发和经过漫长的监管审批过程的对手，几乎不可能进行竞争。他肯定会不赞成这样造成的准垄断，让像瑞德西韦（Remdesivir）背后的美国生物制药巨头吉利德科技（Gilead Sciences）这样的公司可以随意决定价格。
美国药厂吉利德（Gilead Sciences）拥有瑞德西韦的专利。图为2020年4月29日，瑞德西韦位于加州（California）的厂房。 （Reuters）
根据《纽约时报》最近一篇为印度和南非在世贸组织的提案辩护的报道，2019年初当吉利德科技公司在巴西获得丙型肝炎突破性治疗的专利时，它将对巴西公共机构的价格从每粒16美元提高到240美元，涨幅达到惊人的1400%。相反，假设巴西无视该公司的专利，改在当地生产仿制药，每粒仅需花费8美元！如今，美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的行为，是让疫苗龙头企业可以采取与吉利德科技公司完全一样的行为。
真正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可能会指出，这些国家维护药企的利益只是在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大多数大药企的总部都在美国和欧洲。事实上，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药企，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允许企业将利润转移到爱尔兰和瑞士等宽松的司法管辖区，美国等国家每年都会因为药品贸易逆差而亏损。根据经济学家加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估计，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税收政策，美国政府每年损失近700亿美元的税收，占所有企业税收的20%。
祖克曼研究团队做出的图表显示，2015年欧盟因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而损失的企业税收金额。 （gabriel-zucman.eu）
末日的开始
诚然，政客们仍有可能继续通过迎合民粹主义的价值政治来回避其经济政策的明显缺陷——特朗普在灾难性地处理疫情后在美国大选中的意外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面对这场疫情，各国政府已经重申了公共支出和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在欧洲疫情之初，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al Macron）就重申了保护公共部门的重要性，推翻了他之前对私有化的立场。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违背了新自由主义的紧缩建议和债务管理的最佳实践，譬如欧盟在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下通过的7,500亿刺激计划。
在这场疫情中，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成为公认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而美国新政府现在几十年来第一次承认，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美国人民有利。如今，比起促进企业家主导的「滴漏经济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拜登更注重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人们对反垄断法和全球税制改革的重新关注，也在美国和欧盟凝聚成一种新的经济共识，与新自由主义教义背道而驰。
在这场疫情中，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已经不再是商业圆桌会议和学术辩论的问题，而是成为公认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疫情对公民最宝贵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这将使政治家们很难继续「一切照旧」。
很多评论者都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妨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
BioNTech拟增加疫苗产量 料2021年初供应欧洲
美国辉瑞制药厂（Pfizer）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已先后获英国和美国批准使用。 BioNTech行政总裁萨欣（Ugur Sahin）12月11日表示，公司正就增加2021年疫苗产量努力。
萨欣11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指公司和辉瑞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会是增加疫苗生产以应付庞大的需求。公司已表明，会在2021年生产13亿剂疫苗。萨欣称：「生产13亿剂疫苗是计划底线，而我们正就一个扩大的计划而努力。」
他又指，自己预期两间公司会在12月结束前取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有条件的许可，并可以在2021年初开始于欧洲国家推出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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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巿再禁室内堂食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州长科莫（Andrew Cuomo）12月11日宣布，纽约市将自14日起再次禁止室内堂食，外卖和室外堂食则不受此限。
纽约巿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态支持科莫的决定，并发表推文称：「这是痛苦的。这么多间餐厅正在挣扎。但是我们不可以允许这个病毒在我们的城市复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