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统一台湾的问题，尽管最近几年以来“武统”之声甚嚣尘上，在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极大，但中国官方始终对此持开放态度，既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争取“和平统一”，也不放弃“武力统一”的最后解决手段，球在台湾当局及台湾人脚下。中共在“解放战争”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大城市的模式可资参考。
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大城市的模式可以为今天统一台湾提供借鉴。图为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前排中）与毛泽东（前排右）合影。（Getty）
绥远模式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最津津乐道的“解放”模式即是“绥远模式”。绥远即今内蒙古中部，源于清朝驻防八旗之一的绥远将军，以归绥即今呼和浩特为省会，所谓归绥即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与绥远城（呼和浩特新城）的合称。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绥远由晋绥军傅作义部控制，傅作义原为阎锡山部将，控制绥远后逐渐脱离阎锡山，傅作义部绥军与阎锡山部晋军合称晋绥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身份负责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日军受降事宜，后因攻占中共晋察冀根据地首府张家口受蒋介石器重，1947年组建负责河北、绥远、山西、察哈尔、热河五省作战的华北剿总时力主傅作义出任剿总司令，绥远由傅作义部下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控制。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为争取绥远和平解放即停止了对董其武部的进攻，并后撤脱离接触、改称呼董其武部为友军，毛泽东七次邀请傅作义谈话推动绥远和平解放。最初董其武对傅作义率部起义不理解，亲自微服前往北平面见傅作义，傅作义告诉董“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从1949年3月23日至5月28日，经过两个月谈判，中共与董其武达成《绥远和平协议》，9月19日董其武正式宣布绥远起义，中共兵不血刃接收了绥远。
绥远和平解放后成立绥远军区，傅作义兼任司令员，起义将领董其武、孙兰锋为副司令，董其武部改编为解放军第22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后曾参加朝鲜战争。1955年中共授衔时，董其武获授上将军衔，成为中共57位开国上将之一，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在与傅作义的谈话中曾对“绥远模式”有一个定义，“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路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绥远模式”展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最大诚意，对于中共与董其武而言可谓最好的结果，堪称“和平统一”模式中的“上上策”。
北平模式
中共另一个津津乐道的“和平解放”模式即是“北平模式”。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坐拥60万军队，面对中共华北野战军及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处于绝对劣势，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中共只得以武逼和。在张家口、新保安，先后消灭了傅作义晋绥军嫡系的孙兰锋11兵团、郭景云35军、安春山104军，又攻陷了天津，使北平成为一座孤城。北平守军30余万人中，傅作义嫡系晋绥军仅剩下剿总司令部直属的101军，其余两个兵团均为蒋系中央军。
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1946年至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傅作义最终下定决心起义，将蒋系中央军将领第4兵团司令兼北平城防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等礼送南京，从而使北平这座古都免遭战火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官至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然，作为傅作义老部下、在天津被俘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对傅作义将自己当“垫脚石”一直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地骂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1959年特赦出狱后，陈长捷被安排在上海市政协工作，后在文革中自杀。
长春模式
相对于“绥远模式”的“上上策”，“北平模式”只能算是“上策”中的“中策”，终究还是实现了和平解放，相比被冠以“和平”之名却无“和平”之实的“长春模式”要好太多。
长春位于东北中部、哈尔滨至沈阳铁路线上，曾是伪满洲国首都，到1949年时已经成为国民党在东北控制的最北城市，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率10万余人防守。依托日伪时期遗留的防御工事，建立起要塞式防御体系，号称“防务坚冠全国”。1949年春，中共中央同意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先打长春，但在初次交锋后林彪的决心就动摇了，为避免攻坚造成大量伤亡转而实施长期围困战略，对长春实施军事与经济双封锁。
1949年10月锦州被中共攻克后，长春守军或投降或起义，郑洞国自杀未遂后投降，但被给予“起义”待遇，中共实现了长春的“和平解放”。然而，在长达150余天的围城战里，因粮食短缺长春城内外上演了一幕人间惨剧，50万长春居民中约12万人死于非命，对于他们而言何谈“和平”。郑洞国后官至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冲击，但他后半生再未去过长春，自觉有愧于长春人民。
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苦撑东北危局的国民党军（请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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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模式
“武装解放”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的主流，但同样也有上下之分，“上海模式”可以被视为“武统”中的“上策”。在渡江战役前，中共就决定尽可能完整地接收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为我所用”，从东北、华北、华东抽调人员组织了上万人的分门别类的接管队伍，并一再强调待接管工作准备完毕后再行攻取上海。
在战争策略上，中共也通过强攻吴淞口、绕攻浦东将上海城内的守军调出，避免了城内发生大战。当发现强攻吴淞口要塞伤亡太大时，主动放弃强攻，给上海守军留出了一条生路，最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正是率五万余残部乘船由吴淞口撤走。汤恩伯撤走后，留下执行“焦土政策”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投降，中共几乎完整地接收了上海。
当然，中共也在上海市内发动工人、市民、学生等进行护厂护校工作，毕竟中共在上海底蕴深厚，1927年就曾依靠工人武装击败北洋军阀控制上海。上海虽是武装攻取，但能较为完整地接管、城市并未受到太大破坏，也算是幸事。
太原模式
玉石俱焚的“太原模式”可被视为“武装统一”中的“下策”。山西自辛亥革命以来就为阎锡山控制，太原为山西省会，阎锡山老巢。山西战场的中共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系一支偏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947年跃进大别山后留下的地方部队发展而来，在一年多时间里通过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令阎锡山部龟缩到了太原这座孤城。巧合的是，中共山西战场最高指挥官徐向前与阎锡山系一山之隔的山西五台老乡。
基于华北战局以及华野1兵团兵力不足、前期强攻伤亡较大考虑，中共对太原也实行了围城，待平津战役结束后集结了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西北野战军1个军共计10个军及3个炮兵师30多万人的强大兵力强攻太原。1949年4月9日，中共解放军开始扫清外围，至22日清除全部城郊防线开始攻城，24日占领太原全城，全歼太原守军13万余人，中共也付出了4.5万人的伤亡。
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阎锡山在山西最后的时光（请点击浏览）：
围城期间，中共也曾发起政治攻势，试图和平“解放”太原，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曾给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等去信，许以保护其私有财产，劝其放下武器，但被拒绝。太原守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在中共劝说下愿意起义，让出太原东门迎接解放军入城，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还曾准备亲自入城与黄面谈，但因风险太大未获批准。后黄樵松被其麾下28师师长戴炳南出卖，黄樵松及入城的华野1兵团8纵参谋处长晋夫等人被押往南京处死。太原城破后，戴炳南被太原军管会捕获，判处死刑。
太原城破时，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梁化之、阎锡山堂妹阎慧卿等三百余人自杀。然而，在此之前国民党山西最高军政长官阎锡山早已乘飞机离开，太原陷落一个月后出任国府行政院长。国民党将这些自杀的人誉为“太原五百完人”，并编入小学国语课本、在台北剑潭山立碑建冢纪念建。阎锡山在台湾还编写了“五百完人”名单，而经中共事后调查自杀者不过百余人，且大多属于特种宪警指挥处成员即特务，就算不死也难逃中共清算。
“绥远模式”、“北平模式”、“长春模式”、“上海模式”、“太原模式”，以结果论，“绥远”最好，“上海”与“北平”差相仿佛，但“上海”毕竟发生过大战，完整接收属于幸运，至于“长春”与“太原”不要也罢，当然“长春”又比“太原”为差。
球在台湾脚下中，就看如何选了，但也正如傅作义所说“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