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两起涉及民间圣经传播的案子，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圣经出版发行以及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禁止私自经营以及垄断圣经印刷的做法是为了清除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
两起圣经传播案
新闻网站光传媒日前报道说，深圳宝安人民法院12月7日开庭审理赖晋强一案。赖晋强是一位基督徒，家庭教会福音派信仰团体“中华福音团契”的成员，2007年与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在深圳合办“福音通公司”，生产电子圣经播放器。2019年突然被警察抓走，16个月后被控“非法经营”罪。
另据设在美国的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介绍，深圳市“生命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炫娟等四人，被控“非法经营”案的二审，12月9日也将在宝安人民法院举行，案件与销售圣经播放器有关。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傅炫娟有期徒刑五年，其余人刑期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外加罚款。
不过，截至12月9日，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网站尚未出现上述案件的指控、审理、判决消息。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局威胁被告家人和律师，不得透露案情，两案不公开审理的可能性因此很大。
圣经播放器是中国教会人员研制的一种传福音电子产品。通过这种简易型产品，朗读者事先将录制好的圣经储存在记忆卡中，使用者只需简单操作即可收听圣经语音，圣经播放盒可接入互联网使用，音频和视频内容以圣经朗读为主，兼有敬拜、赞美、名牧讲道等，深受教会人士，特别是视力减弱的老年教友欢迎。
熟悉深圳圣经案的情况广东家庭教会成员马静说：“我们够不上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会扣你罪名，而且想安你什么罪就安什么罪。案件的有关人士很是委屈，这是欺负人呗。”
她说：“销售圣经播放器在中国不好操作，不能去经营，正常经营都不行。中国政府不允许这个事情，上述人员他们被抓去坐牢了。卖播放器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马静认为，中共政府之所以不让销售《圣经》相关产品，是因为它担心如果一大批人都去信耶稣，将会对它的政权将构成威胁。
一位名叫李伟的网友说，中共当局严控圣经的关键原因是，基督教信徒的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令政府感到恐惧。
设在香港的“中华儿女通讯社”在网上发出“紧急代祷告”，请求人们为深圳赖晋强因卖圣经播放器被捕祷告。据说，祷告请求来自赖晋强的妻子。
当局禁止私自经营
国际监督组织“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东南亚地区事务经理吉娜（Gina Goh）对美国之音说，上述两起案件对圣经业者具有示范效应。表明私自经营圣经业务不受当局欢迎。
她说：“案件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加剧对基督徒的打压，特别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信徒。政府要对宗教传播全面控制，抓住基督徒企业开刀是整体打压基督徒的手段之一。”
吉娜还说，被警告的除圣经业者，也包括那些敢于把圣经播放器送往农村，例如河南等省的基督徒。中国农村有很多眼神不好的老年基督徒，渴望这样的播放机。
河南省平顶山当局准备拆除一间教堂。（2018年6月2日）
人权律师隋牧青说，这样打压圣经业者毫无道理，其目的禁止圣经的传播。他说：“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就是过往的那种对宗教信仰的破坏行动，只是表面的形式有所不同，实质上与过往的宗教迫害案件，并无不同之处。”
显然，隋牧青这里所指的是近年来中国各地捣毁家庭教会、强拆教堂、十字架等一系列破坏宗教自由的大规模剧烈行动。仅就圣经案而言，维权网2020年10月2日报道，浙江临海市基督徒张小麦，就因销售基督教书籍被判7年有期徒刑，罚款20万人民币，所扣的12,864本书予以销毁。
《圣经》出版在中国
香港基督教周刊“时代论坛”日前发表一篇题为“圣经在中国：在寡头垄断市场背后”的文章说，文革后圣经在中国严重短缺。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向邓提出，希望中国可以印刷圣经。
资料照：中国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正在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印刷圣经。（2008年7月8日）
1980年，中国开始出版圣经，由于未能满足需要，大量圣经从境外“偷运”至中国，官方称之为“政治问题”，南京爱德印刷厂后来便成为中国政府唯一特许的《圣经》印制企业。2018年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提出“宗教典籍文献依法出版” 。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11月19日援引该厂董事长丘仲辉的话说，公司至今印刷的2亿册圣经中，8548万册供应了中国教会，其余出口147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有中文版，11种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版，还有英、德、法、西等170多个语种，近年来每年发行量在350万册左右。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2018年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用户注意到，《圣经》在网上的踪影正逐渐消失，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上搜索《圣经》后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控制圣经印刷发行的同时，还计划对圣经内容本身进行“修正”，重新翻译目前流行的中文版圣经。中国基督教网刊登的2018-2022年度“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准备着手重译圣经，或编写圣经注释。
垄断《圣经》印刷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早在2011年表示，《圣经》在中国的印发有“特殊情况”。他表示，为扶持中国教会的发展，所有《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了中国基督教的两会，亦即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授权出版，“我们等于是给了它一个特权” 。
他解释说，中国教会也要得到财政上的扶持，基层教会都比较困难，基本活动经费都没有，一个月信徒捐款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通过《圣经》印刷发行渠道这样“一个链条”，能够帮助很多教会解决经费问题。
“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的吉娜认为：“这是当局在为他们打压圣经传播寻找各种借口。
她说：“三自教会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怎么突然间没钱， 需要收回圣经生产业务，养活教会。我认为，当局并不在乎三自教会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宗教，不仅控制三自教会，而且包括家庭教会，因此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行动，不是财经行动。”
吉娜还表示，就基督徒而言，教会不应成为盈利的场所，教会应该由信教者的奉献维持，宗教局的财务考量只是为打压家庭教会，限制宗教自由进行辩护，或者说，当局权钱都抓。
被称为“枕边书”的力量
家庭教会人士马静说：“过去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找遍北京所有的书店也买不到《圣经》，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不知道只有教堂才有卖。我只是上大学课程时，听有人说，圣经是人生‘枕边书’。但是，跑了很多书店就是买不到，中国人很可怜啊。”
据马静介绍，在她苦苦寻得这本被称为“枕边书”的《圣经》之后，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决定成为基督徒。
她说，深圳圣经案的审判，就是限制圣经的继续。面对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现状，她说：“在中国，几乎年轻人都没有什么信仰，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很低，信耶稣的很少，说信的人都是老年者、年长者、中年以上的，年轻人信的几乎很少。现在他们都有钱了，经济发达了，但是，根基很不稳固。”
马静表示，在被无神论所主导，意识形态僵化，物欲横流的中国，传统《圣经》在进入中国170多年后继续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超过风靡一时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她认为，人们传递福音的方式在受到打压后会变得更加灵活巧妙，因为中国社会存在对精神食粮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