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的亚洲时报网站最近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有关希望与中国“愉快共存”的表态，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突然大转弯”，并提出了两项理由。
文章说，莫里森的对华强硬政策，是由于听从受到操纵的反华舆论，为了取悦“头儿（指其头号盟友美国）”而“挑战”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学生及游客来源地，并因此对其产生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文章强调，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了他愿意承认的程度，重启两国关系不能期望中方既往不咎，“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恢复贸易”。
莫里森对华态度出现大转弯。（AP）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Graham Fletcher）似乎也在为“大转弯”付出努力，他邀请中国一位媒体人士出席午餐会，并在席间突出说明了几点：澳大利亚在做维护本国利益必要的事情，它对华为（HUAWEI）的政策与日本是一样的，澳方并未倒向美国。
澳大利亚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它是美国的盟友，不可改变。澳大利亚的对中国的态度与欧洲国家并无不同（针对澳大利亚防范中国崛起“挑战”，远高于西方国家防范中国的“平均水平”。）
同样的，傅关汉得到的建议更明白清晰：澳方需要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在行动上作出调整。
围绕澳方执著推进新冠疫情国际独立调查而产生的对抗，成为澳中关系出现根本裂痕的“导火索”，而近些年来双方在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矛盾甚至敌意，则是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突出表现在贸易关系萎缩、人员往来减少上——的深层原因。 从澳方采取的行动看，中澳主要在三大领域产生了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深刻矛盾以至“死结”：
第一是，中澳贸易、人文、旅游交流的扩展和深化，和澳对华战略信任跟不上、政治防范心理加强的矛盾。根据2019年的数据，当年度中澳贸易额1,589.7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华出口1,03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8.2%，增长18.3%。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澳对华贸易顺差高达488.3亿美元。
经贸关系是双方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澳大利亚同样是中国留学生、游客的重要目的地，自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当政后，中国大量投资源源不断地涌向这片广袤的热土。
与双方经济、人文、旅游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的同时，澳大利亚对华政治关系每况愈下，集中体现在其《反外国干涉法》及外国投资审查机制趋严、澳大利亚带头推进新冠疫情国际独立调查上。
澳大利亚几年来针对中国推动的相关立法及行动是其对华战略信任严重缺乏的结果，也是澳中裂痕日益扩大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在政治和战略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加剧，因此双边关系日趋冷却的坚冰很难消融。
第二是，中国为构建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拓展贸易通道、深化对外合作，和澳大利亚自视为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地带的控制者、不容外界染指的矛盾。
澳大利亚向来对南太及印度洋交汇处抱有地缘政治野心，不能容忍域外力量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即便是目前关系日趋热络的印度及其长期盟友美国，在过去很多年，也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忌惮。
然而可能谁也想不到的是，由于中国“崛起”，并进行与自身经济体量和外贸需求相适应的合理对外布局，促使澳大利亚与过去的防范对象“抱团”共同制衡——未来可能会进展到遏制——中国。
澳大利亚学界可能比日本更早认识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潜在战略价值，并率先展开了相关研究，在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推动这一概念及之后的“印太战略”之前，澳大利亚民间已经就此展开了长期的研讨。
在民间及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澳大利亚政府成为“印度-太平洋”概念及“印太战略”的积极参与者。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公开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和“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正在变成该战略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的关键支柱，在美国的领导下，与西太平洋的日本及印度洋的印度形成犄角拱卫的战略支撑。
澳中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竞争与美中的全面战略竞争、美印日澳印太战略的推进交织在一起，共同固化了双边关系的矛盾性。
第三是，中澳贸易高度互补、日益交融扩大，澳大利亚对华贸易依赖日益加深，与澳大利亚在防务和安全上依赖澳美联盟，并积极与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联手制衡中国的矛盾。
中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能源资源出口目的地，以及留学生和游客主要来源地之一，其对华贸易、经济依赖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源于双方经贸关系的高度互补和地理上的接近。如果没有政治、战略上的不信任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中澳发展更为交融的关系，是势所必然。
与此同时，美国为维护其在印太地区广泛的利益，就必须在与盟友合作、向其提供安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其地缘战略价值。
在双方的需求高度相融情况下，澳美军事、防务及安全合作日益深化，澳方事实上正在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南部对抗中国的“桥头堡”。
基于此，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才说，澳美同盟，不可改变。而其与欧洲对华态度的不同，就主要由于其在地缘政治和澳美同盟中与中方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受经贸因素驱动，澳大利亚总理对外表明希望与中国“愉快共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亲自出面邀请中方舆论界重要人士面谈，都表明其改善澳中关系的意愿。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双方的问题和矛盾是根深蒂固、难以轻易化解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化解，因此在澳大利亚政府作出相关姿态之同时，没有“影响”其议会刚刚又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意味十分浓厚的法案——《对外关系法案》。
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可以阻止澳大利亚各州、地方议会、机构等与外国政府达成的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份法案就是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2018年达成的一带一路协定促动下进入立法议程的。从这些方面来说，谈论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突然大转弯”为时尚早，尽管其抱有这个姿态和意愿。
在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冲击仍在持续，全球经济衰退及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各国都有加强合作，维持经济增长的紧迫需求，澳大利亚政府要改善双方关系、实现“大转弯”的最大挑战，就是横亘在两国面前的三大主要矛盾。
两国都要认识到，只有认真、全面、妥善处理好它们，重建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和平衡，中澳才有可能翻过眼前一页，面向一个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