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立坚推特相关舆论仍在发酵之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12月5日的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一番斗志昂扬的讲话。他先是表示“外交战线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然后称“对于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不择手段的打压遏制，外交战绩不可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自然要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赵立坚个人推特的内容大多涉及中国时政外交，其在11月30日的贴图应该并非无意为之，而更像是在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之后的一次早有准备、目标明确的出击。中国长期面临西方政界、媒体等方面围绕“人权”话题的“围攻”，但如今已然改变了过去那一套被动打法。赵立坚的贴图推特，是中国外交首次举起了“人权”大旗向西方发起了反击，并令西方所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受到了冲击。
中国外交人员展示强硬姿态
在乐玉成讲话之前的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举办的“建设和平与持续和平：安全部门改革”视频公开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代表中国发言称，“有关冲突后国家还面临外国驻军犯罪行为带来的严峻挑战，需完善法治，将各种犯罪行为绳之以法，坚决杜绝法外行为。”
赵立坚、乐玉成与张军所言，都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强硬姿态，而赵立坚与张军两人现是语调相近，所指者无外乎澳大利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驻军问题。澳大利亚军人阿富汗杀戮平民和俘虏的做法，美国等国对外驻军也时常上演。如2010年7月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美军9万多份机密文件曝光了驻阿富汗美军滥杀平民的黑幕，美军在日韩等国强奸、盗窃、抢劫之举更是常见。
这些驻军问题，同时也是“人权”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等国家对外驻军侵犯其所在国民众的“人权”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30日答记者问时首先表示西方媒体所关注的“人权个案”是“杜撰出来的、在中国并不存在”，继而提出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所作所为“跟人权有关”，并提出西方媒体“对于在一些西方国家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应该加大报道力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权”状况大幅改善，越来越没有耐心忍受西方政界和媒体仍然不厌其烦的指责。
2018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分布《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中国为此举办了一次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其发出了一份与前任胡锦涛有所不同的贺信。习近平在信中称，“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理论体系”，“对那些在国际上攻击、抹黑我人权状况的言论，要属于发声亮剑，驳斥不实之辞，坚决维护我核心利益”。
当年12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以近三万字详述中国的人权改善情况。
可见，在此次中澳纠纷发生之前，中国领导层已经有所号召，并且形成了系统性的“人权”理论。而赵立坚就澳大利亚“人权”话题发声，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一个合乎中国政治与外交调整方向的举动。
反击西方“人权污点”
在西方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里，“人权”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由于西方掌握了国际舆论的话语权，由此塑造出中国“人权”状况糟糕的集体印象，以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长期关注。
但在中国看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权”话题的关注有些吹毛求疵，西方“人权”状况也并不完美。而西方媒体又如华春莹所说对西方所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或者保持沉默，有选择性地失明”。
德国政府在2020年12月2日发表的政府人权报告，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该报告描绘了28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欧洲国家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4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均未涉及，印度、阿富汗也不在其中。
在中国指责澳大利亚“人权”问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被视为追随美国打压中国操作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此次就“人权”话题声讨澳大利亚，虽然主动，也是对澳方早前对华攻击行为的一次反击。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中国举起“人权”的大旗之后，是否越来越多地声张本国的“人权话语”，甚至是指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
以中国先前就西方“人权问题”发出的一些声音来看，其所关注西方“人权污点”主要有三个：一是近代以来西方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殖民过程中对当地民众人权的伤害；二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或是驻军之后对当地民众人权的伤害；三是西方国家内部的阶层或族群分化与冲突。
2019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被多次提及有关“人权”的问题之后，指出了西方所存在的一系列“人权问题”，例如“美国200多年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美方打着人权和反恐的旗号，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到处燃起战火、发动战争，导致数百万无辜民众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以结果来看，赵立坚发表争议性漫画之后，迅速引起西方政界和媒体的注意，说明中国就西方“人权问题”发声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或许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长期以来缺少话语权，正是西方的“人权问题”迟迟得不到暴露和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之间的这种相互监督，对于双方人权状况的改善，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