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中国首都北京的雾霾 （2018年11月26日）
中国本月底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否会继十四五后再次将2060碳中和纳入重点部署，是中国环境议题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的碳排放设定了极具企图心的政策目标，但这对尚在进行工业化历程的中国来说，不论从能源的转型到产业结构转型，乃至减少社会矛盾的“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都是相当大的挑战。
碳中和意指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排出的碳等于被大自然吸收的碳，一加一减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碳足迹为零。中国自9月底在联大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并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后，10月底进一步将之纳入十四五规划，而本月底将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否再度将碳中和列入重点部署工作，值得观察。中国预计利用40年的时间实现2060碳中和，是积极落实的决心，还是纸上谈兵的野心？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一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达100亿吨，占全球放量的三分之一，又遭遇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很多省市城镇出现希望能放宽碳排项目的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高调将碳中和作为目标，难怪外界对能否达标存在疑问。
经济发展与化石燃料消耗必须脱钩
中国确立碳中和的目标，显示了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但在后疫情时代，想要经济更快复苏，传统做法是使用更多的化石燃料，这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大障碍。对此，马军表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之间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发展和保护也可以有一个调和的可能性，最终必须认识到说，真正需要脱钩的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化石能源巨大的消耗，特别是煤炭的消耗，这之间是必须要去脱钩的。”
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家煤矿长的煤炭废料。（2015年10月24日）
马军指出，能源现今已有更好的选项，像是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等，尤其太阳能的成本下降非常快速，“煤可能是越来越贵的，因为毕竟是有限，而且越挖越深，整体的成本就在上升，尤其把它的环境的成本纳入进来，健康的成本纳入进来，那更是成本就在上升。而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地在下降，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大势，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个大势 的话，肆意地再朝着增加煤电的消耗，向更多的煤电、煤化工的方向去走的话，甚至经济上也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一些资产会变成搁浅的资产。所以这一方面是大势所趋。”
根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的减排路径图中，应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以及全部温室气体在2020年基础上减排90%，才可为2060年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
碳中和的手段有很多，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无疑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台湾大学大气系教授徐光蓉表示，零碳排放就是把煤、天然气和石油从能源生产的选项中剔除，将生活所需全部变成电气化。这对14亿中国人来说，不只是消耗能源的方式，还包括烹调食物的方式，交通工具等生活的全面革新，如电动车取代现行的燃油车等。
再生能源是大势所趋
不过，想要把这种再生能源的“大势”转化为实际行动是有挑战的，尤其中国毕竟还在经历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因此对煤和高碳产品，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石化的消耗还是相当大；因此，不只能源结构需要调整，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必须做调整。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这种产业结构，一方面不要让它再继续那样做，要有更多创新产业；另一方面，即使是高碳产业也还有很多空间去对它加以调整，比如说中国今年钢铁产量还在不减反增，随着它的上涨，那肯定是消耗更多的煤，产生更多的排放。”
不管是能源转型还是产业转型，转型总是痛苦的。投资新能源的人得利，原本的燃煤发电厂关厂，煤矿开挖业也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及伴随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美国煤矿社区关厂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也难以避免。
熟悉中国环境议题的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仲恩表示：“（中国）经历这个能源转型过程非常类似，等于是要把整个系统打掉重练，当然中间有技术的困难，也会有社会调整的困难。”
公正转型不能独厚得利者
刘仲恩以社会学“公正转型”的用语指出：“公正转型英文叫做Just Transition，希望说转型当然不能独厚这些得利者，也包含这些社会被影响的弱势群体，包含劳工。政府在能力之内可以做出一些重新职业训练，像挖煤转型去投入做风力发电的公司，但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其实美国也是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很难说有一定很好的解方，但是政府如果在资源上能给予一定的补贴、转型训练、辅导，当然是能力允许范围内都应该去做的。”
资料照：中国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太阳能发电场和风力发电场
中国订下2060碳中和的终极目标后，下一步十四五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利用超低排放的设施去控制污染外，同时也要调整技术，比如现行的钢铁冶炼方式，碳足迹特别高，也造成严重的地方污染，但美国已实现了用废钢重新冶炼，循环再生利用。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通过这样一种（废钢循环利用）的方式，碳足迹和本地污染都可大规模下降，各个产业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过这样政策的宣示，转化成政策，转化成机制、标准，能够协助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把它导向现实可行的方向，不是只空中楼阁的方向，而是现实、实际上是可行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中国2060碳中和目标充满信心，台湾大学大气系教授徐光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法新社》报导，中国还在增建燃煤电厂，令人对于中国是否真有决心达到碳中和感到质疑：“煤的使用应该实质上减少，我们才比较确信它（中国）真的有朝2060的目标迈进。”
国营企业应该带头减排
徐光蓉说：“中国因为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所以假如他们如果真的有意愿推动2060零碳的话，它的国营企业就可以带头来做，可能为国营企业设定目标，2030要用到多少再生能源、2040要多少，起带头的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行政手段去达成碳中和。
这是自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发布系统性规则。据报导，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目前发电行业已做好准备，“十四五”期间要加快纳入其他重点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七、八个行业。
但光靠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去实践碳中和是不够的。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碳交易市场化手段是碳中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除了碳交易以外，促使企业设定碳目标，比如苹果、富士康、华为等都已朝设定碳目标方向走，若能落实到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与产业链结合，实践绿色金融，才不会变成纸上承诺，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倚赖大数据、AI 、云计算、互联网等科技。
中国2060年达成碳中和的宣示，虽然是40年后的目标，仍值得肯定，因为对一个碳排放量超过全球30%的国家而言，任何一个举动对全球都具影响力；过去通常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在完成经济发展之后才会去宣示碳中和，中国却是第一个大型发展中国家而做出这样的宣示。
中国环保目标不只为转型，更为维穩
熟悉中国环境议题的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仲恩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国而言，制定绿能政策，往往不单是为了环保，更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维稳”对中国政府大过于一切。
刘仲恩说：“他们现在做很多环境、绿能的政策，其实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在化解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环境冲突，譬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带来非常严重的民怨，所以说推动太阳能、风电有一个附带价值，可以化解原本已经有的社会冲突，因为中国原来、现在污染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尤其在乡村地区，那推动转型对他们来说，把很脏的煤换掉，换成干净能源，对他们来说，不只是转型议题，对于这个社会也有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目前碳排高峰还未实现，怎么去落实碳中和的路径也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提出2060碳中和并誓言要做到，本身就有相当难度。中国向全球宣示碳中和目标、展现身为大国的责任后，如何回到国内，将之部署落实到中国庞大的产业供应链，真正的挑战才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