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因为欧洲第一波疫情的蔓延和随之而来的国际航班的冻结，我申请退掉了计划三月回国的机票，退回了实地调研的资助，把原定的工作改为了远程，静静等待回国之路的重启。彼时的我并不知道，九个月之后，回国之难会卷土重来。2020年，因为疫情，每个 “回国人”都拥有了一段特殊的旅行记忆。
购票：过山车般的刺激
五月，随着欧洲疫情的好转，国际航班开始逐渐恢复，回国的希望开始显现。但是中国民航局的五个一政策（即一个航司一个国家一个航点一周一班飞机）限制了航班数量，供需关系严重失衡，出现了不少天价机票和幽灵航班。面对数万元的机票，有网友戏称，航班上乘客的每一次呼吸都价值不菲。六月开始，随着民间的一些呼声以及部分国家“航权对等”的施压，五个一政策被慢慢撕开了口子，国内航空公司开始增加回国的航线和班次，多家外航开始复航，机票价格也开始回落。
待到我九月份购买机票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价格低廉的转机航班供选择，最终我选择了11月26日芬兰航空执飞的回国航班，从杜塞尔多夫起飞，经赫尔辛基中转，目的地为上海浦东。当时的我为能买到600欧（约合4800元人民币）的回国机票沾沾自喜，殊不知，充满磨难的回国之路就此开始。
很快，我就收到了芬兰航空的航班调整告知邮件。首先是航班起飞时间的调整，由午后的航班变成了傍晚的航班。接着是前序航班的取消，芬兰航空直接帮忙重新预定了前一天的航班。最终，我的航班从全程只需14个小时，变成了需要在赫尔辛基过夜并且仅转机时间就达20个小时。每一次邮箱弹出芬兰航空的来信提醒，对我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惊吓，如同坐过山车般惊险刺激。但是至少机票没有被取消，在延长转机时间至20个小时的情况下，我还是有办法实现当时民航局发布的提供3日内核酸检测证明的要求。
最大的意外出现在10月30日晚上11点，中国驻多国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赴华人员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IgM）检测双阴性证明，在中转国同样需要进行再次检测。根据新政策，在赫尔辛基转机既没有再次检测的条件，也很难实现在48小时内拿到检测报告，距离回国日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亟需找出一个新方案。当晚，考虑到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无法通过转机回国，我当机立断，立马去寻找可以直飞回国的机票。最终，我购买了一张11月下旬出发的由东方航空执飞的机票，价格在10000元左右，才安心睡去。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再去检查这一航班的情况，发现机票价格已经上涨了2000元。
方案：没有最好，只有最贵
接下去的挑战是制定能在规定时间内拿到双阴性证明的检测方案，然后再向当地中国使领馆申请健康码，即所谓的绿码。
起初为了分享回国核酸检测资讯而建立的微信群很快从200多人涨到了群上限的500人，不断有群友呼吁新开一个群。航班起飞时间正处于新政策生效期间的乘客，焦急询问着哪里可以进行两项检测的信息，往往是几分钟不到，群内就累积了几百条消息。一份只是写了“血清检测机构”标题的文档或者一条简单的微博，也会被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四处传播。
由于大部分的航班是法兰克福机场起飞，群友们首先联系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的医学中心能够提供血清快速检测服务，价格为110欧元（约合880元人民币），需要提前预约。虽然价格不菲，11月的检测机会还是在短时间内被预约完了。似乎是了解到了中国出台的新政策，感受到了回中国大军的热情，这家医学中心马上推出了应对不同人群需求的“中国检测套餐”，被群友戏称为豪华大礼包。又有群友发现了法兰克福市中心一家机构提供血清快速检测，把信息分享到了群里。过了几个小时，就有人在群中提醒，由于咨询量过大，对方表示不希望再接到来电问询，请有需求的人直接邮件预约。
新购买的直飞航班将于周二起飞，我生活在波恩，距离法兰克福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最妥善的方案便是周日在波恩附近完成检测后再赶往机场。电话咨询了几家机构，得到的答复要么是无法安排周末检测，要么是因核酸检测量过大，无法继续保证48小时内出具结果。在得知一位同城的乘客遭遇了核酸检测样本被实验室丢失，又因为使馆审核系统不支持跨领区检测（波恩和法兰克福分属两个不同的驻德使领馆领区），无法在法兰克福机场补测该项内容，因此无法登机，白白损失一张机票后，我改变了心态：便利、费用、耗时都不值得被考虑，尽快出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决定周六入住法兰克福，周日奔赴当地两家提供周末服务的机构做检测，这样如果检测结果出具超时，周一尚有机会可以在同一领区补测。
确定做检测的方案后，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处理离德手续，退手机号，退住宿，退保险。有朋友问我，万一回不去怎么办，有没有预备计划？我又把这个问题抛到了群里，和我一样彻底回国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没有人有答案。
检测：顺利的和不顺利的
周六下午，我和好友踏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一言不合就晚点”的德国铁路这次也没有让我们失望。首先是火车出发晚点了35分钟，登上火车后不久，工作人员就给乘客发放了晚点赔偿申请表。按照德国铁路的规定，60分钟内晚点不能索赔，超过60分钟赔票价的25%，超过120分钟赔50%，而当时的广播正在播送：您的火车将晚点57分钟。
在火车即将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广播声再次响起：很抱歉，本次列车无法停靠法兰克福火车站，请目的地为火车站的旅客在法兰克福机场站下车。就这样，拎着大包小包的我和好友被“赶”下了火车。而当天恰逢法兰克福的公共交通工会实施警告性罢工，全城地铁和电车停运，幸运的是还有其他火车可以换乘至市区。面对这一连串的德式惊喜，我和好友相视一笑，开玩笑说，反正第二天也要到机场做检测，或许可以直接席地而睡。
周日早上八点，前往法兰克福机场进行核酸检测。机场非常贴心地为乘客做好了标识，只要跟着地上的蓝色标志走，就可以找到Centogene检测中心。到达的时候，检测中心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自发检测的人员和落地的乘客会进行区分。经过几分钟的排队和信息核对，我被工作人员领去了一个小格子间。采样的护士温柔地在用棉签在口腔和喉咙沾取粘液，当我有干呕的倾向时，她安慰道：正常的，很快就好。核酸检测大约耗时半小时，稍作休息之后，我便赶往法兰克福市中心进行血清检测。
到达血清检测中心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中国人。在信息核对、休息室等待20分钟后，工作人员把我叫入实验室，为我指尖采血，然后将血滴入试纸上的检测孔中。在等待结果出现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如同在接受命运的审判，很担心听到工作人员说出那句 “tut mir leid”（德语，意为我很抱歉）。同行的姑娘也直呼等得快要心梗了。终于，20分钟后，听到了工作人员叫我的名字，她告诉我检测结果是阴性。我大大松了一口气，那种喜悦不亚于中了一张彩票，非常愉快地支付了125欧（约合1000元人民币）的检测费。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大使馆又发布了紧急通知，我当初采用的指尖采血的血清检测方式将不再被认可，必须进行静脉采血。
很快，我也收到了核酸检测阴性的邮件，用时4小时。按照使馆的要求，我把两项检测结果截图上传，在下午三点收到了使馆审核通过的健康码，群友们也纷纷分享着拿到绿码的好消息。
回程：严密的中式防控
航班起飞时间为下午一点半，根据群友的建议，我提前四个小时到了机场。偌大空荡的机场内，一条长长的队伍横亘在大厅，十分显眼，这便是东航MU220办理托运的柜台。所谓的社交距离无法实现，队伍在机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折了一个弯，避免影响到其他乘客的通行。乘客中年轻的面孔居多，很多人都是在德国的留学生。排队等待，托运行李，检测体温，检查绿码，一个多小时后，我办理完了托运手续，拿到了登机牌。
相比托运窗口的热闹，安检处的冷清更符合疫情下我对机场的想象，安检工作人员甚至互相攀谈起来：来的都是学生呀。候机区域只有少数商店营业，休息区的椅子也被绿色隔离带区隔开来，以保证安全距离。登机广播开始提醒登机，严密的防疫流程也开始了：东航的工作人员穿着蓝白相间的防护服引导乘客登机，而其他航班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大多只是佩戴口罩。检查完护照后首先需要测量体温，待走到机舱门口需要再次消毒双手。进入机舱，所有乘务员也都全副武装，防护服、口罩和手套一应俱全。机舱内的每个位置上，已经放好了两份餐食，里面放着两瓶水和一些干粮。
坐定后，我观察了航班的售票情况，预估上座率达75%，大约有150人，除了有几排座位可能是预留给有症状乘客之外，基本座无虚席。根据乘务员的介绍，飞机客舱每 2～3 分钟会换气一次，厕所也会每小时消毒一次。除了健康码，所有乘客还被要求填写一个海关入境表格，里面需要填写是否有服药史，发烧史等，有相关经历的人会在落地时被要求提前下飞机。
和在德国做的核酸检测不同，上海浦东机场采用的是鼻拭子检测
终于，迎着绵绵细雨，我的航班在北京时间11月25日7点半落地上海。分批次下飞机后，跟着指示，我一路向不同的工作人员出示着飞机上填写的海关入境二维码，报告最终目的地，领取采样知情同意书和采样瓶，最终来到一座进行核酸检测的小房子前。和在德国做的核酸检测不同，上海浦东机场采用的是“触及灵魂”的鼻拭子检测，即需要拿着棉签捅入鼻子深处，静置几秒后取出，这份体验让同行的不少人都直呼“痛苦”。
核酸检测完成后，就是正常的过海关，取托运行李等流程。根据目的地的不同，取完行李后的乘客被分往不同的区域，等待分配至不同的集中隔离点。
隔离：拆盲盒般的快乐
上海市自九月起，对目的地为苏浙皖三省的入境人员，实施“3+11”隔离转运措施，即在沪3日隔离期满后，核酸检测为阴性的人员，全程闭环转运至苏浙沪各省设置的集中隔离点，再行隔离11日。经历又一轮的表格填写和近一个小时的等待，我和其他十几位目的地同为浙江的乘客，被大巴车送到了位于上海松江区富悦酒店进行隔离。
大巴刚刚到达，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早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待。他们先将所有行李取下消杀，再安排乘客下车办理入住手续，老年人和小孩会得到特殊的照顾。人员离开后，经过的区域也要全面消杀。在和酒店工作人员确认信息之后，我领取了消毒片、温度计等防疫物资，缴纳了三天共计1500的隔离费用，终于到达了已经放着午餐的房间。此时，距离飞机落地，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
在隔离期间，每天会进行两次体温测量，每日三餐会定点放在房间门外的凳子上。外卖和快递的政策在每个酒店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不允许熟食和烟酒。和我同住酒店的人一起建了个微信群，一开始有人把群名设置成“富悦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我表示了异议，取得同意后把群名改成了一个更符合群内聊天内容的名字：今天在富悦吃什么。
在机场等待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即将被送往哪个酒店；住在酒店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第二天会送来什么样的三餐，隔离的生活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有惊喜，也有失落。在酒店隔离群中，有人因为留德多年后终于吃到新鲜的鱼而欢呼，有人吐槽早餐太少，还在蔬菜中发现了小虫子。根据酒店工作人员的说法，隔离的餐食是由政府统一采购，而隔离日程过半，我还没有发现配菜相同的两餐，不得不让人感叹中餐的丰富。
隔离即将进入尾声，暂时没有我所在的航班乘客确诊的消息，我的住址所在地也没有继续居家隔离的要求，似乎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从德国到中国，时代的矛盾体现在这一程的每个曲折里，而作为一个“回国人”，这段特殊的旅行记忆将被我好好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