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泰国通过了一项法案：
性犯罪者，可以选择接受化学阉割，以换取更短的监禁时间。
新闻一出，化学阉割再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很多人纷纷表示，应当引进中国。
与之相对的，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有人认为，这种手段效果不一定好。
也有人担忧，这反而会帮助罪犯逃脱牢狱之灾。
鱼叔今天就来聊一聊，化学阉割那些事儿。
泰国并非第一个实施化学阉割的亚洲国家。
早在2012年，韩国就通过法案，将化学阉割合法化。
这一选择，正是电影《素媛》的原型案件所推动的。
2008年，56岁的赵斗顺在醉酒后，残忍地侵害了一名8岁的小女孩。
致使对方全身多处骨折，大小肠流出体外坏死，只能靠粪袋维持排泄。
在这之前，赵斗顺已有17次犯罪前科，包括两次强奸，一次杀人。
此次犯下的罪行，更是引起整个韩国众怒。
然而，当时的韩国法律规定，强奸罪最多只能判15年。
依据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从轻处罚。
因此，法院仅仅判决赵斗顺12年有期徒刑。
就在前年，这个恶贯满盈的罪犯被刑满释放。
而给赵斗顺进行心理矫正的工作人员表示，他出狱之后再犯案的可能性非常高。
这种恐慌可想而知。
为了平息民众的担忧，韩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监控措施。
给赵斗顺戴上电子脚铐，终生不可摘除。
并在其居住地安排了警力，进行24小时监视。
虽然最大程度限制了赵斗顺再犯的几率，但也极大地耗费了警力和财力。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整个社会面的性犯罪发生。
于是，素媛案后，韩国先后出台了多部修正法案。
例如，将强奸罪的刑期由15年延长至30年；
废除了以儿童、青少年为犯罪对象的公诉时效……
以及最具威慑力的，以根治根。
受到电影《熔炉》及《素媛》的舆论推动，韩国通过了：
1.《性暴力特别修正法案》（「熔炉法」）；
2.《对性犯罪者进行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疗相关法案》（化学阉割）的修订。
2012年，韩国正式引入化学阉割。
可以对16岁以下的儿童进行性侵犯的罪犯实施，最长治疗时间长达15年。
化学阉割，在东亚国家起步较晚。
即便是实施最早的韩国，目前收到的成效也尚不明显。
不过，放眼北欧国家，已经可以看到不错的成果。
瑞典，于1993年立法，批准对强奸犯实施化学阉割。
据该国统计数据显示，化学阉割可以有效减少儿童性侵犯再犯的几率。
当地此类案件发生率，已经由40%减少到了5%。
《水果硬糖》
性侵犯案中的再犯率，一般都比较高。
据泰国惩教署数据，过去8年间，16413名被释放的性犯罪者中，有4848人再次犯罪。
再犯率将近30%。
《水果硬糖》
在我国，性侵儿童的事件也频发。
根据最高法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 ，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11519 件。
平均下来，几乎每天有 7例。
其中，儿童性犯罪者的重犯率高达 40%以上，多个案件引发公众巨大愤怒。
公众对犯罪分子实施化学阉割的声音日益高涨。
似乎，不阉不足以泄民愤。
《罪恶之城》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化学阉割。
提到「阉割」，人们总会联想起血肉模糊的宫刑。
这种封建社会的酷刑，在文明社会依然存在。
1998年—2008年期间，捷克曾对至少96名儿童性侵犯进行过物理阉割。
「化学阉割」并非酷刑。
不是真割，不会真正的绝育。
这种技术的起源，也不是为了惩恶。
而是作为一种正规的治疗荷尔蒙相关癌症的方法，如前列腺癌治疗。
第一例化学阉割性侵犯的案例，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
科学家约翰·曼尼首次人工合成了「醋酸甲羟孕酮」。
他发现，这种药物可以大大提高人体内的雌性激素。
对于女性，可以起到长效避孕的效果。
而对于男性，则会大大抑制体内的雄性激素。
通俗来说，就是把男人变得不像男人。
失去了男性雄风，也就压抑了暴力与犯罪欲。
约翰·曼尼
彼时，恰巧一个兽父因强奸自己6岁儿子入狱。
天理难容的他，成为了第一位临床对象。
通过观察，约翰·曼尼发现，这种药物并不会影响罪犯的正常生活。
而是极大地降低恋童癖者的性冲动。
表现为男性性征的退化，性欲衰弱以及不举。
显然，他们无法再犯下另一次性犯罪。
此类药物很快成为了美国化学阉割的主要用药，并随着科研发展，更新迭代。
《切肤之爱》
今年66岁的左娅，是一名专门负责化学阉割的护士。
被她夺去男性力量的罪犯，已有近百人。
她所需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将一种油性药剂缓慢地注入罪犯体内。
每12天重复注射一次，保持效果，反复「阉割」。
《水果硬糖》
左娅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是她的职责，根本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
「我希望他们获释后不再强奸，让阉割成为他们的教训
他们应该牢记并记住，犯下这种罪行就要接受如此的惩罚」
《一个母亲的复仇》
随着化学阉割在多个国家的普及，这一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内网友熟知。
去年，吴亦凡因强奸未成年少女被捕。
不少媒体称，吴亦凡若返回加拿大服刑，还可能被执行化学阉割。
然而，这一说法并不严谨。
目前，在大部分国家，化学阉割均采用自愿原则。
并且，性罪犯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换取减刑。
当然，也有强制实行的。
自2018年起，哈萨克斯坦开始对性罪犯强制实施化学阉割。
涉及人数多达2000人。
尤其针对恋童癖惯犯。
哈萨克斯坦监狱的犯人们
BBC等媒体曾深入哈萨克斯坦的监狱，采访囚犯与行刑者。
面对镜头，囚犯大吐苦水。
其中有一名叫马拉的囚犯，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他曾企图强奸一名未成年人，被判入狱15年。
迄今为止，他共接受了三次阉割注射，这让他无法勃起。
「我需要性生活，但下面却怎么都没动静。」
「我承认我有罪，但我想活得长远一点，我还有家人、还有孩子啊。」
不过，这些苦水，并不会让人们对他感到同情。
如今，化学阉割在技术层面已经高度成熟。
但，质疑的声音从未间断。
当然，反对这项法案的人们，并非是为了给性侵犯申辩。
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措施并不完美。
《我唾弃你的坟墓》
纵观历史，化学阉割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漏洞。
或是被人利用，来对付性侵犯以外的无辜者。
因此，推行化学阉割法案，需要配以一套严谨的限制条件，马虎不得。
首先，要避免的是滥用与误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化学阉割都用于对性少数人群的迫害。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52年的「图灵案」。
传记电影《模仿游戏》记录了这一悲剧。
二战期间，图灵曾受雇于英国情报部门。
他成功破解了德国的恩格玛密码，为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并且，他发明的图灵机，也成为电脑的前身。
然而，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严重猥亵罪」。
为避免牢狱之灾，他不得不接受激素注射。
也就是，化学阉割。
在服药期间，他的女性第二性征日益凸显。
如嗓音变细、胸部发育。
同时，意识模糊，手抖不止。
1954年，图灵再也无法忍受折磨，自杀身亡。
这出悲剧，源自于英国当时的恐同社会背景。
后来也成为了反对化学阉割的论据。
所以，实施化学阉割，必须要有明确的限定范围。
其次，化学阉割不是万能药，要辅以监管措施。
有一点注意，化学阉割是可逆的。
罪犯出狱后，依然需要严加监控。
德国NDR电视台就曾推出一档名为《Der Fall》的节目，回顾了一起监管不严导致的惨剧。
1980年，7岁的小女孩安娜，被邻居用连裤袜活活勒死。
凶手克劳斯，是一名接受过化学阉割的儿童性侵惯犯。
在此之前，他就曾因为性侵儿童被捕。
他谎称精神病，逃过了坐牢的处罚。
但必须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数年的治疗。
法院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接受化学阉割，重获自由；要么继续在精神病院待着。
为了自由，克劳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化学阉割。
在注射后，他的确失去了性冲动。
回归社会后的前两年，也一直安分守己。
但，本性难移。
他找到法院，表明自己已改邪归正。
还有了一位女友，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法院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竟然同意了中止监管。
于是，克劳斯又偷偷找到了一位泌尿科医生。
他隐瞒了自己的罪行，开始接受恢复治疗。
仅仅一个月，克劳斯的激素水平就回到了阉割前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他完全有能力再次犯罪。
果然，10天之后，他便将魔爪伸向了小女孩安娜。
法庭上，克劳斯故技重施，谎称自己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并且，将一切归咎于化学阉割的副作用。
化学阉割，成为了他开脱的借口。
他的发言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案件的焦点也因此被模糊。
陪审团纷纷讨论起，化学阉割的合理性。
最后，被害女孩的母亲在庭审上，开枪射杀了克劳斯。
这一行为被判过失杀人。
这位母亲，也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母亲。
不过，这一事件敲响了警钟。
化学阉割，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压抑犯罪的手段，不能根除罪犯内心的人性之恶。
相反，很可能造成罪犯的「逆反」。
被剥夺性能力，对罪犯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更为极端的暴力犯罪。
例如韩国，就是迫于社会舆论，将「化学阉割」的命名改成了「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疗」。
正如前文提到的，化学阉割，本质上还是一种治疗手段。
其初衷，是给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
与之搭配的，应当是多管齐下的举措。
而多个国家的司法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比如，泰国此次颁布的法案，要求罪犯接受化学阉割换刑，须得到两名医生的批准。
同时，接受注射的罪犯在出狱后，还需要佩戴电子监控手环，接受为期10年的监控。
一系列配套的措施，让化学阉割这一手段更加可控。
相比较而言，我国在对出狱罪犯的监管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比如，公开罪犯信息、佩戴电子脚铐、对性犯罪者进行密切追踪……
这些措施，在中国尚未提上日程。
所以，并不能把降低性侵案的希望，都寄托在「化学阉割」上。
而法律的作用，也不该只是惩治罪犯，以达到一种快意泄愤。
更多的也是为了教育、警示和震慑。
预防犯罪的意义，永远比惩治犯罪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