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流量明星来考一个事业编岗位，虽然这个事业编属于国家话剧院，但也避免不了让人狐疑。仅靠自身的流量和演技就早已经身居名利的最顶峰，何必还要来争一个小小的编制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要先看看编制为什么让人又恨又爱，究竟是谁在恨，谁在爱？而这种“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荒诞景况又如何能够得到改变？
国家话剧院的招录信息一出，有吃瓜群众就质疑易烊千玺的报考资格、为何省略考试环节、是否存在萝卜招聘等等。但总体上，这些都属于程序性的质疑。国家话剧院也给出了说明，不存在萝卜招聘等嫌疑。
事情本来就可以平息，毕竟易烊千玺是否获得这个编制，跟普通人也没啥关系，大家继续吃瓜看他的电视剧就好了。
然而，真正点起广大群众怒火的事情发生了。7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杨时旸用官方公号发了自己的署名文章，《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其中一句就“热烈地”嘲讽了出身普通但努力改变命运的所谓“小镇做题家”们：
“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仅仅这一句话，就把现实中的各种不公平揭示得鲜血淋漓。
然而，杨主任毕竟还是不太了解自己所针对的群体，因为绝大部分小镇做题家或乡村做题家根本没有钱去“每天上培训班”，他们不过像华坪女中的学生们那样，在村镇的初高中里、在老师的百般严厉下拼命刷题，试图改变自己二代农民工或小镇边缘人的既有命运。
杨主任的笔端沾的不是墨水，而是底层青年的血与汗，他嘲讽的不是底层青年的能力，而是他们向上攀爬的不屈的心。
然而，现实就正如杨主任所说的，鲜血淋漓但真实无比。这个现实就是，无论小镇和乡村青年再勤奋，再不屈，他们中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才能改变既有的命运。因为有些事情已经在命运中注定，更多事情已经在概率中注定。
相比于这一庞大的群体数量，杨主任所说的“编制内职务”在总量上是少得可怜的。这就使得，无论这些青年如何地拼搏，如何地内卷，能获得编制的幸运儿只能是极少数，而绝大部分只会被抛掷在没有“安全感”的虚空地带。
虽然他们的心还在不屈地向上攀爬，但他们的身体却已经不由自主地落入其父辈所谋生的地方，这就是命运与概率早已经注定的事。
然而，让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杨主任会认为，只有“编制内职务”才能带来安全感，而在此之外的青年们就没有或不能有“安全感”呢？
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拼命考公考编考国企，努力进入体制内，是近十多年的浩大潮流。甚至有关部门都来“善意地”提醒，有志青年们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不要总想着进入体制，免得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和能力。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大家都以进入外企、当白领、穿职业装在CBD上班为荣，没有人以端着大茶杯、穿着灰夹克、扎着几乎及胸的裤腰带为荣。
经济增速减缓、人口红利殆尽、中美贸易战，再叠加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时代变化得如此之快，情况糟糕得如此之快，快到了没有人会预想到的地步。之前很多人说，2019年是之前十年中最差的一年；现在很多人说，2019年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在把一代青年甩出梦想轨道的时候，时代真的连一声招呼都不打，让你猝不及防，也让你防不胜防。
就这样，大环境变了，在时代的风风雨雨之中，广大青年们更需要有个东西罩在自己头顶，即使会遮蔽一些阳光，但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即使不能再感受到内心里孤勇者的冲动，但能够保障小日子的安安稳稳。
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拔出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只能在新的环境中寻求安身立命，即使不求大富大贵，但也求平安稳妥。甚至即使已经大富大贵，最后还是不得不寻求平安稳妥，就像易烊千玺这样的当红顶流明星，也要尽量考个事业编一样。
杨主任笔下的真实有些残忍，但又不得不承认，这非常地真实，也非常地残忍。
问题是，如果说小镇做题家以进入编制为人生目标，来谋得生存的安稳，那么当红顶流明星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为何也要来争抢一杯羹呢？编制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魔力，让人在恨之余又不得不爱呢？
30多年前，体制内人士都纷纷抛弃编制，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搏击风浪，赚得盆满钵满。可谓是，抛弃编制得自由。而30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追逐编制，似乎是，拥有编制得自由。
正如杨主任所说的，进入了编制，就有了安全感。这个安全感首先就来自于，只要你不主动违法犯罪，基本上不会失业，即使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也只是提拔受阻或降级使用，很难达到开除公职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公务员比高校教师更有安全感。
在失业率高企的时代，这更成为最大的安全感来源。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6月份16-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3%，并且给出了一个新名词“摩擦性失业”，即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引起的失业。而如果考虑到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的历史新高，实际的失业率将更加难看。
基本上不会失业就意味着，无论年终奖是否会降薪，至少编制内的每月工资收入会保持不缩水，而且到点发工资，很少拖欠。与企业中的35岁被淘汰下岗和农民工的被拖欠工资，这已经是天壤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