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午,易烊千玺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
7月16日,国家话剧院的公告称,“10名拟聘人员均参加了三轮面试,不存在有人没有参加面试的情况,符合程序和要求。”
同样在16日,胡锡进“善意地建议”易烊千玺等人,主动考虑放弃事业编制,作为“编外”进入国家话剧院。
易烊千玺的选择,超出了胡锡进的建议,为了平息众怒,直接放弃了入职。
易烊千玺的声明,不无悲愤:
过程中,我从未与国家话剧院的老师协商或讨论任何涉及“萝卜坑”的事,也从未使用任何所谓“走捷径”的方式来获取名额。
保持沉默的这些天,庞杂的流言蜚语让“易烊千玺”逐渐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样”,无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个体本身,这种“失真”都让我感到巨大不安。
也就是说,国家话剧院核查之后认为没问题,易烊千玺也坚持自己没问题,但广大群众依然不答应,于是易烊千玺决定认怂。
你或许觉得易烊千玺的“巨大不安”是公关词汇,但我认为是真实的。说实话,整个事情的发酵,也让我感到巨大不安。
在声明中,易烊千玺易还“向那些在事件中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的人们道歉”。
可是那些自认为受到伤害的人们,并不会原谅易烊千玺。他们只会更加坚信自己是正义的,特权和暗箱操作都是存在的。他们会认为,国家话剧院的澄清公告和易烊千玺的所谓“放弃入职”都是托辞,只是害怕被锤出更大的真相而耍的花招。“没做亏心事,怕什么呀?”
我不了解国家话剧院,不追星,一介平民。我知道特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也是需要被铲除的现象。但这一次,我认为易烊千玺基本上是无辜的。我没有证据也没有能力证明易烊千玺的无辜,一个人一旦处于这种境地,上帝都无法证明他的无辜。
我相信易烊千玺的无辜,更多是依凭常识。不相信易烊千玺的人请不要攻击我,因为我没有替他洗地的本事,这块地无人能洗干净,但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必要关心它的变化。
这篇文章的重点,也不是为易烊千玺鸣冤,而是为了分析公共心态的变化。
一个已经名利双收的人,还要编制,你可以说这是吃相难看,但吃相难看与违法违规是两码事。因为觉得一个人吃相难看,就说他涉嫌违法违规,因为说的人多了,就默认为他真的违法违规。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的泛滥才是最值得恐惧的。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每个机构、每个名人都是不可信的,不解释就是傲慢,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事实就是只要足够多的人相信一件事,这件事就必须是真的。
群体即正义,群体即真相。近年来,“群体即正义”的攻击模式已经屡屡奏效,几乎无人能御。就连我写这篇文章时,都能感到这股力量的恐怖凝视。
我害怕的,是集体压倒个体,音量压倒程序。我害怕的,是公共权威的日益凋零,与程序正义的无人问津。这些本来都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但奈何“肉食者鄙”,公共权威、程序正义早已无人捍卫。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说:
这几年有个感觉,发现人们普遍不再对财富和社会身份有所崇拜,你住什么样的地方,你开什么样的车,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大众对于那些视作奋斗标杆的人们都失去了关注热情,似乎完成了一种被动的「去理想化」。看起来,人们好像回归到了一个更加朴素的,对于人的感知状态,但我觉得它的背后恰恰反映了一种「逆社会化」的情感疏离。想起陌生情境实验里,回避型依恋的孩子对于依恋对象的无动于衷,在集体层面,人们也开始对各种崇高的社会象征符号变得冷漠起来——因为哪怕在情感和理想憧憬层面,也不再觉得这些和自己有关。
事实上,人们对奋斗标杆、社会象征符号的情感,并不会停留在冷漠和疏离这个阶段。信任崩解之后,人群会首先沉迷于破坏的快感,等到大地上现存的景物被消灭地差不多了,死水一样的灵魂会渴望新的刺激,新的幻影,新的神。那新神将是被嫉妒与仇恨喂养长大的。
冷漠的下一个阶段是狂热。
我不是为易烊千玺悲哀,我是为自己看到的未来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我魔怔了,但我从水里、从空中、从大地深处,看到了那将要到来的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