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音乐界，尤其摇滚这个区域，《滚石杂志》一直被奉为摇滚音乐的圣经。
如果哪个歌手在杂志上被提及，哪怕一言半语，都是至高的肯定。
2021年初，“滚石”中文版创刊号封面，有两位歌手入选。
王源和张楚 滚石中文版创刊号封面
一个火车厢背景，窗外苍莽原野，王源与一位弹吉他的老男人对视。
老男人叫做张楚，一死一魔一仙的“魔岩三杰”里，“死”了的那位。
他会“死”，是西安这座城市给他的“诅咒”。
深厚历史积淀，苍远地貌背景的西安，与人文气息浓重的诗人张楚，本应该是一场天作之合。
但是，张楚并不爱这座城。
1976年，8岁的张楚随家人乔迁西安。
对他来说，这是“湘江北去”的巨大生活颠覆。
张楚的骨子属于南方，喜欢诗歌、读泰戈尔，有一些唯美，也有一些温柔的力量。
他厌恶从田园碎花来到漫漫黄沙。
恰好那个时候，张楚从姐姐那里接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
于是张楚听「美国之音」里吉他嘶吼，从嘈杂节奏里，追求一个喜欢的旋律。
这样的追求让他神魂颠倒，在10岁那年悄悄离家出走，去寻找诗和远方。
可人总归要向饿肚子妥协，张楚只能平淡回家、完成学业，考上陕西机械学院。
大学的空气，重新赋予理想的因子，第二年张楚参加「校园歌手大赛」，创作《太阳车》拿到第二名。
弹唱的张楚，在那个传统的时代显得很另类。
因为一首《西出阳关》。
城市的金属森林，城墙外的大漠孤烟，张楚眼里的西安，是一副黑色雕版画。
张楚用嗓子里怪异声调，表达对这个黑色的理解，一种近似于“妖”的音乐就此而生。
1987年，19岁的张楚辍学，没有眷恋，头也不回，来到音乐梦想之地北京，落脚在北大，混迹于中戏和北影。
“怪才”引起了音乐界的震动，几所大学如春秋霸主，收养秦国而来“大才子”。
据说当时有白发老教授煮上一筐鸡蛋，到处询问张楚的住处。
白衣飘飘的高晓松不服气，抱着吉他找张楚“茬琴”，几曲下来拱手甘拜下风。
本以为会在皇城根下解脱，可张楚悲哀地发现自己还是不快乐，想着对西安的家的思念，在地下室一字一句写下《姐姐》。
1991年，滚石高层张培仁来北京建立魔岩，旗下创立了第一个中国摇滚乐品牌「中国火」。
《姐姐》小样转辗到了张培仁手里。
还没听完，张培仁就连夜跑到北影地下室，几天后搞来张楚加入了魔岩。
那首放现在都算“出格”的歌，被魔岩推荐到1993 年CCTV的“东方时空”。
登陆央视不算张楚辉煌的注解，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才是。
那一年，张楚的专辑封面上写着：“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海魂衫的何勇，吹着笛子的窦唯永远定格，是迄今为止中国摇滚最耀眼光斑。
何勇
窦唯
张楚坐着唱《上苍保佑吃饱饭的人民》，吉他手曹钧跑调了，台下热浪推着他不敢停，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弹。
张楚唱到一半，对着观众说：“实在对不起大家，我重新再唱这首歌。”
一束追光灯打来，那是中国摇滚史上最坦诚的画面。
那一场唱完，张楚与何勇、窦唯并称“魔岩三杰”，引爆了乐坛。
26岁，年少盛名，对张楚来说太突然。
一边是歌迷汹涌、另一面是商人手里“一百万”钞票，张楚在富裕的气氛和欲望的冲击下，体无完肤。
1994到 1997，张楚花了三年才推出《造飞机的工厂》。
梦游般的喃喃自语，让自己坍塌成一个黑洞。
张楚跟女朋友说：“我想去找一个什么上班的工作，干点儿什么别的。”
为了“避世”，转行念头挥之不去，张楚的选择是逃亡。
可连自己都惊诧，脑袋里冒出来的目的地，不是什么圣地西藏云南，而是那么憎恶的西安。
人群从身边走散，诗人退缩到内心，蜷缩在开始的地方，“死”一样状态，终于在故乡找到了内在的宁静。
张楚独自租住在旅游局职工宿舍，没有创作，没有表达。
他干不了别的，只去Live House，背着一个大包，孤独的来，又孤独地走。
褪去了光环与浮华，没有了矛盾与憎恶。
那样的日子，音乐与西安，张楚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被冠以“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可以称为摇滚界的传奇。
但另一位来自西安的歌手被更多赞同。
这个人是许巍。
1986年，18岁的许巍考了88高分回家，免不了一顿胖揍。
知识分子家庭，给许巍设定的理想是中科院。
在面临高考的巨大惶恐时，许巍抱着吉他找了一个机会逃跑。
“直接就跑感觉太好了”。
许巍跟着一个乐队当吉他手，光着膀子拆台搬乐器，从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过着吉普赛式生活。
抽着烟坐着大篷车，许巍把那些时光看成是流浪的岁月。
一年后弹尽粮绝，灰溜溜回到西安，碰巧陕西军区招文艺兵，许巍报名参军。
在部队许巍本有机会进第四军医大学深造，但许巍跟医大的领导们聊崔健聊摇滚。
领导反问：崔健是谁？
顺便觉得许巍这个人是个异类。
大学没上成，许巍彻底断送了父母的“中科院”梦，却收获了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这个“幸运”是个女孩，也是他的战友，叫做袁枫。
1990年的西安，他们走到一起。
许巍和袁枫
从此，西安之于许巍，不再只是家乡，是流淌爱情蜜糖的地方。
复员的许巍组建了“飞”乐队，袁枫上了军校提了干，她把每月津贴都塞给爱人，支持他追求摇滚。
但许巍拿着钱与成员喝上大酒，酒喝完了，乐队没找到出路，没多久就黄了。
许巍不死心，跑北京继续找音乐。
高晓松一直记得那是94年，自己和窦唯躲棚外听许巍录音，一首歌叫《两天》，另一首叫《执着》，好听得两个人傻了，说这哥们牛逼。
“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许巍的歌词收录进《中国当代诗歌文选》。
北京是冰冷的，即便许巍的《执著》让田震一炮而红，即便《在别处》赢得业界一致掌声，可市场回应寥寥。
许巍只能和李延亮结伴去酒吧嘶吼，演一场三五百养活自己。
一晃6年，窘迫、无助，内心交织着许巍对袁枫的愧疚，加之精神世界极度迷茫，许巍在一种极端颓废的状态下写出《那一年》。
情绪的脆弱敏感，对生存的残酷临摹，迅速打动了无数在梦想中挣扎的年轻人。
这张被誉为“摇滚史上最好听”的专辑，让许巍一夜成名，也让他变得很有钱。
可这些都不能让许巍摆脱那种压抑的心境。
他得了重度抑郁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每天要吃大把抗抑郁的药。
唱片公司决定把许巍送进精神病院。
袁枫不同意，跟唱片公司说：“你们给我找辆车，我带他回西安。”
接着袁枫给单位打电话：“我辞职”。
家在单位宿舍5楼，阳台上日光很足，袁枫经常陪着许巍在家里晒太阳。
中午去做个饭，回来看见许巍踩着栏杆，袁枫吓得扑上去哭，第二天就搬家去了郊外的一间平房。
医生叮嘱，抑郁症患者要与人沟通，袁枫就缠着许巍回忆部队，许巍不理人，袁枫就唱他的歌。
为了让朋友来陪陪许巍，袁枫偷偷打开许巍的手机通讯录，一个个求朋友来西安。
乐器声在院子里奏响，袁枫迎来送往，像个老妈子伺候一大帮人的生活。
许巍终于恢复了，回到北京。
袁枫紧紧跟着。
许巍很快找到了以前摇滚的生活，名气和钱让他过上了歌舞升平的日子，往往到了凌晨，才会带着满身酒气回家。
音乐在感官的刺激下疯长，那些关于流浪和爱情的日子，在《蓝莲花》《完美世界》曲子里欢快跳跃，一举奠定了摇滚旗手的地位。
像很多一夜暴富的人，许巍对爱情的初心在消失。
他对袁枫说，你还是先回西安吧，反正呆在北京，我也没时间陪你。
袁枫拼命咬着嘴唇，默默收拾行李。
在新专辑庆功宴上，臧天朔向许巍问起袁枫近况，许巍回答是：准备打发她回西安。
臧天朔拉着许巍找了个包间，关上门照着下巴就是一拳。
然后拽着许巍回到自己家，翻出张光盘打开，里面是当年在西安平房里，摇滚朋友们随手拍的袁枫。
瘦弱的身体，费力用大锅铲炒着十几个人的菜，咬牙拖着啤酒箱子在地上拽......
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许巍突然有个念头：要把这个女人留下，一辈子留下。
2006年，许巍《故乡》上市，歌词是：“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
经历过才明白，袁枫和西安一块刻进了骨子，割舍不断。
对比张楚和许巍，郑钧是从黄土里拔出的，最纯正的苗。
郑钧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父母来自书香门第，哥哥疼他，生活美好得像一场童话。
7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童话碎了。
郑钧在道北棚户区上小学的时候挺“混”的，让同学去自己书包里拿点东西，同学一掏，一把锋利的菜刀，吓得哇哇直哭。
西安碎娃，就是这么虎。
11岁的哥哥郑鹏就此“长兄如父”，方法很直接，把郑钧拖到楼栋角落里，用皮鞋踹得他满脸是血：“如果敢给妈说我接着打你”。
郑钧唯一的依靠来自祖父，祖父是出身黄埔军校的传奇老头，同民国大家于右任是莫逆之交。
祖父在小辈面前不苟言笑，刚直不阿，典型老陕生冷蹭倔的性格。
祖父对郑钧的影响，渗透到了灵魂。
多年后郑钧与华少聊天，当着镜头，直指音乐排行榜都是“屎”，郑钧这种性格就是祖父的熏陶。
对郑钧而言，没了父爱的西安，就是冷着脸的哥哥和祖父，沉重又苍茫。
这种爱又恐惧的心态，让郑钧的高考志愿没有选择西安，而是考上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躲去南方过上自我解放的日子。
有次美国文化课放摇滚乐，郑钧第一次听到这么刺激的调子，基因里似乎有种东西，自发地应和。
美国老师将唱片全都借给了郑钧。
郑钧从The Rolling Stongs、The beatles那里找到了快感。
这也滋养了郑钧的放浪，听歌、练琴、喝酒、打架成了全部的生活，直到学校一纸处分递来。
为了逃避，郑钧找到美国老师，求他帮自己出国留学。
等签证的两年里，郑钧在北京流浪，睡天桥。
黑豹乐队找主唱，郑钧唱歌的样带辗转到了乐队经理人郭传林手里。
偶像外表，慵懒嗓音，不一样的梦呓和骚气，郑钧的曲风在摇滚和民谣间摇摆，就像朴树。
郭传林把带子呈送“大老板”——曾一手打造Beyond的陈健添。
自此，大老板的“红星音乐生产社”有了郑钧。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94年摇滚专辑《赤裸裸》面世。
唱片销量几十万，盗版量数不过来。
《赤裸裸》是一个青春符号，代表郑钧一穷二白，签了公司时已身无分文，只能涎着脸找老板陈健添预支3000块吃饭的自嘲。
《赤裸裸》也代表欲望横流的“浪子”碎片，凭着一张老秦人雕塑般的脸，身边围绕各式各样的姑娘的生活。
高晓松书里讲过一件事。
一次郑钧和他一起去酒吧，郑钧喝大了仰头睡着，醒来醉茫茫地望一圈，突然感慨：“这屋里的妞，我都’好’过。”
应和专辑另一首神曲《回到拉萨》的歌词：“没完没了的姑娘，没完没了的笑”。
郑钧那时候没去过拉萨，只是脑子里一个灵光：加一点民族的元素，是不是更有意思？
没想到这首歌让自己一夜成名。
自此，这成了郑钧的绝招，《第三只眼》添了印度元素，在《路漫漫》更有了家乡的华阴老腔。
李健曾说过，郑钧的西安音是他最迷人的一部分，就像唐朝天下无敌的寂寞。
原来最具威力的武器，就藏在记忆深处。
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1400年的古城旧貌……都是故事，都是沧桑。
郑钧开始为西安这座城市写歌，将厚重的情感寄托给了《长安长安》《苍天在上》。
可是这些歌里，总是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悲怆。
这么多年，郑钧还是放不下牵挂，在早失父爱的城，永远有一种殇。
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上映，电影推广曲是郑钧的《父的三北》。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海报
创作灵感来自于陕西民谣“赶牲灵”。
旧社会底层的男人为了养活一家，跋山涉水，餐风饮露，走西口往往一去不复返。
郑钧的父亲，远离妻儿，献身三北防护林，享年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