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我国首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于北京。在此后的30多年里，电影都被生产、讲述在以上海为主要的大城市里。真正的乡村电影起源于1933年由程步高导演、夏衍编剧的左翼电影《狂流》，影片的叙事空间发生在湖北农村傅庄。


此后，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电影的发展处在停滞状态。直到新时期伊始，全新的社会面貌让中国电影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也让乡村电影在此时逐渐成为创作者们关注的空间。在这一时期，乡村电影在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不同时代语境下人们对于乡村的不同心境。



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乡村电影的叙事主题中，更体现在乡村电影的叙事手法和创作理念中。电影空间这一概念也在这一时期通过与以往乡村电影的对比中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成为新世纪乡村电影不可忽视的叙事元素。


新时期乡村电影的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欣赏习惯下的反思与眷恋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传统的乡村生活在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乡村变迁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沿袭了数千年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和震荡带来的反思和追寻被创作者生动地记录在乡村电影的影像里。



首先，便是对沉重历史的揭露与反思。1980年代初期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影片真实地展现了“文革”年代中普通农民的曲折命运和悲惨遭遇，揭露和批判了动荡社会对人们正常生活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戕害与摧残，激发了人们对残留封建思想的反思的同时，也从人文关怀的角度阐发了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美好情感的讴歌。


其次，全新的社会面貌给大众带来的变化和震荡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触及到了情感、精神及思想观念层面。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便巧妙地将变革产生的矛盾冲突等社会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以喜剧为形式、以家庭为核心、以农村为视角，用最贴近生活的方式呼应了大众在这个时代的内心诉求。



既反映了乡村面貌，又弘扬了时代精神，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认可。除此之外，改革开放的深入也让部分创作者对即将流逝的传统农村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和怀念。因此，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诗意表达成为这一阶段乡村电影的另一大特色。


其中导演胡炳榴的农村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民》成为这种表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三部影片通过展现湖滨、庭院、夕阳等充满诗意的乡村意象来渲染乡村里静谧闲适的田园风光，体现了创作者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对于传统民族文明的深深眷恋。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下的怀念与追忆


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繁碌的工作与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的压力剧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随之淡漠。当人情与人性逐渐迷失在高楼林立的都市生活中时，简单质朴的乡村成为人们情感的栖息地和思想的落脚点。


因此，对于乡村的怀念和依恋成为这个时期乡村电影的创作主题。“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不再一味地陶醉在物质的盛宴中,而开始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世纪末的怀旧情绪悄然弥漫在‘城市’的上空。”



电影中的“乡村”不再仅仅是地域环境和生活背景，而是承载着人们对于安宁质朴的美好想象，幻化为现代人心目中最具诗意的栖居地。那一时期的电影人通过诗意化的艺术手法和散文式的表达方法，使得电影中的乡村呈现出一派诗意盎然的景象：清幽秀丽的山水稻田、淳朴善良的邻里乡亲、宁静闲适的乡村生活，田园牧歌般的乡村成为创作者们的情怀和追寻。


例如霍建起导演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影片以亲情作为线索，父子间的温情伴随着山间悠远宁静的风景、碧色一片的农田、潺潺的溪水声和时不时传来的鸡鸣狗吠，构造出一种柔和干净的温情画卷，散发出如散文般娓娓道来的悠扬气质。



新世纪乡村电影的发展走向


新世纪乡村电影的创作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结构和社会资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组。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使传统的乡村空间不断被侵蚀，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崛起，乡村文明逐渐走向衰落。


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我国连续下发了多个针对于乡村发展与建设的政策与方针，随着“三农”政策的有效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开始被重视，反映农村生活、关注农民情感的热情再次出现，乡村电影随之迸发了新的生命力。



为了鼓励乡村电影的创作，国务院在2007年专门下达了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其中便着重强调了要加大对于农村电影创作的扶持力度。此举不仅让中国电影人受到了莫大的鼓励，也让中国电影的创作有了更多的自信。


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各类媒介之间的深度融合不仅让中国电影的创作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表达，也让观众的审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由此呈现出蓬勃繁盛的创作局面。



那么乡村电影在这一时期，除了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外，也有了更多来自于创作者本人的更具有风格化和个性化的表达，让乡村电影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美学特征。


新世纪乡村电影的创作趋势


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一方面对传统的乡村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随之袭来。另一方面则为乡村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加剧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加剧和蔓延使得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传统封闭的乡村生活造成了剧烈的侵袭和冲击，沿袭了千年的生活模式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于是，受到传统与现代双重夹击的乡村电影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例如反映儿童教育缺失问题的《美丽的大脚》、《暖春》、《一个人的课堂》等；反映乡村法制缺席问题的《盲山》、《喊山》、《马背上的法庭》等。



乡村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现在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这些现实问题被真实地反映在新世纪的乡村电影里。创作者们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以细腻且深刻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贴近时代发展，折射出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态。


此外，城乡的二元对立不仅对乡村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冲击，也对村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产生了动摇，个体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于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电影也从对农民群体的泛泛而谈转而到对个体的精神状态和生命意识的深入关注，以饱满深刻的人文情怀来建立更具有时代特点的普世价值观。



例如电影《光棍儿》中表现了村民们原始而直白的性观念；电影《白鹤》中探讨了老一辈传统而执着的生死观；电影《美丽的大脚》和《喊山》中歌颂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等等。除了叙事主题上的多元化，乡村电影在叙事手段和呈现方式上也有了全新的表达。


众多学者和创作者逐渐将关注点从时间转移到空间上来，实现电影创作和研究领域上的“空间转向”，试图通过空间来还原社会、理解社会。因此，新世纪以来的乡村电影对于空间这一场域有了更加多样化的表达，使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文化蕴意和社会功能。



其中，既有以贾樟柯为代表的以典型的乡镇变迁来映射时代变革中小人物命运的叙事模式，也有以李睿珺为代表的以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来隐喻村民生存状态和精神观念的叙事模式。种种叙事模式皆建立在以空间为媒介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外部乡村现实，从而抵达村民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因此，新世纪以来的乡村电影，不再仅是把乡村作为叙事背景，而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以空间为载体，对乡村的生存环境、村民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度的挖掘，深刻地揭示了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真实的生存困境，体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