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身边的人都在讨论一个词语：“小镇做题家。”
这个词很早就有了，但最近再次被人提起，是源于易烊千玺、胡先煦、罗一舟三人考上国家话剧院编制这件事。
我不想探究他们考上编制是否合规，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一个答案。
我今天想聊的，是这几天的那个热词：
“小镇做题家。”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编辑，在这件事舆论起来后，发表了一篇文章：
“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
他嘲讽普通人的努力，将那些对于程序的质疑，归结为普通人的嫉妒。
我不知道写出这样话的人到底有多傲慢。
但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参加国家话剧院编制线下面试的人讲述的亲身经历时，我沉默了。
他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学习了6年话剧，为了参加面试，乘飞机千里迢迢赶到现场，连核酸都做了好几次。
因为路费、饮食等花费较大，他连好一点的旅店都没舍得住。
赶车时行李箱轮子坏了，就提着箱子往旅店走，当他到达旅店房间，那微微发黄的床单让人鼻头发酸。
当拟聘人员公示后他忍不住质问：
既然可以线上面试，又何必让千里之外的普通考生赶着一场又一场的线下面试？
既然已经决定了录取线上面试的明星，又何必组织线下面试？
本来只是个过路人，结果却被人在心窝上狠狠踹了一脚。
因为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大多数都只是小镇做题家而已。
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读书人，我们可以自嘲，但努力不应该成为别人讽刺的利箭。
其实，我成长的小县城里经济条件并不算好。
但记忆中，一旦谁家里有孩子读到初中以后，家里就会有长辈专门陪读。
我上高中时，妈妈辞了工作，在我学校旁边租了房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好让我能全身心投入学习。
而那栋楼里全是像我这样的高中生以及他们的家长。
也许我们的教育资源不算最好的，但楼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努力。
到了凌晨，还亮着灯学习也是正常的事情，甚至我们班的第一名常常学习到凌晨三点。
教室里的试卷、习题册堆得比我们还高，一遍遍刷题，一遍遍纠错，是我们一天的全部。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熬过那三年，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就是全家最大的愿望。
那时候，我们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每一年的高考誓师大会都弥漫着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是啊，不管是站在我左边还是右边的同学，我们的父辈大多是没读过多少书就辍学务农的普通人。
我知道我的背景是空空荡荡，我的前途只有靠自己去拼。
说实话，那些获益于长辈们积累的资源而顺利成长的人，真的没有资格回头蔑视这些努力。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称不上小镇做题家，也包括我自己。
因为小镇做题家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而我只上了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
但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也成了家族里更小的孩子的读书榜样。
我至今坚信知识的强大力量，它能将我粗粝的灵魂磨出光芒。
也能将我、我的下一代送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高考结束才1个多月，我想张桂梅校长听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应该会很伤心。
她终其一生，让大山里的女孩走出去，用知识改变命运。
也因为这样女学生们考上大学，有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人生。
还有已经牺牲了黄文秀，她是大山的女儿，是最美的驻村书记。
黄文秀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寒窗苦读数十载，靠自己一步步考出去。
但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
她说：“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她本可以直接在市委工作，但她却下村当了第一书记，只为扶贫。
村子叫百坭村，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的家庭年收入不到3000元。
到了村子，她走访每家每户，不嫌累不嫌脏。
发现种植有优势，她具体考察后请专家，搞示范户，种的多了不好卖，又搞起电子商务，在网上卖货。
只一年时间，就将百坭村的贫困率从22%降到了2%。
然而，2019年6月17日凌晨，她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却不幸遭遇山洪，30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这是最悲壮和让人肃然起敬的“上岸”故事。
黄文秀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有信仰，肯吃苦，她做题做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不是标准的做题家模板？
但是她这样的人，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又回来建设大山，成为国家栋梁。
其实，再早些时候，我记得这不叫“小镇做题家”，而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在我看来，
小镇做题家是年轻的张桂梅，
是已经牺牲了的黄文秀，
是那个从小镇考入南京大学的穷学生，
是有决心、有毅力的年轻人，
是每一个平凡但向上的普通人。
加油啊，小镇做题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