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类型的不断丰富、繁荣发展，电影类型之间的区别、差异越来越模糊、不明显，而对于喜剧电影的具体定义来说，只根据影片是否具有喜剧性就将其划分为喜剧电影这一类型是十分片面的。
提到喜剧电影的相关定义时，有两个核心的词：“笑”、“喜剧性人物”。核心词：“笑”，在这里是指喜剧电影针对受众所产生的效果，是喜剧电影的灵魂。能够产生这样效果的因素包括人物的塑造、无厘头的剧情、荒诞的镜头语言、诙谐的音乐等，其中人物塑造中人物夸张的形象与肢体动作、风趣的对话、错乱的人物关系等都是喜剧电影中产生“笑”的效果的核心。
虽然“喜剧性”不能作为判断电影是否为喜剧电影类型的标准，但是“喜剧性人物”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喜剧性”——“作为一种人类学现象，对应的是人类的游戏本能、人对开玩笑和笑的偏好、人对物理和社会现实中不同寻常的和可笑现象的观察天性。”
因此“喜剧性”也与“人”息息相关。而在喜剧电影中往往将“喜剧性”和“人物”放在一起讨论，即“喜剧性人物”，通过怪诞的形体、夸张的人物形象等呈现出滑稽的效果，从而达到游戏、欢愉的目的。
通过幽默的语言与无厘头剧情的结合产生笑料，通过营造不同寻常的视觉震撼来产生落差，不论是动作、形象还是语言，都表明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将对于喜剧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综上所述，“笑”、“喜剧性人物”作为喜剧电影的核心，都证明了人物塑造在喜剧电影中的重要性。
国内喜剧电影中的人物通常可以看到有如下几种特点：
（一）主人公为小人物
喜剧电影中的主人公群体主要聚焦于小人物，甚至是边缘化的小人物。如《人在囧途》中的进城务工者；冯小刚喜剧电影《甲方乙方》中的自由职业者；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中的普通青年赵小帅；电影《唐人街探案》里普通有些结巴的学生、浪迹国外的华人；宁浩执导的《疯狂的石头》中可恶的骗子、穷困的保安，《疯狂外星人》生活落魄惨淡的耍猴人；电影《缝纫机乐队》更是将妇科医生、修车工、纹身师等小人物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乐队；《快把我哥带走》将视野放在一对普通兄妹的日常生活中。
经典国产喜剧电影中周星驰电影常以毫无出头之日的群演、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有情有义的风尘女子等普通的、甚至有着特殊职业的边缘化小人物作为电影一贯的主角，他们更符合喜剧电影的需要，更接地气，更讽刺，更颠覆。
（二）人物的颠覆
“颠覆”作为“狂欢化”理论中常提到的一个词语，在喜剧电影的人物角色身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特征。
如电影《人在囧途》中的牛耿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民工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企业老板；在《甲方乙方》中几个自由职业者从为了生计费尽心机到为了他人放弃自我利益的一个蜕变；《西游降魔》则将经典名著中的英雄人物或者神圣人物颠覆为邋遢、癫狂、自私的人物，随着剧情发展又都会变得更加英勇、无私、伟大；《乘风破浪》中看起来不负责任的犯人父亲随着剧情发展变得有情有义、忠于爱情。
电影里的这些主角不论在身份、性格还是形象上大都是跟随电影一起成长，并到最后出现反转、颠覆的。
喜剧电影中除了主角会随着故事剧情发生性格、形象等的颠覆，还有一种角色在喜剧电影中也十分重要，就是具有反转的丑角。
也是“狂欢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角色颠覆，其中较为典型代表的就是周星驰电影，如《少林足球》里的阿梅、《食神》里的火鸡、《百变星君》里的虫虫、《功夫》中的包租婆、《美人鱼》中的姗姗。
她们一开始十分丑陋、且不受主角喜爱，导演对于丑角的镜头语言也是十分夸张的，通常以广角、鱼眼镜头，对人物面部的特写进行扭曲变形，但她们都凭借自身的善良、能力、自信得到蜕变，并成为美丽动人、对主角十分重要的人物，镜头语言变得唯美，色调也变得温暖动人，通常以中近景，暖色调为主。
（三）独具特色的方言
方言一般出现在喜剧电影中，在一些以普通话为主的正剧或者悲剧中很少出现，如冯巩先生出演的喜剧电影《没事偷着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等都将天津话融入到电影的人物角色中，塑造了一个个以“贫嘴”、风趣幽默为标签的天津人的形象，又在《幸福马上来》中通过川渝方言丰富了其极具地方特色的火辣女性性格。
黄渤出演《疯狂的石头》时以经典的山东话塑造出一个滑稽的匪徒黑皮，同时整部影片集聚了河北、广东、川渝贵等地方方言来营造一个市井气息浓重的故事氛围。
在冯小刚导演、葛优出演的多部喜剧电影中以独特的北京话为特色，结合北京地方“爷们儿”“硬汉”的性格特色，为电影增添了它独有的色彩。以大鹏团队、小沈阳团队、“开心麻花”为主的东北方言也是极具特色的。
方言是喜剧电影中不循规蹈矩、不官方、不高雅、平民化、通俗化等特征所需要的，它彰显了喜剧电影语言特色方面的优势，因此方言在喜剧电影中的合理运用对于整部影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