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怨灵电影：对多元化的悲剧人物塑造，主要在于女性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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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怨灵电影的叙事对象主要集中在怨灵身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另一类是儿童。与以往的恐怖角色不同的是，他们不再仅仅是让人感到惊惧的亡灵，而是被赋予了极强的悲剧色彩，被放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进行审视，对他们形象的塑造也开始走向去脸谱化。
人善鬼恶的刻板化定位被逐渐打破，他们开始担负双重身份。既是充满怨念、报复力极强的的恶鬼，也是命运悲惨、身世不幸的受害者，这种对人物形象的多元化塑造，使得怨灵角色变得血肉丰满、真实立体，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体现出怨灵电影一贯的写实追求。具有反抗意义的悲惨女性
女性角色在恐怖电影中并不少见，日本恐怖电影总是不遗余力地描绘含冤受虐的女性形象，展现暴力男性与受害女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而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怨灵则通过复仇来表达反抗和维持永存，在怨灵电影中，女性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女性怨灵不仅主导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还成为观察的怨灵电影的重要窗口。
日本怨灵电影塑造出的阿岩、贞子、伽椰子、富江、裂口女等的经典女怨灵形象，也成为不少人对日本恐怖片的重要记忆。同样是女性幽灵，西方恐怖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脸谱化特征，人类永远是善良正直的无辜受害者，幽灵永远是不怀好意、致力于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的恶灵，而日本怨灵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却是多元化的，她们担负着双重角色。
既是凶残毒辣的强者，同时也是命运不幸的弱势群体，并不能仅仅用善或者恶的符号化的概念来定义她们，日本怨灵电影对悲惨的女性寄予深厚的同情，通过复仇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因此，日本怨灵电影中的女性怨灵是具有鲜明的反抗意义的角色符号。在所有影片当中，女性怨灵几乎无一例外被定义为故事中的受害者，她们生活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有着十分悲惨的身世和经历，这基本上直接划定了女性怨灵在影片中的悲剧意义。
学者张竹琳对日本早期作家小泉八云的《怪谈》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怪谈》中22个女性鬼怪故事分析后发现，女性怨灵故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丈夫抛弃后变成怨灵，另一类是受到家人不公正对待后心生嫉妒成为怨灵，这些女性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十分不幸的经历，她们自身带有很强烈的悲剧色彩。
从叙事的语言层面来看，女性怨灵是始终缺位于社会话语的弱小群体，影片中的她们没有任何的语言和对白，无论她们以怎么样的方式复仇，都不会像西方恐怖片中的幽灵那样疯狂咆哮或者通过言语控诉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怨气，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用行动来彰显复仇的力量。在这样的形象设定下，她们是社会的“失语”者，是被家庭和社会剥夺了话语权的边缘群体，在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利益诉求通道，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上大多数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摹写，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她们的人生悲剧不可避免。
从造型上来看，女性怨灵常常以一种十分狼狈的形象示人，比如满身鲜血的伽椰子、嘴巴撕裂的裂口女、面目全非的后藤美雪等，这种形象并不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恐怖效果刻意塑造出来的。而是对死前形象的映照，是对冤死惨状的延续，是人物悲剧色彩的外在表现，透过这种形象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人物曾遭受的伤害和所经历的悲惨。
另一方面，女性怨灵又通过实际行动展示邪恶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抗拒，她们残酷杀戮，毫不留情，即使是面对亲人也会痛下杀手，在《咒怨》中，伽椰子有着十分悲惨的人生经历：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心，长大后暗恋对象被她人横刀夺爱，结婚后又被丈夫佐伯刚雄怀疑出轨遭其残忍杀害，就连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惨遭毒手，她将这一切的不幸归结于这个社会，十分果断地结束了仁美、远山等人的性命，而这些人与伽椰子并没有任何的恩怨，由此可见其冷酷程度。
《午夜凶铃》中的贞子也是不幸命运的受害者，在她年幼的时候，她的母亲山村志津子因为具有超能力屡屡被人们误解和刁难，愤而自杀，而贞子长大后由于继承了母亲的超能力，也被视作异类遭到排斥，甚至连亲生父亲也不能容忍她，将她推进枯井中害死。含冤而死的贞子开始怨恨所有的一切，疯狂滥杀，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这种疯狂的报复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女性怨灵作为遭受过迫害的边缘弱势群体，最终通过残忍的杀戮来实现复仇，表达心中的怨恨，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女性怨灵实际上是挣扎在绝望、焦虑和仇恨情绪中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而复仇行为则象征他们对社会不公与人情冷漠的强烈反抗。从这个层面来讲，日本怨灵电影也可以被称之为“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它注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审视周围的社会，展示女性脆弱的一面和在不平等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下所受到的伤害。
《菊与刀》曾这样描述日本的等级秩序，男性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女性的家庭地位远不及男性，这种等级观念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出一个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女性的社会地位远不及男性，常常受到不公平待遇，许多女性遭遇不幸的根源便来自于此，因此，日本怨灵电影站在女性的角度，批判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异化，通过复仇行为鼓励女性反抗一切不平等待遇，呼吁社会关注女性和弱势群体。
也正是这样深厚的人文情怀，彰显出日本怨灵电影不一样的叙事深度。具有讽刺意味的不幸儿童儿童怨灵在形象塑造上与女性怨灵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从故事的设定上，儿童怨灵有着同样悲惨的身世，而且他们的悲惨显得更加无辜。
他们几乎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受到伤害的，似乎他们的人生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佐伯俊雄惨遭父亲杀害，仅仅是由于父亲愤恨母亲，从而迁怒于他，因此，儿童怨灵的悲剧色彩要更加浓厚一些。然而在造型上，儿童怨灵却与女性怨灵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并不像女性怨灵那般狼狈不堪，而是呈现出现代化、生活化、纯真化的特征。
甚至在《鬼来电》中，美美子每次都会口含一颗麦芽糖，表现出可爱天真的一面，这样的人物符合人们心中对儿童形象的定位，但这形成了人物命运和外在形象上的鲜明反差，更加烘托出他们的无辜和不幸。此外，怨灵电影还从叙事视角出发，对儿童怨灵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刻画，叙事视角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理论中提出的概念，又被称为叙述聚焦，它重点探讨的是叙述者与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这种关系将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
其中零聚焦叙事是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在这种聚焦下，叙事更加客观、独立，相比女性怨灵，怨灵电影更习惯用第三人称的零聚焦叙事方式审视儿童怨灵，在这种视角下，儿童怨灵呈现出一个十分孤独的形象，由于他可以毫无保留地被我们所审视。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过往，可以看到他总是独来独往，他减少与故事人物的接触和互动，总是飘渺不定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却不为故事人物所感知，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浑身散发着凄凉的悲惨气息。
尤其是在《咒怨》中，佐伯俊雄被隐喻为一只猫，而猫本身也是孤独的代表，在零聚焦叙述方式下，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全貌，始终能看到他像一只猫一样孤独地蹲着。在故事人物发现不了的地方独来独往，一个孤独的儿童形象瞬间跃然纸上，这是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作为有限视角所不能提供给我们的感受。然而，在天真单纯和不幸命运的另一面，儿童怨灵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酷无情。
《咒怨》中，尽管佐伯俊雄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来天真无邪，但是实际上，他是以帮凶的身份出现在场景当中，她总是配合伽椰子引诱受害者落入他们的陷阱中，将受害者推向死亡的深渊，表现出怨灵的邪恶本质。而在《鬼来电》中，小女孩美美子更加冷酷，尽管她看起来天真可爱，弱小无助，但实际上她心狠手辣，杀人毫不留情，不仅用火烧死了母亲，甚至还刺伤了舅舅。
《鬼水怪谈》中，落水身亡的儿童怨灵河合美津子，为了占有松原淑美，获取母爱，曾不止一次地想要杀死其女儿郁子，其邪恶本质暴露无遗。这种既天真又凶狠的多元化人物形象正是文艺理论中常说的“圆形人物”，这种圆形人物更加贴近真实世界中的人物，更加客观、立体、复杂。
相比女性怨灵，儿童怨灵被赋予了更多的讽刺意义，一方面他们天真可爱、单纯善良，另一方面，他们身世凄惨、孤独寂寞，形成了具有鲜明讽刺意味的对比，在一个人最童真的时期却遭受到无辜的伤害，没有享受到本来属于这个阶段的宠爱和守护，这是对社会忽视儿童权益保护的控诉。，而这种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日本对儿童人权的重视。
20世纪以来，日本尤其重视保护儿童的权益，充分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并为需要得到特殊照顾的儿童提供特别救援，更是在美国的帮扶下逐步完善了各项关于儿童保障的法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的传统家族观念开始进一步被瓦解，日本人面临的家庭危机越来越深，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陷入身份焦虑之中，儿童的权益也逐渐遭到忽视，日本怨灵电影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儿童群体的权益保护，以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向社会提出呼吁，具有深厚的人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