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千秋远
要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汉桓帝绝对榜上有名。正是他和继任者汉灵帝，“亲小人、远贤臣”，一手炮制了汉帝国的黄昏——起码《出师表》是这么认为的（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在不久的三国乱世中，导致天下大乱的这口锅，就得桓、灵这俩败家子来背。
但奇怪的是，桓、灵俩败家子的庙号，却一个是褒，一个是贬。“灵”咱就不说了，跟这个字沾边的皇帝，基本都是名副其实的烂人皇帝。而“桓”可不一样，谥法解是这么说的：辟土兼国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敌服远曰桓。单从谥法解释看，这个“桓”是妥妥的美谥！这意味着，在当时，东汉朝野，对这位“爷”评价可不低。
今天，咱就看看这位汉桓帝。
一、天降皇位
看过宫斗剧的我们都知道，皇帝位，那是封建帝制时代的最高权位，为了追求它，有人隐忍几十年，有人灭绝人伦，也有人不惜伏尸百万、白骨千里……总之，这条路通常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可是，这个汉桓帝的继位，却是风平浪静，堪称是天上掉下来！
这事得说下他倒霉的前任——汉质帝刘缵。公元145年，刘缵被外戚梁冀拥立称帝，别看7岁的他是个小屁孩，可他却是个聪明的小屁孩，但也是个还没学会管住嘴的小屁孩。
此时的粱冀和梁太后，一内一外把持着汉帝国的一切，老梁家跺跺脚，汉帝国就要晃三晃。可是汉质帝却在一次朝会中，曾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这一句话把梁权臣说得浑身冒汗，不久就毒死了8岁的小屁孩汉质帝。
于是，帝国皇位又一次空了出来，粱冀在宗室子孙中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刘志。之所以选中他，既不是因为他贤良淑德，也不是因为他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对老梁的脾气。当时的刘志，是个妥妥的纨绔子弟，年龄不大，还啥也不懂，这才符合老梁的要求——就是他了，群臣反对也没用！
公元146年，15岁的刘志，就被大将军粱冀拥立当了皇帝，前朝梁太后则继续垂帘听政。反正，这个朝堂基本还是老梁家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块天大的馅饼，就砸到了刘志头上。
二、干掉梁籍
这个刘志虽然年轻，可是他并不傻，老梁家的各种安排，看一眼，他就明白了——他刘志就是个傀儡，是老梁家把持朝政的金字招牌。汉质帝的前车之鉴，刘志光想想就头皮发麻，但15岁就是比8岁成熟，他决定，当一个“听话”的傀儡。
有鉴于刘志的听话表现，老梁家更加“慷慨”的奖赏他美女一枚——梁冀的妹妹梁莹。从此，梁莹就成了梁皇后，只是见到姐姐梁太后，不知道她是该叫“妈”还是该叫“姐姐”了。
后宫俩女人，朝堂一个大将军，老梁家基本就牢牢控制了刘志，这种局面，刘志别想扑腾出点浪花来。于是，梁家姐妹在后宫折腾，梁大将军在朝堂折腾，刘志嘛，干看着。
直到公元150年，这一年出了个大事——梁太后死了。压在刘志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下子就少了一座，还是最大的一座（汉朝以孝治天下），简直“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
偏偏这个梁皇后又不争气，当皇后也好几年了，不论刘志如何努力，梁莹却愣是没怀上龙种，这就尴尬了！而这尴尬催生出了心理变态：嫉妒其他妃嫔，凡是怀孕的，要么打胎，要么打死。于是，刘志就成了“丁克一族”。
但从此梁太后死了以后，刘志也开始慢慢强硬起来，对梁皇后也开始爱答不理，梁莹跟打入冷宫，也就差个正式手续。对梁大将军，也敢象征性的顶两句。总之，朝堂虽然还是老梁的，但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迹象。
一方面是刘志的冷落，另一方面是梁莹的病态心理，公元159年，梁皇后也死了。这样一来，压在刘志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少了一个。
“两座大山”都被熬死了，但是对于难熬的最后“一座大山”，他决定自己“移山”！
但这座大山太难移了！此时的梁冀，是位极人臣的大将军，不但长年把持军政大权，而且朝里朝外都是亲信，刘志几乎就是“光杆司令”一个，想下手都不知道从哪动刀。
看看身边的人，刘志想来想去，就发现了一个可靠的人——太监唐衡。之所以找太监，是因为：在当时，这宦官基本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种类，外戚、士大夫都不爱搭理，所以，他们只能依附于皇族而存在。在这档口，刘志和太监们那是妥妥的同病相怜。多说一句，“有困难找太监”这种事，这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可绝不是孤例，此后的大唐就是这样，而五代的南汉甚至只信任太监！
刘志把唐衡叫到厕所，问他，宦官里面都谁和梁冀有仇？唐衡说有单超、左倌、徐璜和具瑗。
于是，刘志的帮手又增加了4个太监，“一个皇帝+5个太监”的反梁小集团形成了。此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也加入这个小集团。
这一干人秘密筹划干掉梁冀，但还是让梁冀产生了警觉。为防意外，梁冀派遣心腹张恽率领队官兵在皇宫外值班，说是值班，但这摆明了是要监控皇宫。
眼瞅着，以后上厕所都不方便了，此时的汉桓帝也很干脆，那就先下手为强，直接派遣具瑗以“擅自入宫，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张恽缉拿。紧接着，派尚书令尹勋带领兵马保护皇宫，派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带着千多名禁卫军包围了梁家的府邸，执行斩首行动。
可怜，还在家呼呼大睡老梁，在梦中就被人拿下了。
考虑自己的皇位毕竟还是老梁给的，刘志也没直接下杀手，而是收了梁冀的大将军，并把梁冀徙封为比景都乡侯。比景县位于今天越南的热带丛林，这种流放等于让老梁去死，一贯骄横的梁冀，一口气没上来，直接自杀了。
三、党锢之祸
干掉老梁，刘志的皇位总算稳住了。在这过程中立功的5大太监，也都立马“阔”了起来，全都封了侯，史称“五侯”，其中的单超更是出任车骑将军——东汉三军总司令。
按说，该刘志大展身手了，可是他的心思并不在国政，他把朝堂大权交给了他信任的盟友——太监们。从此，东汉朝堂大权就从外戚转移到了太监手中。但不巧的是，这太监们搞宫斗是一把好手，但什么执政理念、政治理想之类的东西还真没往脑袋里存。
这五大太监都是一帮彻头彻尾的暴发户，一朝富贵在手，脑袋里想的全是中饱私囊。他们不但自己权倾朝野，而且家人亲戚也跟着大发横财。一段时间内，五侯的威势是“中外服从，上下屏气”！
他们的理想就是学习梁冀“好榜样”——捞钱。东汉帝国这么大，那是一定要捞足捞够的，史称“左回天（权势极大、具有回天之术），具独坐（上朝不与“三公”同坐、有独尊之势），徐卧虎（凶恶之如猛虎），唐两堕（两心相堕，居心莫测）”。至于这名单里为啥没有单超，不是因为他清廉，而是因为他死得早——封侯第2年就死了，坏事干得不太多。
举个例子：徐璜的侄子、下邳县令徐宣，看中了已故汝南太守李暠16岁的女儿，便马上派人去说亲，结果被李家婉拒。但这个徐宣却觉得李家不给面子，带着手下直闯李家，把李家女孩先奸后杀。
至于大太监自己，干得缺德事就更多了。
这种搞法，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就看不下去，多次联合太学生上书，要求干掉太监们。不但如此，李膺们还亲自动手执法：比如上面那个徐宣，就被东海相黄浮不顾皇帝大赦硬生生给斩了；再比如宦官张让的弟弟（杀了一个孕妇）被李膺强行砍了。
这种做法，固然是把太监们打得很疼，可顺带也让汉桓帝很不爽：曾经伺候自己舒舒服服的太监们，近来老是来哭丧，不是侄子死了，就是弟弟没了。搞得本大爷心情很不爽！再说，你们这帮士大夫不顾大赦，强行杀人，简直是不把刘志当皇帝嘛！你们还200多人联合上书，真以为刘志是吓大的？
皇帝很不爽，士大夫们就开始倒霉了。李膺、杜密、范滂等200多人就全被下了狱，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了这帮人，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便是“党锢之祸”。
四、奢靡荒淫
前面说了，刘志的兴趣不在国政，他的兴趣在——享乐！在他看来，任何阻止他享乐的都是障碍，比如梁冀，再比如李膺。
可问题是，此时的国家财富已经大部分集中到了一少部分豪族手中，东汉帝国能落到他手里的财富，已经少的可怜了。更何况，对外还有个难搞的汉羌大战在狂烧银子。
为了堵上各种花钱窟窿，刘志想到了两条妙计：一是加税！这段时期的老百姓可算是遭了罪了，本来就是年景不好收成差，这一加税，那可几乎是真过不下去了。二是卖官！大汉天子的专利不就是册封官员嘛？这么好的资源咋能不用呢？于是各种官位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掏钱买官的自然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当官以后，必须回收投资。
一边加税，一边卖官，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了，先后有：陈留人李坚起兵，长平陈景称“黄帝”子造反，南顿管伯称“真人”谋反，蜀郡李伯祚自称“太初黄帝”……
不过这些个造反的蟊贼，刘志也是不太关心，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传宗接代！
刚继位那十几年，他一直活在老梁家的阴影之下，只能宠爱梁皇后一个女人，可偏偏这梁皇后没有生育能力，还连带着把他临幸怀孕过的女人都给解决了，等到老梁家玩完之后，刘志开始彻底的放飞自我，后宫各种扩充，史称有五、六千人之多。这刘志可就真有的忙了：就是一天临幸一个，也得十几年。
但这五、六千个女人，却只生了三个公主，始终没能给汉桓帝生出一个儿子来。急病乱投医之下，刘志便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道家身上，他觉得这个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的修炼法门，能帮助自己传宗接代。
他甚至带领百官，在濯龙殿祭祀老子，不管虔诚与否，起码场面是绝对宏大。
此外，刘志还请了等高道入宫炼制丹药服用。
一边是夜夜淫乐，一边是各种丹药伺候，刘志真的被掏空了——公元168年，36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东汉王朝将迎来更为昏聩黑暗的汉灵帝时代。
结语
纵观汉桓帝不长不短的一生，外戚、宦官、大臣，都被他整的服服帖帖，甚至最难搞的百年汉羌大战，也因为他启用了合适的人选——段颖，也趋于结束。史称“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这一系列“功绩”，平心而论，配得上他的庙号“孝桓”。
但是，他所有作为的根本目的，却不是家国天下，而是为了自己能更舒服的在皇宫逍遥快活。为了这个目的，他利用宦官打压外戚，利用清流制约宦官，用党锢之祸让士大夫们闭嘴，更开了卖官鬻爵的先河。
而这一系列作为，都为东汉帝国最终的坍塌，埋下了隐患。在不久的将来，卖官鬻爵将会把帝国的根基蛀空，宦官掌权将会祸乱朝纲，他崇信的黄老则会掀起毁灭帝国的黄巾起义。
普通人如果欲望过重，会毁灭自己甚至家庭，而一个帝王欲望过重，则会毁灭整个帝国。
参考资料：《汉书》、《中国反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