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作为一部在本世纪初“影响一代人”的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里一幕常充满欢乐的桥段,就是“同福客栈伙计们领工钱”。别看只是“二钱银子”,但每个拿到钱的伙计,都乐得满脸开花。典型善使“葵花点穴手”的老白,经常把“二钱银子”往怀里一揣,颠颠跑出去“喝两口去”,满满都是幸福感。
那放在真实的明代历史上,《武林外传》里的“二钱银子”,也是这么充满幸福感?参考《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老井是正德年间的”这一元素,可知其故事背景是在明朝中后期。这也恰是明朝人彻底摒弃“宝钞”,把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年代。城市里的明朝人日常上街,随身都会带着剪子,专用付钱时剪“碎银子”,另外还有“戥子”,用来称银子的重量。白花花的银子,渗透到明朝生活方方面面。
诞生于明朝中后期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也以趣味的桥段,描绘了“几钱银子”的重要性:“二师兄”猪八戒从高老庄跋山涉水走到狮驼岭,总算攒了五钱银子的私房钱,找银匠“煎在一处”,做成“四钱六分一块儿”的碎银子塞在左耳朵眼里。这么一笔“牙齿上刮下来”的小钱,猪八戒连“买了嘴吃”都舍不得,就想着“买匹布儿做件衣服”,还被孙悟空连哄带吓骗走了,心疼得满身肥肉都哆嗦,连骂“天杀的弼马温”。
堂堂“天蓬元帅”,都对“几钱银子”如此看重,何况“同福客栈”的那几位伙计?
那么这“二钱银子”,在明朝购买力到底如何?也可以参考明代另外几本古典名著。比如在《金瓶梅》里,潘金莲买一坛“金华酒”要三钱银子,买猪头猪蹄要二钱银子,吴月娘买“请众人吃了一日”的螃蟹,也是三钱银子。落魄的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在酒店里要了“四盘四碟”加两大壶“橄榄酒”,一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可见,假若《武林外传》里的老白想“喝两口”,稍微添个菜,这“二钱银子”就不禁花。
如果说《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是明代漕运发达的临清地区,“物价高”情有可原。那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就更有代表性。以《万历会记录》《宛署杂记》统计,万历年间明朝的大米价格,基本都在每石(约72公斤)0.8两左右。上等猪肉要两分银子一斤,上等羊肉一分五银子一斤。活肥鸡四分银子一只,活鹅两钱银子一只。白棉八钱银子一斤,白麻四分银子一斤,普通铁锅两钱银子一口……
也就是说,“同福客栈”的这点“工钱”,放在万历年间,基本买两只鹅就没了。如果不是管吃管住,这么点钱,真是不够糊口。
那么在真实历史上,明朝的“伙计”们,工资水平又如何?在当时的明朝各个手工产业,已经流行“按日计银”。比如在作为榨油重镇的浙江嘉兴石门镇,油工们每天可以拿到两分白银,一个月就是六两。而以《宛署杂记》统计,北京周边窑厂的窑匠,每天工钱是七分白银。北安门搬运工的工资是每天三分白银。衙门里的马夫薪水高,每年能拿四十两白银。总之,技术类工种往往“待遇好”。
所以,倘若是真实的明代史上,以“同福客栈”的薪金水平,如果不多来点“情怀”,“喝两口”都差钱的伙计们,恐怕没几天就得跑光。
而这样的“薪金水平”,除了缩影了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外,更带来了许多关于明朝兴衰的重要信息。
首先一条,就是农民负担问题。白银成为明代法定货币后,农民纳税通常是用银。但银价的变动,哪怕“天下承平”的年月,也往往叫农民苦不堪言。如前文所说,万历年间的大米价格,正常情况下都在0.8两左右。但每到农民纳税时,由于农民急于要把手中粮食脱手,所以粮食价格往往暴跌。以《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里的统计,万历年间时,每次“收税季”,粮食价格常暴跌一倍左右,“三个月后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
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四个字:谷贱伤农。
如此一来,被“伤”了太多次的明朝农民,为了完粮纳税,往往就扔下土地跑出去挣银子。以《宛署杂记》的作者沈榜的叹息,就算是北京周边的农民,当时安心种地的都很少,有的或是跑去“薪厂煤窑”,有的干脆“公侯厮养”,所获得的收入,比起种地来真是“岁倍计”。《西园闻见录》也描绘了这样的后果:“京师土阔人稀……两县编民百无一二”。天启年间时,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发现原本肥沃的耕地,竟因无人耕种而荒废……
而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就是明朝银子“越来越不值钱”。
明朝中后期,正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东南沿海的经济贸易红红火火,丝绸瓷器糖果纸张棉布等“大明制造”汹涌奔出国门,源源不断赚着全世界的钱。仅仅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地,中国商船17世纪时,平均每年就要在当地赚走价值100万比索的白银。而以西方学者弗兰克等人的研究,1800年以前,中国从欧美日本至少赚走了近五万吨白银。中国境内流通的“法定货币”白银,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但这么多白银涌入中国,另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白银的贬值:以学者彭信威的观点,明代的金银比价,在明初时是一比四,到了明末时一度到了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暴跌的银价,原本就带来了明朝物价的上涨。就以明朝的“军饷”来说,万历年间招募一个普通士兵,每年大约要花掉十八两白银。而到了明末崇祯年间,一个士兵的“年薪”竟高达三四十两。单这个负担,就是成倍增加。
而随着大量农民“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外加银价的上涨,明末的粮食危机,也是越演越烈:到了崇祯年间,即使是富庶的东南地区,粮食价格也在疯涨,苏州的粮食价格到崇祯年间,几乎涨到了每石三两银子以上,比万历年间翻了数倍。这样的“比价”,再看看晚明触目惊心的天灾,明末的大乱,已经可以找到缘由。
尤其可悲的是,那么多白银涌入了明王朝,但明朝的国家税收,依然紧紧盯着“三饷”,从土地里刨食,以至于穷农民们不堪重负。明末北方农民每年的差役钱,诸如河南等地都涨到了一顷地12两银子。以学者陈卜的叹息,明末北方有100亩地的农民,每年勤扒苦做,就算风调雨顺,“年收入”竟还不够交徭役差役的费用。只看这个就明白,某些明末精英斥责苦农民“不做安安饿殍”的嘴脸,何其无耻。
同样可悲的是,一方面是农民们“安安饿殍”都做不了。另一面“前明多富家”,汹涌的白银,叫士大夫们的财富滚雪球般膨胀。嘉靖年间的大贪官严世蕃曾说,家产五十万两白银以上的家族,就是大明朝的豪族。可明末的无锡苏州松江地区,诸如“钱家”“华家”等“精英清流”们,每年仅地租收入就近百万两白银。家家“收债急于纳税”。一面是王朝风雨飘摇,一面是“精英清流”们富得流油,咄咄怪事,注解了晚明大厦将倾前的乱象。
亮闪闪的“二钱银子”背后,多少反思在其中。
参考资料:商传《走进晚明》、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张准《从 金瓶梅 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货币购买力》、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货币中国史》、梅朝荣《评 金瓶梅 品明朝社会》、侯会《食货 金瓶梅 ——晚明市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