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晚清挨打不断的耻辱史上,爆发于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叫多少国人耻辱到扎心的一仗:日俄这两只“虎狼”动员近百万陆海兵力,在中国东北沿海大打出手。速射炮机枪手榴弹等新式装备与全新战术,叫各国军事迷津津乐道。获胜的日本一方,20世纪时还拍了一堆经典影视剧炫耀此仗。而作为“主人”的清政府呢?却只是乖乖站一旁,乖乖看着热闹。如此窝囊到家,堪称世界近代战争史上的奇景象。
但这么一段窝囊历史,后来却也惹来一些“新解读”,一个流行已久的说法是:大清丢人现眼不假,但国土保住了啊。所以算起来,“输了面子”的大清,也算是日俄战争的大赢家嘛。
那“窝囊”的清王朝,到底算不算“赢家”?那就要先看看,日俄战争前,清王朝火烧眉毛的东北边疆局势。
一场“庚子国难”,八国联军端了北京城,清政府吐血咬牙签下《辛丑条约》,可这奇耻大辱,比起同时期的东北局势,又算是“小儿科”了:“八国”列强之一,在《庚子条约》里敲金分肥的沙皇俄国,还顺手趁火打劫,喊着“黄俄罗斯”的猖狂口号入侵东北,一路不停制造屠杀血案,更在占领奉天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增阿暂章》,妄图拿到东北的驻兵权。作为清王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大地,眼看就要成了沙俄的“后花园”。
如此危局下,刚刚遭受重创的清政府,没能耐跟沙俄叫板,只能忍气吞声谈判,同时求助列强“调停”。虽然清朝驻俄公使杨儒拼上老命力争,终于叫沙俄在内外压力下答应了《交收东三省条约》,但条约执行到1903年,沙俄又耍了赖,拒绝继续执行该协议。清政府除了“敦促”,几乎已没招可用。而另一个“邻居”,却比清政府还着急:日本!
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把辽东半岛当作囊中之物,可甲午战争后一场“三国干涉还辽”闹剧,却逼着日本吐出了到嘴的肉。这次沙俄在中国东北吃独食,日本又哪能坐视?从1903年7月31日起,日本就与沙俄围绕东北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军队也剑拔弩张。刚在沙俄那里受够了气的清政府呢?也确是兴奋了几天,甚至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人还热情建议,要求清政府“联日拒俄”。但悲哀的事实是,面对这场在中国本土开打的大战,清政府什么也做不了。
当时的清政府,不单军事经济实力损失惨重,一纸《辛丑条约》,更把中国大地,推到了列强宰割的境地。以“利益均沾”的原则,大清各地都被列强划分了“势力范围”,连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都驻扎着英法意列强的军队。西方各国既不想看到日俄独霸东北,更不想看着清政府借这事儿雄起,所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还特意致函美国驻华使馆,“建议”清政府实行中立。
这种情况,就好比一群强盗打进一户宅院。其中两户强盗因为分赃不均,当场大打出手。其他的强盗呢,则是一边“看热闹”,一边摁住宅院主人,警告宅院主人不要多管闲事。大清朝,就是这个可怜的“宅院主人”。
所以说,以这形势说,清政府的“中立”,既不是骨子里怂,也不是什么深谋远虑,就是在列强的淫威下,乖乖听话缩一边。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如此。
而等到日俄两家打的精疲力尽了,在列强的“调停”下开始谈判。作为“主人”的清王朝呢?依然被人排斥在外。日俄近三个月的谈判期间,清政府外务部就哀叹“日俄直接议和,不容他国干预……我若派员前往,其势亦难掺入。”甚至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都已经达成《朴茨茅斯和约》,清政府对此都一无所知。直到三天之后,清朝驻俄大使才在俄国报纸上,看到了“和约”的详细内容。
“分大清地”的谈判,都把大清踢一边,这“中立”,很彻底。
当然,就《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说,日俄战争期间双方占领的东北土地,都要“交还中国接收”。乍一看来,大清的“收获”也很大,算是“赢家”。
但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交还中国接收”是列强间妥协的产物,可到嘴的肉怎能真交?别看日俄战争分出了胜败,可是清政府的实力,却是哪家都得罪不起。人家谈好了,再把清政府招呼过来“交接”,其实就是逮着清政府继续宰。《朴茨茅斯和约》三个多月后,即1905年12月22日,日本就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交接”走了先前俄国在旅顺大连等地的所有特权。
这也就意味着,俄国固然撤军了,但相关的利益,都“倒腾”给了日本。“中立”的大清朝,除了名义上的“接收”,其实还是两手空空。
而且也正是借着日俄战争的威慑,日本除了“交接”了俄国的特权外,还附加了许多新特权,比如在东北十六地通商,经营奉天至安东的铁路,在东北设置“铁路守备兵”。特别是“铁路守备兵”这条,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被日本人钻足了空子,成了他们建立“关东军”的最重要“法理”。
单看这几条,好些俄国在东北之前撒泼耍赖都没拿到的特权,这之后全被日本收入囊中。东北大地的“俄国狼”没赶走,又平添了“日本狼”。被宰割的命运,依然没有变。这样的结果,哪里是“输了面子赢了领土”?简直是全丢光。
而且单看日俄战争后五年,清政府的一些无奈事,就知清政府损失多惨重。为遏制日俄侵略,1907年清政府曾计划修建新法铁路,但这么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就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无理阻挠下,英美列国也表达了支持日本的态度。一条原本对东北建设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就这么不了了之。修条铁路都这样难,何况其他?
甚至1908年,清政府还曾与美国的金融巨头合作,计划建立“东三省银行”,对抗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但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在对外扩张方面达成妥协,两国反而联合干涉,叫“东三省银行”计划也成了空文。
建银行修铁路这样的事情,就这样都被日本卡在喉咙上,《朴茨茅斯和约》给中国东北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
当然,也许清政府在这场战争里的“中立”,以及日俄战争后的种种受制,透着太多的无奈。可是,再看看晚清年间,清王朝越演越烈的腐败,水深火热的国计民生。这样一个成了列强案板上弱肉的王朝,又哪有什么“知耻而后勇”的勇气。
所以,放在当时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眼里,一场日俄战争,哪里是什么“外交胜利”,只是“弱国无外交”的深深悲哀。也正是这样的悲哀,叫当时多少热血未凉的年轻人猛醒。比如在美国,即将成立自己的机械公司,过上富足美国中产生活的华侨青年冯如,就在日俄战争的耻辱面前做出决定,毅然倾家荡产投身航空研究里,成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而在日本,目睹日俄战争悲惨影像的鲁迅,也愤然放弃了成为医生的梦想,走上另一条千难万难的路……
还有更多与他们一样的人,在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决绝地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开始了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人生。所谓“外交胜利”论,却是对那么多英雄们,一种无知的亵渎。
一个世纪后,回看“日俄战争”的前前后后,依然可以痛感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中国任人宰割的创痛。明白这样的创痛,才能明白,当年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力量,支撑了那些仁人志士们慷慨无悔的选择。
参考资料: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宋莉莉《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挽救东北危机局势的外交努力》、《张学良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