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以后,这位北宋最伟大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离开汴京城。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这似乎就是个写诗招祸的事儿。“苏轼哪首诗引发乌台诗案”的话题,也常被票友们津津乐道。但细看来龙去脉,这事儿其实和写诗关系不大。确切说,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不孝子”胡乱联想惹的祸。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上任表》,却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味道: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迁。苏轼与这“不孝子”,原本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却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说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了梁子。


于是这一次,趁着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火热推进,一向对“变法”颇多意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立刻上蹿下跳了,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卖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油加醋,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诋毁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暗自“助力”,终于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下狱。


苏轼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开始了:由于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就是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过程简直“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后,苏轼又遭到了残暴的逼供审讯。当时同样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就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辱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叫后世读史者感到可耻的,却是李定们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证据呢?李定们随即展开行动,把苏轼那些年的所有诗文全部翻烂,逐字酌句的“找证据”,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获”。


比如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拔的风姿,来表达刚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抓住“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的愤怒驳斥:古往今来称号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以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罪。《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大帽。所有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就是望文生义胡乱解释。


折腾到最后,连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求情。一度已逼近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落得贬去黄州。


但这场死里逃生的无妄之灾,却也恰恰戳中了此时北宋的症结:一场“王安石变法”,固然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变法启动后,如李定这样的一批奸诈小人也乘虚而入,就凭投机钻营,就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这群人实干无能,却是构陷有方,而苏轼的悲剧,只是个开始。


就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们罗织罪名,抓住其诗作《夏日游车盖亭》里的几处段落,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时代的顶梁柱,最后落得贬死岭南。


而到了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工具”的攻讦方式,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夜,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成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而比起这沉痛的教训来,更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是这场灾难里的苏轼本人。


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以他给秦观的叹息说:“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但是,元佑元年,当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得势,“新党”们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来被全盘废除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打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当时因“诋毁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驳斥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污蔑,为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但苏轼,依然是那个襟怀坦荡的苏东坡。


透过这场闹剧里,各种蝇营狗苟的算计,不同的人物命运,我们记住的,却是苏轼,这位北宋大文豪伟岸的人格。


参考资料: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 杨硕《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宋史》《苏轼诗集》《行营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