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以后，这位北宋最伟大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离开汴京城。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这似乎就是个写诗招祸的事儿。“苏轼哪首诗引发乌台诗案”的话题，也常被票友们津津乐道。但细看来龙去脉，这事儿其实和写诗关系不大。确切说，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不孝子”胡乱联想惹的祸。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上任表》，却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味道：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迁。苏轼与这“不孝子”，原本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却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说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了梁子。
于是这一次，趁着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火热推进，一向对“变法”颇多意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立刻上蹿下跳了，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卖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油加醋，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诋毁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暗自“助力”，终于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下狱。
苏轼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开始了：由于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就是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过程简直“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后，苏轼又遭到了残暴的逼供审讯。当时同样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就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辱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叫后世读史者感到可耻的，却是李定们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证据呢？李定们随即展开行动，把苏轼那些年的所有诗文全部翻烂，逐字酌句的“找证据”，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获”。
比如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拔的风姿，来表达刚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抓住“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的愤怒驳斥：古往今来称号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以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罪。《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大帽。所有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就是望文生义胡乱解释。
折腾到最后，连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求情。一度已逼近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落得贬去黄州。
但这场死里逃生的无妄之灾，却也恰恰戳中了此时北宋的症结：一场“王安石变法”，固然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变法启动后，如李定这样的一批奸诈小人也乘虚而入，就凭投机钻营，就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这群人实干无能，却是构陷有方，而苏轼的悲剧，只是个开始。
就是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们罗织罪名，抓住其诗作《夏日游车盖亭》里的几处段落，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时代的顶梁柱，最后落得贬死岭南。
而到了北宋亡国前夜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工具”的攻讦方式，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夜，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成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而比起这沉痛的教训来，更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是这场灾难里的苏轼本人。
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以他给秦观的叹息说：“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但是，元佑元年，当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得势，“新党”们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来被全盘废除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打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当时因“诋毁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驳斥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污蔑，为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但苏轼，依然是那个襟怀坦荡的苏东坡。
透过这场闹剧里，各种蝇营狗苟的算计，不同的人物命运，我们记住的，却是苏轼，这位北宋大文豪伟岸的人格。
参考资料：周克勤《乌台诗案研究》、 杨硕《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宋史》《苏轼诗集》《行营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