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丛鱼


连续剧《康熙王朝》中有这样一幕：明郑舰队（南明郑氏家族）袭扰东南沿海，盗走了东南五省的银车，康熙雷霆大怒，声称要将两江总督魏东亭碎尸万段。魏东亭连夜进京，禀报康熙自己已经亲自将全部银两押运抵京，而对方掠走的银车是空的。随后，魏东亭又向康熙呈上一件特殊礼物——明郑小朝廷的战船模型。大开眼界的康熙立即明白，大清应当借平台之机，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


其实，剧中的魏东亭是虚构的（其原型是历史上的曹寅曹棟亭），但是礼物却是真的。当时大清有两大心腹之患，其中一患，就是退守台湾的明郑政权，作为曾缔造收复台湾伟业的海洋力量，明政王朝的舰队曾是17世纪东亚海洋上的“霸主”，甚至经行东海的各国船只，都要购买他们的“令旗”，清王朝也对他们一度徒唤奈何。而支撑其实力的最大本钱，就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尤其是他们的战船，与屡战屡败的清军战船的战斗力大相径庭。


明郑水师为何这么强大呢？其雄厚实力的来源，还要向前追溯——自1624年起，荷兰就开始侵略中国台湾；到明末清初，中国水师的战舰已经不能适应战事的发展，作为海商力量的郑氏家族趁机崛起，并在与荷兰殖民者的一次次交手中，不断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最终收复台湾。由此，到康熙时期，台湾对大清已如芒刺在身、块石在喉。而随着郑氏集团在台湾重建南明小朝廷，他们的战船水平也逐渐升级，一种新型战舰脱颖而出——鸟船。


尤其是凭借台湾繁荣的物产与郑氏集团发达的贸易，这种巨型鸟船实现了规模生产。没错，电视剧《康熙王朝》中魏东亭献上的战船模型，便是鸟船的模型。


一．鸟船的介绍


鸟船最初是一种小型快船，与沙船、福船、广船并称为中国“四大古船”。鸟船因“行驶灵活，犹如飞鸟”得名。


嘉靖时期鸟船产初生，体型小，速度快，可容三五十人。万历年间，海商开始用鸟船载货进行贸易，这种先前的“小船”，也从此越造越大，还充分吸取了荷兰等国的造船技术。由于其速度快且抗风浪能力强，因此也后来居上，成了明朝水师里的“新宠”，明末东南沿海的海盗们，也常以“鸟船”作为“杀手锏”。特别是“从海盗变官军”的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更是鸟船的“铁粉”。郑芝龙的旗舰就是鸟船，且“坚原如铁城”，装备二十四门重炮，战斗力十分强大。


发展到郑成功时代，“鸟船”的数量当然也大为增加。虽然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由于其舰队之前受损严重，主力战舰多是“大青头”那样的小船。但在台湾站住脚后，明郑政权的“鸟船”，也很快又成了规模。《康熙王朝》里，康熙皇帝对明郑舰队的侵扰头疼不已的景象，虽说情节虚构，却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头疼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还是得自己造。


二．平台战争崭露头角，画出抛物线的前半截


康熙二年，张学礼奉命出使琉球国，在福建制造了两艘鸟船，作为显示国威的封舟使用。这两艘鸟船“船长十八丈（约56米），阔二丈二尺（约6.8米），高二丈三尺（约7.2米），桅杆高十八丈”，与荷兰人的夹板船相比，“虽坚固不及，而宽、广过之”。不仅如此，这两艘鸟船配备有火炮二十四门，“上层甲板装备十六门中炮，下层夹板装备八门红夷炮”，在东亚国家里，算得上最精良的战舰了。


在建造两艘鸟船之后，康熙反复思考，决定全力攻台。姚启圣在担任福建巡抚期间，奏请朝廷重视水师事务。康熙派百万兵丁从江浙选兵百余人，从湖广调新式洋炮，大大加强了福建水师的实力。1678年康熙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命其总领全局、拟定海战方案。姚启圣向福建各县下令备造鸟船，据陈良弼《水师辑要》记载，鸟船的尺寸与商洋船（即和当时福建广东沿海常见的葡萄牙商船和尼德兰商船）相当。值得一提的是，每艘鸟船耗费五千两白银，船上还设有“双战棚”、“双重炮位”，装备精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年间大清的强大国力。


1683年，清军海战名将施琅部队兵分三路，以56艘鸟船为主力，百余艘中型船只为策应，80艘船只为后援，向郑军驻防的澎湖列岛发起进攻，这个舰队规模，放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


这场大战，就是中国古代海战历史上著名的澎湖海战，清军通过此战，缴获明郑舰队190多艘船，其中还有两只大型鸟船。伤亡近两万人的明郑舰队，已经无力与清王朝抗衡，随后只好投降，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也就此覆灭。而比这更大的意义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清王朝终于在东南沿海，拥有了一支实力空前强大的舰队。 清朝的海洋力量，就这样持续上升，画出了抛物线的前半段，直到峰点。


可以说，“鸟船”给清王朝带来了噩梦，却也是一笔财富，强大“鸟船”带来的，更是清王朝面对这个航海时代，空前的历史机遇。


三．战舰缩水，抛物线到了后半截


但清王朝不会想到，大清“兵强船壮”的强大水师，会在一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眼睁睁看着英国在东南沿海作威作福。


除了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短暂开放以外，大多数时候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曾经称霸东南沿海的鸟船，也就从此走上了不归的下坡路：曾经的鸟船，要么闲置，要么大船改小船。就连最体现国家面子的封舟都一再缩水，到了1800年，封王尚温、赵文楷、李鼎元为使臣，所雇商船长只有7丈（23.33米），宽2.2丈（7.33米），深1.3丈（4.33米），较1684年封王尚贞等使臣时所乘的长15丈（50米）、宽2.6丈（8.67米）的鸟船缩小了不是一点半点。


除却体型的缩水，清朝战船的战斗力也明显“水”了不少。1836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中出现了一篇介绍当时清朝水师和海防状况的文章。美国记者说，中国战舰“像一堆木材”、“庞大而笨重”，“整个样子正如尼克博克所描绘的‘戈德夫罗号’那样，在风平浪静中显得迷离恍惚、庞大笨重，这便是清帝国‘第一等舰队’的外貌，“律劳卑事件中，停泊在澳门南湾炮台前的两艘中国战舰，各架有八门大小不等的炮，其中两门是旧式的铜制野战炮，足足占据了舱面全部宽度，如果开起炮来，即使战舰不沉没，炮也会反撞到舰舷侧面跌下海去”。由此可见，清朝后期的海军实力已大不如初，已经达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清朝的海洋力量会经历迅速的兴盛和迅速的衰落呢？其深层原因是短短的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法概括尽然的。除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刚愎自用以外，官府内部管理的腐朽不化也难逃其咎。由于康熙年间大清的日益腐败，整个造船业乃至军事部门内耗严重。就拿造船业举例吧，造船，成了官员的提款机；一艘大型战舰的制造，对于各级官吏而言，每个环节都是有利可图的。船厂开出的造船费用比实际高几倍、而且一再拖延工期不说，就连维修费也是被“大人们”从上到下层层私吞，船厂报修十艘战船，顶多实修七八艘，这都成为了潜规则。如此管理之下，想必即使打开国门，清王朝的船只也不会越造越好。


本可以借助亚洲最强大的水师开疆扩土、发展贸易，谁料想大清的水师就这样昙花一现，在迅速地画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引人深思的抛物线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永远地销声匿迹。由此看来，海洋力量的兴败只是清朝盛衰的一个缩影。


参考资料：白晨光《中国17世纪的风帆战列舰—明朝鸟船》、李元骏《清朝旧式战船、水师和海防》 、茅海建《鸦片战争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