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放在1981年，一张10元钱的钞票（当时叫“大团结”），都可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形容一个人有钱，都常说“摸出几张大团结”。而倘若兜里揣着五块钱，放在1981年左右的年月里，也真心能办不少事情。
比如1980年冬，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火爆开业，中学生陈林与父母在大雪里等了两个小时才等来位子，三口人要了烧锅鸭、鱼香肉丝、扒白菜加一份鸭架豆腐汤，还喝了一瓶啤酒。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陈林，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欢呼“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这难忘的“三菜一汤”大餐，总共花了不到四块钱——陈家四天的伙食费。
而1981年时，著名分析师张化桥正在湖北财经学院读大二，他大学时的吃穿生活费“大约每个月六元”。两年后张化桥考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每月除工资外还有五块钱的副食补贴，“日子也能过得去”。他的师兄还嘱咐他，如果你想在五年内成家，现在起“每个月至少要存15元”。五块钱，关乎“终身大事”。
也是在1981年，未来红遍全国的《西游记》艰难开机。由于经费人手稀缺，包括“唐僧师徒”在内的年轻演员们，每个人拿一份演出费，却要干好几份活，比如装车卸车、充当群众演员、摆灯光布景等苦活。导演杨洁实在看不过去，又给演员们申请了各种补贴，比如“群众演员补贴”“剧务补贴”“特技补贴”，其实每次也就三五毛钱。却足以让演员们集体激动，之后每次再有“额外活”，大家都纷纷欢呼：“今天又有啤酒喝了”。
哪怕在七年以后，即1987年，第一家肯德基中国店在北京前门大街开业。之后的几年里，这家快餐店曾是北京人心中的豪华饭店，以至于每周都有新人在肯德基办婚礼。有多豪华？当时店里一块原味鸡要卖两块五，所以为了吃顿肯德基，“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
可见，五块钱，放在1981年，真是“大钱”。
五块钱在当时有多“大”？也可以参考下日用品物价。1981年的农副产品国家牌价：大米是0.142元一斤，食用油0.80元一斤，猪肉1.01元一斤，鲤鱼1.08元一斤，活母鸡1.16元一斤。再看看北京的菜价：1981年上半年，菠菜每斤7分钱，芸豆每斤2角钱，茄子每斤3角钱，菜花每斤2角6分。揣着五块钱逛一趟农贸市场，如果想全花光，肯定满载而归。
这么比的话，五块钱的购买力，真心比较强。1981年也似乎是个“物价便宜”的幸福时代。甚至一些故事刊物上，也有过穷苦的主人公“穿越”到1981年，然后拼命扫货的剧情。但事实是，1981年上半年，北京市民就曾向报社反映“菜”太贵。而五块钱的价值，也得比比当时的工资。
先看农村工资，别说1981年，到1983年时，中国的农村年人均收入也只有309元。五块钱放那时农村，重要性可以想。而在城镇呢？1981年时，实行“八级制”的城镇企业职工，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在四十到五十元之间。1983年在北京读研的张化桥也回忆过：“当时北京的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40多元人民币”。同时期姑娘择偶的顺口溜里，就有一句“七十元钱”——小伙月薪七十元？抢手！
同样可以类比的是教师工资，1981年有20年教龄的教师，平均工资是每月41元。入职两年的年轻教师，平均工资是31元。以这个意义说，1981年的五元钱，对比今天的购买力，相当于教师平均工资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工资制度改革”的呼声，在1981年，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并在强烈的呼喊中步步推进。
而且不止是工人教师，即使今天很多“高收入”群体，放在1981年，收入也真心不高。比如1981年正在辛苦拍摄的《西游记》，演员们的片酬，哪怕最大牌的“腕儿”，每集最高片酬也不过六十元。就这，还有人不停提意见，认为给的太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遍全国的影星杨在葆，1984年尝试第一次做导演，想去广州商讨改编话剧《南方的风》。但当时北京至广州高达百元的单程机票前，却让月工资只有88元的杨在葆纠结不已。直到广州方面主动表态，解决杨在葆等人的一切交通费用，此事才顺利成行。然后，就有了那部改编自《南方的风》，且震撼一代人的经典电影：《代理市长》。
更能说明这工资水平的，还有1981年全国六十个城市试点的“公有住房全价出售”改革。一套住房的售价在每平120—150元之间。今天看是白菜价，当时对比工资，却是天文数字。以《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的记录说：“由于当时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实在太低，1981年底也就基本停顿了下来。”
所以，“1981年五块钱购买力如何”的问题，与工资物价一比，也清楚折射了1981年的生活状况：在改革开放的伊始，大多数人，真是捏着荷包过日子。
而且，别看五块钱在“买菜”“餐饮”等消费项目上，在1981年能办不少“大事”。但放在八十年代另一些“消费项目”上，却也办不成什么事。
比如买牛仔裤，这个当时的“新鲜玩意”，1985年登陆中国后就引爆全国。当时一条牛仔裤的售价，最便宜也要25元，贵的要30多元。一些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工资，估计还买不了一条裤子。但即使这样，手里稍有点钱的青年，砸钱也要美一下，因为“小格子呢的夹克衫配水洗牛仔裤是最流行的”。但大多数人买一条，都是一穿穿到坏，缝缝补补接着穿，谁家要有两条以上牛仔裤？那是标准土豪。
再比如摩托车，在当时经济发达的广州，1981年拥有一台摩托车，是个非常拉风的事情。广州街头的私人摩托车，一辆价格在1900元以上，以很多“过来人”的体会说：“那时候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
电器等日用品消费更是“大头”，比如彩电，在1981年的时候要数千元，就算黑白电视机，最便宜也在380元以上，比普通农民的年收入还高。自行车也不便宜。1981年时，“凤凰”牌自行车卖65块钱，“红旗”牌自行车卖77块钱，当时结婚，有“全鸡全鸭”（彩电、录音机、洗衣机、鸭绒被）和“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音响）等说法，置办每一样，都不少花钱。
而在这些消费上，并不富裕的1981年，却展现出了和以前不同的气象：当时全国平均每人用于买衣服的花费，是42元。用于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日用品的花费，占中国日用品零售额的比重，攀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今天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数字，却代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化，确切说，是生活质量的变化。
这样的“伏笔”，正如张化桥的一声感慨，那时的中国，“空气中流动着希望”。20世纪八十年代，接下来中国多少激动人心的变化，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在1981年的诸多“消费”景象中，就已埋下伏笔。
参考资料： 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之80年代：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张化桥《谁偷走了我们的财富》 杨洁《敢问路在何方》 、经济观察报《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 黄新建《谈谈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的改革问题》、连祥卿《关于武汉农副产品市场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