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农们的AI焦虑:交15万元上班,不卷就被“毕业”

同一天，两位程序员突然离世。

6月18日，有消息传出，科大讯飞一名38岁的高级测试工程师猝死。科大讯飞发布内部通报称，6月17日早7点，科大讯飞智慧城市BG（事业群）一位员工在家突发不适，家属拨打120送医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6月17日下午，另一则消息传出，跨境电商企业Shopee（虾皮）研发中心一研发人员突发身体不适，团队同事和公司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并送医，但抢救无效。

同一天，宁德时代“辟谣”，称只号召员工奋斗100天，但并没有实施896工作制。所谓“896”工作制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

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的第一天，开始被赋予的期望就是将人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从复杂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有关创意、灵感和交流的事情。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曾言：“如果将来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我们从5天工作制变成3天，8小时工作制变成4小时工作制，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健身、去娱乐、去畅想未来。”

但现阶段，社会普遍对AI产生了深刻焦虑，大学报志愿时，大家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什么专业以后不会被AI替代。有人说，正是职业焦虑让张雪峰们动辄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火了。

程序员抢到了互联网爆发的红利，毕业几年就能拿到50万甚至上百万的年薪，一度触发了“文转码”的职业潮流，但如今，最怕被AI抢了“金饭碗”的人群也正是码农们，他们因此而“卷”。

因为不卷，我被裁了

程远（化名）33岁

前跨境金融公司算法工程师

“我被‘毕业’了，理由是我不卷，每天正常上下班。”不久前，程远刚被一家跨境金融公司裁员，深陷于找工作和35岁的焦虑中。

离职前，程远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一般。其他同事早上10点上班，晚上6点去吃饭，一般吃到7点，再回来工作到晚上8点下班。

“领导只看工作时长，不看工作效果，其实我有一个项目一年就为公司省了一百万美元。”程远的“意难平”来自他是公司的第一位算法工程师，从0到1搭建起整套算法系统，作为公司的“技术大拿”，直接向CTO汇报，见证了公司从几位工程师到400位工程师。然而，四年的付出换来的是N+1的裁员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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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程远赶上互联网大厂红利期，每跳槽一次，工资就大涨一次，于是，频繁跳槽成为他那几年的常态，年薪也上涨至五六十万元。如今，他完全能接受同等薪酬水平甚至降薪，“我甚至还看过国企，但问下来工资得打半折。”

“我刚去了Shopee面试，幸亏他们没有要我。”在程远看来，Shopee（虾皮）还是一家“码农养老公司”“互联网人的梦中情司”，应届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有虾选虾，无虾选鹅（指腾讯），无虾无鹅，延毕等待。”

Shopee是腾讯投资的一家东南亚电商平台，在中国深圳、上海和香港设立了跨境业务办公室，固有“东南亚小腾讯”之称，以往是个颇有性价比的去处。但从今年开始，Shopee也变得“内卷”了，码农们加班至晚上9、10点渐渐成为常态。

社交平台上，多的是从互联网大厂“毕业”后，找了一年工作、投了几百份简历、面试几十家公司的码农们。程远内心十分抗拒无意义的“卷”，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自我技术转型。

写代码时，程远会习惯性地“ChatGPT一下”，遇到难题，还是会“Google一下”，意识到大模型对程序员工作的提效越来越显性化，也明显感知到大模型文本生成技术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降维打击，他开始恶补大模型知识，“现在不懂点大模型就找不到工作啦！”

图源：unsplash

我交了15万元上班

谭天笑（化名）34岁

前金融科技公司工程师

“我交了15万元上班，最长一次4个月没发工资。”谭天笑是一位金融科技公司工程师。几年前，他从金融科技大厂“螺丝钉”转变为小公司“合伙人”，但这并不是一次想象中的华丽转身。

30岁前，谭天笑一直在大厂当“螺丝钉”，最后就职的一家金融科技大厂为银行服务，开发线上催收管理系统。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系统上线前一周，几乎都是“007”的状态，吃住在公司，睁开眼就敲代码。

“除了上下班打卡，中午外出吃饭时间也是严格限定1小时，码农没有自由很正常，但当时业务同事也没有自由。”外出要提前报备、到目的地要门牌号拍照留痕、访谈记录线上汇报、公司后台随机对业务外出被访人电话回访……这些基本操作，谭天笑多少都听业务同事吐槽过，而公司对此打着“节约管理成本，提升人均产值”的旗号。

银行原本有一批传统催收服务商作为合作供应商，因此，为了让银行有更换技术型服务商的动力，谭天笑的公司对银行诉求几乎不计成本地满足，于是便产生了一个“要命”的矛盾：催收管理系统需要衔接的线下业务十分复杂，大量非标业务流程要集成到线上，开发团队很难解读产品团队、业务团队的诉求，转化效率低下，版本迭代耗费程序员大量时间和精力。

30岁后，为了结束一颗“螺丝钉”的永动状态，谭天笑结束了当时看起来高薪且稳定的大厂工程师工作，来到一家小型金融服务公司，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投资几万元就能入股成为“合伙人”，根本不存在“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状态，因为甲方不会陪你“996”。

“大公司广撒网，小公司只对接几家长期合作的老客户，工作没有创新性，工作强度自然不大。”虽然在小公司包揽了程序员、产品经理和业务经理的活，但他一开始做得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公司虽小，但经手的都是几千万大项目。

“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目共睹，未来一定会被金主看上，公司的估值严重被低估，大家现在入股，就是在投资自己。”彼时，谭天笑香香吃着老板画的“大饼”，看着公司主要投资人增资，作为技术骨干，他心甘情愿地掏出15万元“入股”成为“合伙人”，想象着即将财富自由的日子。

这时，仍在大厂的前同事还在卷技术，偶有讨论起“35岁”“AI替代”等焦虑，但是谭天笑已经远离技术，开始卷业务，然而，现实残酷地告诉他，一位不懂业务的码农，终究会被转型的虚妄所毒打。

图源：东方IC

没过多久，公司“开源”缓慢，存量业务不断缩水，而固定人员和业务成本不减，导致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最长一次甚至4个月没有发出工资。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干活领工资的人成为“合伙人”，相当于自己交钱上班。

老板安抚他：“这个项目虽然没成，但甲方对我们非常认可，下一个项目必然能拿下。”他自我说服：“算了，外面现在也没啥好机会。”

和谭天笑一样，很多没工资的“合伙人”被迫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环境中日复一日期盼着，公司还有大量应收账款，如果到账，至少工资可以补发。

“前几年互联网红利释放，很多人拿到了高薪，将它等同于自己的高能力，实际上，包括我在内，都高估了自己。”谭天笑无奈地挤出了一个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