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等重要战略领域，“美国会非常明确地针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补贴，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向这些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这会让我们的企业破产”。
对此，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5月13日在社交媒体“X”进行了“翻译”，一语道破“美国逻辑”背后的双标。
华春莹在“X”上发文回应道：“翻译一下（耶伦的话）：我们（美国）会用补贴支持美国产业，因为这是战略性的，但当别人这么做时，就是不公平竞争。”
除了舆论攻势外，美国也用实际行动阻截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美国政府和国会在301调查、关税和TikTok法案等方面小动作不断。当地时间5月14日，美国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遭遇阻碍。
近日，针对美国近期在经贸上采取的策略，以及我国企业面对外部风险时所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观察者网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展开了深度交流。
【文/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屠教授您好，我们注意到近日美国在法律层面针对中国企业动作不断。我们先从前些日子引发巨大讨论的TikTok法案说起。该法案基本继承了此前众议院通过的H.R.7521法案关于强制剥离TikTok的相关要求，仅在缓冲期等问题上略微放宽相关要求。该法案还保留将管辖权扩展至所有中国公司在美月活超过100万用户的互联网业务等规定。一旦该法案成为法律，您如何看待它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业务的冲击?
屠新泉：TikTok于2017年5月刚上架。在短短几年间就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这与中美关系的大势相关。
TikTok作为社交媒体，是所有中国开发的社交媒体应用中唯一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应用。这一点就与其他中国出产的应用不同。正是由于这个社交应用在之前的快速崛起，才引发了美国较早的关注。于是在2020年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就有不少势力试图对TikTok出手。
从我个人理解的角度看，TikTok是中美关系领域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特殊事务。它不是一个经贸问题，也不是由经贸衍生出的贸易摩擦问题，而是中美在全球影响力之争的某种具象化表现。
今年3月，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涉TikTok法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并不担心西方媒体的报道，因为它能控制西方媒体的内在运行逻辑然后控制其报道的取向。但TikTok作为中国公司开发的社交应用，无论其内在商业逻辑还是算法都与西方媒体以及西方APP有所区别。TikTok相比于西方传统媒体和社交应用更加尊重言论自由。同时，TikTok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短视频媒体平台还引领了全球的短视频潮流。所以这使得美国有关人员对TikTok的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冲击感到震惊，非常担心TikTok分走它对于舆论的控制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这次巴以冲突无疑加剧、甚至证实了相关人员对此的担心。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巴以冲突开始，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指责TikTok，声称这一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其推荐算法，操纵了年轻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态度。
TikTok上以色列围困加沙的实时直播 图片来源：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网站
虽然这不是美国推进TikTok法案唯一因素，但我认为这是近期促成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对TikTok形成共识采取措施的最重要因素。与之相比，TikTok在美国赚了多少钱等其他因素反而都次要的。所以虽然法案中提到了可以适用于其他社交媒体，但TikTok依旧有其特殊性。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特朗普时代就开始了对TikTok的绞杀，此前美国国会就提出国包括S.686法案在内的各种涉及TikTok等在美中国资产的法案，但为何在2024年总统竞选正式开始前，两党会如此迅速地通过相关法案？
屠新泉：这一轮针对TikTok的争论已经在国会中讨论酝酿几个月。现在通过该法案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选举。
在过去一年中，中美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近期由于不利于他们选举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拜登和民主党试图采用对华强硬的方式来提振选情。推进新的301调查、新的钢铝关税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他们向选民们展示对华强硬态度的手段。只不过，这种强硬信号的最终影响得进一步观察。例如本轮301调查就很难在此次大选结束前完全完成。
另一方面，近期很多政治人物将美国的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以及随后的冲突升级归罪于TikTok传播错误信息。这在使得对巴以冲突种舆论管控的政治需求得以明确。在这个背景下，不论拜登总统，抑或国会的议员们都出于自身的选举需求对相关法案进行一揽子统筹考虑，推进相关法案可以被视作一种急于为自己试图塑造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的尝试。
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洛杉矶，美国警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中拆除抗议者营地，并逮捕了132名抗议者。 图片来源：IC Photo
必须指出，美国国内对快速通过剥离TikTok法案的法律行动并非毫无分歧。此前也有部分议员引用第一修正案等法案试图阻止H.R.7521法案通过，甚至有参议员试图提出替代性法案以延缓相关立法步伐。但这次由于剥离法案捆绑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法案，所以最新的H.R.3038法案通过的速度非常快。
观察者网：4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推进对华造船业301调查，并计划对中国钢铝产品的301关税提高至现有水平的3倍，为什么美国商务部会在耶伦与布林肯访华的间隙加速对华301调查，并提高关税？此类调查和关税对我国相关产业会有多大影响？
屠新泉：对于高官访问间隙提出新的调查和关税这一问题，我之前没有太多研究。但现阶段美国外交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一方面美国政府方面还是希望至少保持对华沟通，控制双方紧张程度，避免不可控冲突。另一方面它会持续试图控制、打压中国的科技。虽然这两点表面上对立，但内在是一致的。
美国现政府的麻烦很多，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及其衍生的国内政治撕裂和美国国内经济等问题都在冲击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这使得美国在不想改变打压中国、与中国脱钩的策略的同时，又不得不试图控制打压与脱钩的节奏和烈度。不希望短时间内与我国有太多直接而激烈的对抗。
具体到301调查和钢铝关税方面。从一般经验来看，商务部的301调查会持续一年以上。这种调查涉及问题比较复杂。虽然可以加急办理，但即使加急办理，我预计也不太可能在选举前产生结果。所以这更多是一种选举考虑，让选民认识到他在任内对中国又采取了新措施。
钢铝关税则是一个从特朗普在任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2018年2月16日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作出的国家安全影响情况调查。这导致美国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起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开始了第一轮的关税征收，税率分别为25%和10%，金额30亿美元。之后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关税细则，尤其是钢铝关税征收国家名录进行了一些调整，最终调整版的关税细则于2019年5月实施。
2月戴琪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图片来源：商务部
根据“301条款”规定，在首次征收关税的四年之后，有关部门须对实施的这些关税进行复审程序。所以理论上，现任贸易代表戴琪原本应该在2023年底结束对特朗普时代钢铝产品关税的审查，但她此前一直没有完成。这也引发了一些美国国内势力的不满，美国白宫在关于此轮调整钢铝关税的所谓“事实清单”里面提到，五个工会就此事向美国贸易代表提交请愿书，施压并要求加速审查。
对此次关税调整白宫方面表示，目前美国对部分钢铝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为7.5%。而相关新闻报道就提到一名美政府官员透露，拜登这次计划将这个数字提高到25%。这种局部调整的核心目的还是希望在大选季，通过在夕阳产业上对选民展示对华强硬，使得摇摆州的选民能支持民主党。
以现阶段公开信息观察，我认为此次调整最终规模不会太大，而且由于中国对美国钢铝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量比例不高，所以对我们影响有限。
观察者网：从近期美国高官访华以及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看，美国政策出现了一些瞻前顾后和自相矛盾的情况，您是否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对华战略在执行层面上出现了节奏失控？
屠新泉：美国现在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矛盾。一方面它的对华政策设计不仅需要考量中美双边关系，还需要衡量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美国国内矛盾对于美国选情的冲击，另一方面中美利益关系对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影响也不小。
例如在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正在频繁地调整相关标准，不断让管制更加严格。这反映了美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美国的部分供应商不希望控制那么严格使得其失去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和AI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挑战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地位。两方面的矛盾动态平衡的需求，让美国政策制定部门不得不持续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所以显得节奏混乱。
在对华外交和管控冲突的方面，我并不觉得美国节奏混乱。近年耶伦等人频繁访华，表面上看似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在为更大范围的脱钩做准备。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稳住中国，防止中国采取过激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在实质上却在不断打压中国。这种做法既有缓和外交的表象，又在实质上推动对华贸易压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外交态势。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商品贸易为美国压制国内通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期美国通胀数据出现超预期反弹，美国此时加码301调查和关税对美国经济有没有负面影响？
屠新泉：最新一轮的301调查刚刚启动，从启动调查到确定关税再到最后对经济产生影响需要时间。毕竟经济不是金融，其传导周期将长达数月乃至一年。所以现在的相关调查对经济形势还没有太多直接关联。
从现有数据看，美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占比不足0.1%。而今年前2个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6.5%、69.5%和56.1%。所以美国发起的301调查对我国造船业影响需要等到细则出台后，结合市场反应，进一步观察。
3月24日，中船长兴造船基地沪东中华2号船坞，首次呈现了4艘174000立方米LNG船同坞并建场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您在“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国际贸易面临的最大挑战，毫无疑问是中美之间日益激化的战略博弈，尤其美国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而不从商业利益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请问屠教授，美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能否实现其想象中的国家安全目标？为什么？
屠新泉：这取决于美国人如何定义它的目的。美国国内学者此前对特朗普任期内对华贸易战有过研究，其中一个结论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对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没有起到正面作用。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华贸易战不仅要实现美国经济发展，更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让中国增长慢一点。例如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其核心不在于将所有产业搬回美国，而是让产业离开中国。他们将其视作基于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目标的经济政策，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非常损人不利己。
但从结果角度看，我们并不能确定美国现行政策会造成什么具体影响。经济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美国政策的政策也不是唯一影响因素。
同时美国也越来越难实现其国家安全目标，例如俄乌战争正在逐步脱离美国的控制。
针对中国崛起，美国一直在试图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确实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正在针对美国的政策推动相关策略，中美博弈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观察者网：TikTok等中国企业的遭遇，让我想起了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里对阿尔斯通和自身命运的描述。从法案到关税再到动用WTO规则，美国几乎用上了一切手段针对中国企业。在您看来，中国企业是否也在遭遇和阿尔斯通类似的“美国陷阱”？
屠新泉：我认为我们遇到的情况比阿尔斯通更难。法国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不是。所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在美外部环境比法国企业更加严峻。
《美国陷阱》 资料图
其实，此前国内企业对于美国的无底线行为有一定准备。例如此前华为已经预料到相关风险，当年也选择让孟晚舟在加拿大而非美国转机。但未曾想美国相关方面依旧迫使加拿大方面扣押了孟晚舟。在经历孟晚舟事件后，我们对美国的戒备心理又上升了一层。所以现在我国重要企业的高管很少安排涉美相关行程。
相比于法国、德国、日本这些美国自冷战以来的经济竞争对手，我们拥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也是我们面对美国时的优势。
美国前几年对我们发起了301调查，并依据232条款对我们进行打压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了反制。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政府有能力对中国企业提供强力支持和保护。虽然这种反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我们无论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或是威胁的时候，都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去抵制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观察者网：对于美国使用各种法案、关税以及WTO规则，对我们企业进行打压的情况，您认为中国企业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对抗这种打压，让最小化自身损失？
屠新泉：说实话，我也无法给出笼统而简单的建议。但是近年的经历显示，我国企业在面对相关风险后，其整体表现显得非常有经验且应对十分灵活。
在特朗普时代加征关税后，我国对美出口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整体依旧保持平稳，甚至创下贸易顺差的历史新高。这不仅超出了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预期，也超出了包括美国政府和学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期。之前没有人想到中国的出口企业如此有韧性，能够在关税从3%猛增到20%的背景下还能保持出口稳定。
虽然政府在一些辅助性方面协助企业出口，减少了部分损失，但能实现相关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企业自己的高竞争力和其在应对相关贸易限制时的灵活策略。
近些年来，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有六七百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华为受到了美国全方位、倾举国之力的打压。但是相关企业依旧坚强地战斗，正在浴火重生。例如华为，在经过几年打压后，凭借自强不息企业底蕴以及全中国企业的从旁襄助，它走出了低谷，正在重回全球巅峰。可以说中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这种来自企业界顽强不息的精神非常重要。
2023、2024年1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图片来源：Counterpoint
之前我提到，我们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坚持独立自主不服输，这一点为最重要。
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研究策略。早年间，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但美国正在主动对我们脱钩，并且试图让欧洲也与我们脱钩。而在当今国际以及恶劣的美国国内政策环境下，美国正在成为我国贸易的高风险目的地。这意味着无论从中美进出口贸易，还是技术人员交流得角度，相关交流都处于高风险状态。在这一背景下，顺应趋势，减少包括贸易投资、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对美合作关系已成定局，这也是中国企业无法选择的现实。
在我国不得不和美国脱钩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非常有先见之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同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一带一路”倡议升级为国家战略。这使得2017年发生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战略上就有了提前准备。也为我国企业的产业和商业布局多元化奠定了政策和国际政治基础。
十年来，我国在沿“一带一路”方向对包括投资、贸易等各方面的投入越来越高，获得收益越来越多。这使得我国在减少政治经济风险的同时，能够与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展开贸易、实现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加强与更多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也能更好的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需求。
2021年12月14日的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堆场 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贸易的角度看，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占比在快速上升，对七国集团贸易出口占比在快速下降。虽然我们这种调整更多是一种顺应外部条件变化的被动反应，但从结果来讲，我国这种调整将促进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并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
从企业的角度看，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对于企业未来发展也更好。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风险更大，但投资和贸易也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和利润率。
整体来说，在这个时代，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政府能力或者国内政治导致的风险会更大，但其国际政治风险可能会更低。而中企投资发达国家则是国际政治风险会更高，而其国内政府能力或者国内政治导致的风险会更低。在当今中美关系背景下，与继续加码美国产业相比，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可能与之整体相当或者更低一些。
总的来说，我国企业未来发展战略会有一个取舍过程，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我国未来对外经济战略的重心无疑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屠教授您如何看中美未来经贸发展趋势？
屠新泉：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确了，即不断地深化和扩展脱钩。时至今日，美国经济依旧占据全世界GDP的25%左右，远超“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从绝对量的角度，我国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美国对我们的依赖在贸易、投资、人员交流、科技交流等方面依旧巨大。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去重视美国情况、重视对美交流、重视控制风险冲突。我国政府、企业也都在努力，尽可能地稳定中美关系。但从结构上来说，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将持续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