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规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义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当地时间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内爆发冲突。（图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阻挡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的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征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来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著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
大卫正在成为歌利亚
不过民调数据更多是以立场分布的呈现，来解释示威背后的情绪基础。但要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立场起源，还须回归其成长背景，以及美国当下的社会脉动。
首先是这代美国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这决定了其对以色列的认知，会与父母、祖父母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长过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与两个事件有关：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大屠杀虽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理认知，犹太人因此成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公道”的“神圣民族”，反犹主义也因此被识别为极度危险与禁忌的存在；以阿战争则强化了犹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胜多”打赢战争，既满足冷战下美国的“必胜”情结，也迎合了“经历磨难终受庇佑”的一神教叙事。
总之，受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等事件影响，战后婴儿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体等于“犹太人的重要避难所”，是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流离苦难后，终于能回归的应许之地。尽管这场回归导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触发了漫长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但从数据来看，这代人还是更关注以色列的流血，认为这是犹太人“受迫害”的迹证；且当年的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这在某些战后婴儿潮世代看来，实在不像手无寸铁的弱者。
4月24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里举行集会。新华社发（克里斯托弗·达维拉摄）
而上述认知也被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继承，只是这代人出生在以阿战争尾声、甚至是已经结束的时空，距离大屠杀也更有距离，对于所谓“犹太人被迫害”的感受已经不那么强烈，却也没有发生显著位移。而真正产生认知转变的，则是再后来的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
当千禧世代成长、开始形成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时，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正好爆发，奥斯陆和平进程名存实亡，以色列侵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剥夺水源、限制行动、审判不公、军警滥用暴力的现象频繁则出现新闻报道中。在这种情境下，关心全球事务的青年实在很难将以色列与“受迫害”的标签相连结，因为现实环境怎么看，都是巴勒斯坦人更适合这个描述。
这段认知转变随后也被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显著强化。这代青年不仅距离大屠杀十分遥远，也没有生活在以阿战争的岁月，更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以巴签署《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时空，没有看过以色列左翼、巴勒斯坦温和派，曾经为了和平共存而携手合作。从他们有记忆以来，现实中的以色列就是个不公正的占领方，对加沙地带执行漫长的不人道封锁、多次发起攻势遂行杀戮，对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占领更是肆无忌惮。
而Z世代基于成长背景所形成的“以色列是迫害者”意识，就跟战后婴儿潮世代认为"以色列被迫害"一样，都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认知。如今这种认知又受到美国两股社会脉动的牵引，加剧了这次前仆后继的校园反战示威。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在没有事先公开的情况下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图源：法新社）
第一就是TikTok等社交媒体在年轻人中崛起。根据2022年4月公布的YouGov民调，被问及接收新闻的来源时，多数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的回答是CNN、MSNBC、FOX等有线电视新闻（56%）或ABC、CBS、NBC等广播电视新闻（53%）及其相应网站。这两种新闻来源也是45-64岁美国人的回答前两名。
但到了30-44岁美国人，排名第一的回答变成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37%），接下来才是ABC、CBS、NBC等广播电视新闻（33%）；到了30岁以下美国人，排名前三的回答则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41%），《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纸或新闻网（28%），以及YouTube（27%）。
可以发现，与战后婴儿潮相比，Z世代美国人相当依赖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新闻来源，连带YouTube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平台有一共同特征：不受美国传统媒体的亲以色列立场网罗。例如CNN媒体谈论以巴冲突时，往往更聚焦以色列受到的伤害，更频繁的讨论以色列的人质、而非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
但社交媒体在这点上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说是增加巴勒斯坦立场曝光的重要渠道。例如巴勒斯坦电影制片人比桑·奥达（Bisan Owda）、记者欣德·库达里（Hind Khudary）、记者多阿·阿尔巴兹（Doaa Albaz）、记者莫塔兹·阿扎伊扎（Motaz Azaiza）等，都通过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媒体发布了自己在加沙的现场纪录，吸引全球数百万粉丝追踪。此外，算法无疑会强化用户对相关信息的接收，也就是说，如果一位用户浏览了呈现加沙惨状的影片，在算法的机制下，用户将在未来收到更多相关影片。
而在Z世代原本就不喜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基础上，其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明显强化了这种情绪。以TikTok为例，#freepalestine这个主题标签有高达327亿次观看，其余类似标签也有数十亿、甚至百亿观看；与之相比，#standwithisrael这个主题标签只有6.31亿次观看，#istandwithisrael也只有2.9亿次观看，这两个已是支持以色列相关标签中，唯二破亿观看的标签。因此可以这么说，尽管犹太金融资本财力雄厚，但在这场社交媒体的阵地争夺战，以色列明显屈居下风。
而另一股催化大学示威的美国社会脉动，则是近年反复延烧的族裔冲突。
在部分有色人种示威者看来，巴勒斯坦事业与美国的种族正义存在“跨界的共情”：民众生活在不公的环境里，被武装的士兵或警察糟蹋生命与尊严，不论地点是约旦河西岸与加沙，或是美国的有色人种社区，唯一出路就是反抗。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前，示威者在希尔顿酒店外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种有色人种共情巴勒斯坦人的连带意识，当然也有民调上的证据。2023年11月GenForward对18-40岁年轻人进行的民调就揭露，白人受访者是唯一一个更同情以色列人（25%）而非巴勒斯坦人（18%）的种族／族裔群体，其余非裔（22%-10%）、拉丁裔（23%-15%）、亚裔（31%-12%）的数据，都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多过同情以色列。
而被问及对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感受时，白人受访者中认为"过度支持"（28%）的比例是各种族／族裔群体中最低，这一数据甚至与与认为“程度恰当”（28%）的比例等高，此外白人也是认为“过度支持”（28%）与“不够支持”（13%）差距最小的种族／族裔群体。
而与白人的回答相比，其他群体的回答相对立体。例如非裔有33%认为“过度支持”、18%认为“程度恰当”、14%认为“不够支持”，拉丁裔有35%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16%认为“不够支持”，亚裔有46%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7%认为“不够支持”。
显然，有色人种不仅有更强的同情巴勒斯坦倾向，也对于美国扮演的角色更加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统计，在2024年有资格投票的4,100万Z世代年轻人中，45%是有色人种。上述数据也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何美国大学会因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议题陷入狂怒，因为部分示威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进到过去Black Lives Matter（BLM）的示威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下，以色列军人就像滥用枪枝的美国警察，被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则像命丧警察枪下与膝下的美国有色人种青年。
整体来说，美国Z世代距离大屠杀已经相当遥远，也对中东战争、奥斯陆和平进程没有生活记忆，其对以巴冲突的认知起点，就是近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种族隔离与杀戮；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崛起、BLM议题发酵，也显著影响了美国Z世代的社群议题与同温层建构，让巴勒斯坦议题成功在校园中燎原。
1998年、笔者4岁时，美国梦工厂影业（DreamWorks Pictures）推出了著名动画《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剧情讲述摩西（Moses）成为先知、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过程。这部动画受到全球好评，片中歌曲《When You Believe》也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笔者当年就与许多同龄孩童一样，随口都能哼上几句。而构成《埃及王子》故事主轴的《出埃及记》，不仅是犹太教的重要叙事，也是当代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由来，更在美国拥有一定文化地位：1958年美国历史小说家莱昂·尤里斯（Leon Uris）出版了以此为名的畅销小说，小说在2年后改编为电影，成为1960年代美国大众理解以色列、建立其英雄形象的重要来源。
从小说《出埃及记》到动画《埃及王子》，这是美国战后婴儿潮、X世代与以色列同情共感的一段岁月，在这两代人的认知中，以色列就像大卫，阿拉伯联军与巴勒斯坦武装则像歌利亚，大卫虽弱势，却还是在与歌利亚决斗时出奇制胜。但时至今日，尤其是以色列大开杀戒、美国校园发出怒吼的当下，这种认知已经明显主客易位：在现在的美国青年看来，大卫无疑是巴勒斯坦，歌利亚则明显是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