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加沙战争来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美国校园的反战示威也进入新高潮。

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规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义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当地时间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内爆发冲突。(图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阻挡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的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征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来是X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著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

大卫正在成为歌利亚

不过民调数据更多是以立场分布的呈现,来解释示威背后的情绪基础。但要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立场起源,还须回归其成长背景,以及美国当下的社会脉动。

首先是这代美国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这决定了其对以色列的认知,会与父母、祖父母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长过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与两个事件有关: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大屠杀虽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理认知,犹太人因此成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公道”的“神圣民族”,反犹主义也因此被识别为极度危险与禁忌的存在;以阿战争则强化了犹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胜多”打赢战争,既满足冷战下美国的“必胜”情结,也迎合了“经历磨难终受庇佑”的一神教叙事。

总之,受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等事件影响,战后婴儿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体等于“犹太人的重要避难所”,是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流离苦难后,终于能回归的应许之地。尽管这场回归导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触发了漫长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但从数据来看,这代人还是更关注以色列的流血,认为这是犹太人“受迫害”的迹证;且当年的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这在某些战后婴儿潮世代看来,实在不像手无寸铁的弱者。



4月24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里举行集会。新华社发(克里斯托弗·达维拉摄)

而上述认知也被X世代(1965-1979年出生)继承,只是这代人出生在以阿战争尾声、甚至是已经结束的时空,距离大屠杀也更有距离,对于所谓“犹太人被迫害”的感受已经不那么强烈,却也没有发生显著位移。而真正产生认知转变的,则是再后来的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

当千禧世代成长、开始形成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时,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正好爆发,奥斯陆和平进程名存实亡,以色列侵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剥夺水源、限制行动、审判不公、军警滥用暴力的现象频繁则出现新闻报道中。在这种情境下,关心全球事务的青年实在很难将以色列与“受迫害”的标签相连结,因为现实环境怎么看,都是巴勒斯坦人更适合这个描述。

这段认知转变随后也被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显著强化。这代青年不仅距离大屠杀十分遥远,也没有生活在以阿战争的岁月,更没有经历过1990年代以巴签署《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时空,没有看过以色列左翼、巴勒斯坦温和派,曾经为了和平共存而携手合作。从他们有记忆以来,现实中的以色列就是个不公正的占领方,对加沙地带执行漫长的不人道封锁、多次发起攻势遂行杀戮,对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占领更是肆无忌惮。

而Z世代基于成长背景所形成的“以色列是迫害者”意识,就跟战后婴儿潮世代认为"以色列被迫害"一样,都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认知。如今这种认知又受到美国两股社会脉动的牵引,加剧了这次前仆后继的校园反战示威。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在没有事先公开的情况下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图源:法新社)


第一就是TikTok等社交媒体在年轻人中崛起。根据2022年4月公布的YouGov民调,被问及接收新闻的来源时,多数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的回答是CNN、MSNBC、FOX等有线电视新闻(56%)或ABC、CBS、NBC等广播电视新闻(53%)及其相应网站。这两种新闻来源也是45-64岁美国人的回答前两名。

但到了30-44岁美国人,排名第一的回答变成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37%),接下来才是ABC、CBS、NBC等广播电视新闻(33%);到了30岁以下美国人,排名前三的回答则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体(41%),《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纸或新闻网(28%),以及YouTube(27%)。

可以发现,与战后婴儿潮相比,Z世代美国人相当依赖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新闻来源,连带YouTube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平台有一共同特征:不受美国传统媒体的亲以色列立场网罗。例如CNN媒体谈论以巴冲突时,往往更聚焦以色列受到的伤害,更频繁的讨论以色列的人质、而非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

但社交媒体在这点上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说是增加巴勒斯坦立场曝光的重要渠道。例如巴勒斯坦电影制片人比桑·奥达(Bisan Owda)、记者欣德·库达里(Hind Khudary)、记者多阿·阿尔巴兹(Doaa Albaz)、记者莫塔兹·阿扎伊扎(Motaz Azaiza)等,都通过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媒体发布了自己在加沙的现场纪录,吸引全球数百万粉丝追踪。此外,算法无疑会强化用户对相关信息的接收,也就是说,如果一位用户浏览了呈现加沙惨状的影片,在算法的机制下,用户将在未来收到更多相关影片。

而在Z世代原本就不喜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基础上,其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明显强化了这种情绪。以TikTok为例,#freepalestine这个主题标签有高达327亿次观看,其余类似标签也有数十亿、甚至百亿观看;与之相比,#standwithisrael这个主题标签只有6.31亿次观看,#istandwithisrael也只有2.9亿次观看,这两个已是支持以色列相关标签中,唯二破亿观看的标签。因此可以这么说,尽管犹太金融资本财力雄厚,但在这场社交媒体的阵地争夺战,以色列明显屈居下风。

而另一股催化大学示威的美国社会脉动,则是近年反复延烧的族裔冲突。

在部分有色人种示威者看来,巴勒斯坦事业与美国的种族正义存在“跨界的共情”:民众生活在不公的环境里,被武装的士兵或警察糟蹋生命与尊严,不论地点是约旦河西岸与加沙,或是美国的有色人种社区,唯一出路就是反抗。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前,示威者在希尔顿酒店外抗议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种有色人种共情巴勒斯坦人的连带意识,当然也有民调上的证据。2023年11月GenForward对18-40岁年轻人进行的民调就揭露,白人受访者是唯一一个更同情以色列人(25%)而非巴勒斯坦人(18%)的种族/族裔群体,其余非裔(22%-10%)、拉丁裔(23%-15%)、亚裔(31%-12%)的数据,都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多过同情以色列。

而被问及对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感受时,白人受访者中认为"过度支持"(28%)的比例是各种族/族裔群体中最低,这一数据甚至与与认为“程度恰当”(28%)的比例等高,此外白人也是认为“过度支持”(28%)与“不够支持”(13%)差距最小的种族/族裔群体。

而与白人的回答相比,其他群体的回答相对立体。例如非裔有33%认为“过度支持”、18%认为“程度恰当”、14%认为“不够支持”,拉丁裔有35%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16%认为“不够支持”,亚裔有46%认为“过度支持”、20%认为“程度恰当”、7%认为“不够支持”。

显然,有色人种不仅有更强的同情巴勒斯坦倾向,也对于美国扮演的角色更加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统计,在2024年有资格投票的4,100万Z世代年轻人中,45%是有色人种。上述数据也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何美国大学会因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议题陷入狂怒,因为部分示威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进到过去Black Lives Matter(BLM)的示威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下,以色列军人就像滥用枪枝的美国警察,被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则像命丧警察枪下与膝下的美国有色人种青年。

整体来说,美国Z世代距离大屠杀已经相当遥远,也对中东战争、奥斯陆和平进程没有生活记忆,其对以巴冲突的认知起点,就是近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种族隔离与杀戮;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崛起、BLM议题发酵,也显著影响了美国Z世代的社群议题与同温层建构,让巴勒斯坦议题成功在校园中燎原。

1998年、笔者4岁时,美国梦工厂影业(DreamWorks Pictures)推出了著名动画《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剧情讲述摩西(Moses)成为先知、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过程。这部动画受到全球好评,片中歌曲《When You Believe》也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笔者当年就与许多同龄孩童一样,随口都能哼上几句。而构成《埃及王子》故事主轴的《出埃及记》,不仅是犹太教的重要叙事,也是当代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由来,更在美国拥有一定文化地位:1958年美国历史小说家莱昂·尤里斯(Leon Uris)出版了以此为名的畅销小说,小说在2年后改编为电影,成为1960年代美国大众理解以色列、建立其英雄形象的重要来源。

从小说《出埃及记》到动画《埃及王子》,这是美国战后婴儿潮、X世代与以色列同情共感的一段岁月,在这两代人的认知中,以色列就像大卫,阿拉伯联军与巴勒斯坦武装则像歌利亚,大卫虽弱势,却还是在与歌利亚决斗时出奇制胜。但时至今日,尤其是以色列大开杀戒、美国校园发出怒吼的当下,这种认知已经明显主客易位:在现在的美国青年看来,大卫无疑是巴勒斯坦,歌利亚则明显是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