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网上流行过一句话：婚姻，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自己选择家人的机会。如今，这句话显得有些过时。
在爱情变得日渐奢侈的今天，人们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非婚、非情侣关系的共居模式。
2012年，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出版并成为畅销书。那时，美国有1/7的成年人处在独居状态，超过了核心家庭的比重。书中，克里南伯格提出了一个观点——独居不只是潮流，而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及其所打造的都市生活支持体系下的必然趋势。他进一步指出，人们正在学习独居，并由此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10多年过去，婚姻对人们的吸引力的确没有变强。全世界范围内单身独居人数都在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但目前，人们的实践却超越了《单身社会》当初的预想，越来越多人过起了单身但共居的生活。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愈发强烈的今天，“共居”成了个人主义和渴望连接之间的“蹊径”。
当原生家庭令人压抑、爱情可遇不可求、婚姻关系成为束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想办法建构适合自己的、传统范式之外的共居关系。
自己选择“家人”
什么是“共居”？在这几年的媒体报道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少由个体自发组成的共居模式。
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便是一例。这部2018年播出的纪录片讲述了7位从71岁到83岁的高龄女性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7个单间后，相互照护、共同养老的生活。
以养老为目的的友情式共居。（图/《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共居有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co-living，目前还很难具体定义，它的前提是人们不因为血缘关系或者婚姻、情侣关系，却在某种契约下共同居住在一个空间里。
这一概念最早可能发生在建筑领域。20世纪60年代，丹麦建筑设计师霍耶（Jan Gudmand-Hoyer）提出了co-housing的概念。他设想建立一个12座的联排别墅，并在其中建立一些共享的设施，从而建立更紧密的邻里关系。这种设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集体主义时期的筒子楼设计。霍耶这一乌托邦构想，最终在邻里的反对下破产。
后来，在全世界各地的实践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共居”不只是简单的人从物理空间上凑到一起，而是拥有相似价值观或者相似意图的人的相聚。它强调交流、分享、互助，其中不乏情感的联系。
这很像美剧《老友记》里所呈现的场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回家可以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图/《老友记》）目前比较常见的共居实践中，有PLP（plantonic life partnership，即柏拉图式的人生伙伴关系）、伴侣、离婚后搭伙育儿、离婚搭子、搭伴买房、共同养老等等。
2021年9月，新加坡作家埃普拉（April Lee）和好友蕾妮（Renee）通过契约，成为PLP伴侣。她们既是室友、财务伙伴，也是双方的首要伴侣，共同承担家庭经济支出，但彼此之间不发生性关系和恋人之间的肢体接触，也可以跟其他人约会。
这种关系既包含着友谊，又有婚姻的性质。它注重承诺，倡导长期稳定的女性共居。
埃普拉和蕾妮从中学时期就是好朋友，她们共同度过了青春期，熟悉彼此的父母，在成年后也保持着深度的联系。她们“建立了共同的历史”，并称彼此为灵魂伴侣，这为她们共同生活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几年疫情中，两个人无法见面，视频聊天反而成了那段时间彼此的慰藉。在人被物理隔离，连接被限制的条件下，她们比以往更加珍视彼此的友谊，这直接促成了她们共居的决定。
埃普拉和恋爱对象以及蕾妮一起吃饭。（图/社交账号截图）也有女性在离婚后选择和好朋友成为“离婚搭子”。根据“一条”报道，来自安徽的两位90后单亲妈妈王洁和李欢，在离婚后带着各自5岁和7岁的孩子共同居住，组成了四口之家。两人是19年的好朋友，共居不仅可以在生活上相互帮助，也给了彼此一些精神抚慰。
近些年来，在云南大理、腾冲，贵州肇兴侗寨等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短期共居的社群，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自主报名，通过面试筛选，大家共享一个居住空间，并共同履行生活契约，成员之间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经济支出，会有话题讨论会以及一些特定的实践活动。相比之下，这种短期的共居更强调体验。
小红书上的一些共居招募。（图/小红书@丁丁先顶顶）在韩国，还有女性把“共居”生活写成了书。韩国非虚构文学《拼团人生：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由两位共居的好友金荷娜和黄善宇一起完成。两个人以各自的视角写了她们成为灵魂伴侣以及一起买房子共居的经过。她们都是文字工作者，在共居前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独居生活。
年过40岁，她们早已确认自己对婚姻没有兴趣。在遇到了如此契合的人之后，她们一拍即合，选择彼此为家人，一起凑钱买了房子，带着四只猫咪，开始了像家人、像朋友、像伴侣一样的同居生活，只不过目前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定义这种关系。
从种种案例来看，这些“共居”生活，与互联网上流行的“搭子”并不一样。搭子是人们以功能为主导选择临时朋友的方式，它不稳定，也没有多少情感可言。但“共居”模式，显然是更在乎人与人之间的深度、稳定的连接。人们不仅在生活上共享资源，也在情感上陪伴和参与。
作者: （韩）金荷娜 / （韩）黄善宇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在单身社会成为一种大趋势之下，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但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原子化的处境也加重了孤独的漂泊感。尤其是此前因为疫情人与人之间连接受限的那几年，人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需要同类。
在社会环境日益紧张，在外部约束力量难以撼动的情况下，人们互相连接到一起是一种自然选择。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写于疫情时期。在这本书里，她的小说主人公对亲密关系的规范持开放协商的态度。他们没有定义关系，只是坦陈彼此的欲望和感受；他们承认彼此的差别，学着彼此接纳。
就像主角艾琳在给好友爱丽丝的信中写的那样：“会不会地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永无止境地接近某个模糊的目标——比如研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发展出越来越复杂晦涩的文化形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只是自然地潮涨潮落，而生命的意义亘古不变——去生活，和他人相伴？”
萨莉·鲁尼的另一部小说《聊天记录》里也在试图讲述一些新的关系。（图/《聊天记录》）告别残酷的“乐观主义”，
以友谊作为方法
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居”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主角往往是女性，而这绝非偶然。
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经济状况改善以及女性意识逐渐增长，不少人发现，传统婚姻许诺的幸福不仅没有实现，还可能是将她们牢牢框在传统角色里的枷锁。
在《拼团人生：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这本书里，作者之一的金荷娜用一小章讨论了“不结婚”这件事情。在30岁的阶段，她也踌躇着是否结婚这件事，周围的人也把还未结婚的她当成异类。但到了人生40岁的阶段，她说：“如果到了我这般年纪还没有结婚，便能窥探到隐藏在世间的一个秘密——不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贝兰特在2011年写了《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她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一词，探讨了人们经常深信某些观念、关系或者社会主流价值，从而不断努力追逐这个价值，以获得其承诺的幸福，但当人们陷入困境时，努力而得不到这种幸福的时候，就会痛苦和焦虑。
回看自身，残酷的乐观几乎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比如相信买房就等于买到了生活，比如女性保持年轻的容貌是获得爱的关键，比如要在教育中成为佼佼者就会过更好的生活，再比如婚姻——结婚生儿育女才通往幸福。更残酷的是，在明明看到一些幸福的路径失效的情况下，人们仍旧相信这些幸福的承诺。
拼命读书一定会变成想变成的大人吗？（图/《年少日记》）因为人们无法忍受失去这个承诺的幸福的目标，即使这个“幸福”存在本身就已经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人们持续期待着这个幸福的来临，在这之前一切都可以忍受。
最终，贝兰特想要戳破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残酷的乐观主义之下，幸福无限推迟，生活本身暂停了，人们最终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出口、没有未来的僵局。
而对女性来说，一种超越恋爱关系的“友谊”，也许是构建新生活的坚实依靠。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中，玛丽莲·亚隆提到，由于婚姻的不确定性，友谊可能是女性可以寻找的为数不多的支持形式。现在社交平台上盛行的“姐妹”称呼，也暗含着这种非血缘、婚姻关系的互助意识。
面对种种压迫，“姐妹”成为牢固的纽带，连接起了女性个体，使其变得不那么脆弱。女性的共居中，也能看到这种充满互助和温情的联盟。女性之间共同性别身份的体认，给了女性共同理解的前提，也是互相陪伴、成为家人的基础。
福柯曾经写过一篇叫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的小文，他认为，亲密关系的核心应该是“友谊”，互相陪伴、理解、爱护、尊重。既然这样，那么婚姻、恋人包括家人关系都没有根本的区别。这意味着传统的制度、教条都会被打破。现在看，这大概很适合用来诠释如今这些“共居”关系。
就像《小偷家族》中，一群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因为互相关爱，成了“家人”。（图/《小偷家族》）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关系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的范式当然也是。
费孝通曾经用功能主义来诠释婚姻和家庭的诞生，尤其是在前现代社会，婚姻和家庭制度，有效保证人类生存繁衍，男性在外打猎，女性在家照顾孩子，这是最早关系诞生的原因。
但如今，一个单身母亲，好像不需要通过与另一名男性结合，就能抚养孩子长大，婚姻关系也变得非必要了。这也是为什么高福利的北欧国家非婚生子的比例很高。就像前文提到的两位离婚搭子，没有父亲，两个女性带着孩子也能组合成一个具备稳定性的家庭。
不仅如此，在女性共居的关系中，她们也得以卸下相夫教子的重任，自由安排自己的闲暇人生，因为即便是在进步的婚姻关系中，女性也可能承担着各种隐形家务，即便到了年迈的时候，也可能要继续抚养孙辈、照顾年老的伴侣（女性往往更加长寿）……
女性共居模式，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自由、平等、尊重的图景。
共居的挑战
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愈发强烈的今天，共居成了个人主义和渴望连接之间的“蹊径”，但这条蹊径也意味着不确定的困难。
对于目前选择共居的年轻人来说，养老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在未来，这会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去年，上野千鹤子当了“15小时的新娘”的新闻便揭开了独身互助养老的社会局限性。
上野千鹤子与色川大吉合照。（图/《妇女公论》）色川大吉与上野千鹤子本是好友，色川早年便离婚了，儿子也住在很远的东京乡下，上野终身未婚，于是两个人约定独身互助养老。
疫情期间，上野一直帮忙照顾已经93岁高龄的色川。当时，色川感觉到时日无多，于是请上野帮他处理后事。这时候，她才感觉到非亲缘关系的无力。在紧急关头，上野无法为色川的住院和手术同意书签字，也不能在色川过世后为其提交死亡证明。虽然色川已经将资产委托给上野处理，但是在银行柜台前，上野仍旧遭到了拒绝。
类似的重重障碍，到最后令上野迫不得已只能与色川登记结婚。一直在研究单身养老的上野，亲身经历了一回独身养老的无奈。互助养老，最后还是需要一纸结婚证来解决问题。
无论是互助养老也好，还是共居也好，除了亲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其他的关系都不具备法律效力。今天共居的人们，需要考虑的不只是眼下的生活，还有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
在《拼团人生：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里，另一位作者黄善宇也提到，当公司某天发放了一个家属同享的医疗福利，但她由于无法拿出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名分，所以无法把这个福利给到她的同居人。同样的道理，如果她和同居人一旦出现需要签知情同意书的情况，她们可能都不具备“签名”的资格。
独身人士的养老之殇。（图/《我啊，走自己的路》）当时，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陈善美提出了一项关于《生活同伴法》的提案，这项提案的主要内容是未婚同居的人应该享有相应的税金优惠和社会福利，其中包含将同伴登记为保险被抚养者（即保险的受益者）以及阅览医疗记录的权利。
陈善美议员还说了一句话，“威胁传统家庭关系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家庭成员无法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和照看的严峻现实。”
在中国，也有一种叫作“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这意味着人们也许可以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但目前，使用这一公证的人还不多，人们也未能预知其中会遇到何种困难。
共居模式的种种未来，还在探索中。只不过，任何事情的开始，都伴随着未知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