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离线休息权，指的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受数字工具打扰、享有休息时间的权利。下班之后还要干活，已经成为了当代职场的普遍现象，劳动者慢慢接受了线上会议、工作群消息对个人休息时间的侵占。2021年，一位劳动者申请了一项劳动仲裁，要求自己供职的互联网公司支付Ta工作期间的隐形加班的费用——共计600小时，累计加班费20万。
对于从事媒体工作的我们而言，有时也很难判断什么时候是上班、什么时候是下班。你会觉得工作和生活难以划分吗？
24小时待机的媒体工作者
林子人：拿阅读来说，我无法回答“哪些是工作要看的书，哪些是闲书”这种问题，因为很多年以来，我的概念里没有闲书，看小说是我的guilty pleasure。
徐鲁青：我们之前也聊过现在的文学营销会喜欢套用社科议题，让人们通过议题去想读一本文学书，这可能也是出于效率的心态——社科类书籍更让人有知识上的获得感。
尹清露：如果是闲书的话，我倾向于不带任何工作心态地上床去读，但是读着读着，我就会下床去拿一根荧光笔、开始划线、开始想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拿来写稿子，进入一种半工作的状态。
董子琪：以你的工作为神圣的职业，这难道不是长久以来被很多人所推崇的吗？寿司之神的最高境界是“寿司就是你”，而你就是你手里的荧光笔，类似“人剑合一”，这是对工作状态的理想化描述。
我想讲工作和生活边界的问题。《新闻女王》有一处是佘诗曼演的女主角和年轻小男友亲热，她并不打算让男生留宿，甚至在亲热时也看着时钟，盘算着接下来的时间段要留给工作，男生还在亲她脖子的时候，她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而观众都很赞许她，认为这是事业脑，男人算什么。如果将工作作为天职的话，那似乎工作与生活合一的方式才是符合道德性的。但是我在最近反思，越来越多的职业性要求是否必然会削弱人性，更多的职业律令要求似乎天然就指向了人情的削减。
我们此前聊过陈朗的悼词。一些人从事的是神圣的学术职业，他可能是韦伯的信徒，认为学术具有使命，却对生活中的反差视而不见。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在志业上充满使命，并不能保证对生活的朴素事实具有常识，反而那些东西会遮蔽、妨碍、占据你全部的视线，让你成为一个有具体用途的人，而不是一个常人。当这个志业索取得越来越多，你就如同和浮士德做交易。之前和一位学者聊天，她也抱怨说越来越卷的各种要求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困境。没有时间思考是表面的，二十四小时被占据也是表面的，作为人的内核被置换才是真的。
林子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媒体从业者是没有立场去讨论加班问题的，因为加班就是我们从事工作的默认组成部分，我们当中有谁能说从来没有在周末和节假日做过采访、写过稿子呢？最要命的是，时刻准备着进入工作状态，是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和某种信念感的来源。我们深深地相信，突发新闻或社会热点事件会随时出现，那我们的加班——说崇高一点——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公众有权利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去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李·麦金太尔的《后真相》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信念以及鼓励这种信念的媒体工作方式也是被构建出来的。这本书的主旨是讨论我们是怎么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其中一个章节谈到了传统媒体的衰落，梳理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变迁史，给我们今天谈论的加班话题提供了一个媒体行业的视角。
根据麦金太尔的梳理，在美国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美国的主流媒体大概包括纸媒（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电视网（主要是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这些媒体组成了美国人主要的新闻来源。电视网大概从上世纪50年代兴起，当时的电视新闻是一个主播在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向全国播送新闻，类似于我们的《新闻联播》。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来自新闻网的竞争导致很多地方上的小报纸倒闭，但激烈的竞争也促进了报纸的优胜劣汰，使得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留下一份质量比较好又比较严肃的垄断性报纸。至于每天只播半小时新闻的电视，则会把大多数精力放到调查性报道里，除了偶尔插播特别报道，比如战争爆发或是暗杀之类的极端恐怖事件。除此以外，新闻内容基本上是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段里面。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6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了一档新闻节目叫《60分钟》，这个节目在播出三年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盈利的新闻节目。这让很多电视网的管理层意识到，新闻是有利可图的。1979年又发生了一起非常重要的国际事件，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当时有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在这场持续大概444天的人质危机中，美国公众渴望获得更多的新闻，渴望能够实时跟进人质危机的最新情况，于是美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档深夜新闻节目《夜线》，专门用来报道此次人质危机。在那档节目中，主播会通过采访专家学者和其他危机相关人物来填满节目，做得非常成功。
人质危机结束之后，业内人士思考的是，还会有观众想要继续看那么多新闻吗？到了1980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了一场豪赌——他们首次推出24小时的新闻节目，虽然后来被人诟病提供了很多注水新闻，但它在当时的收视效果非常好，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在1983年实现了盈利，并在整个80年代以及之后都有不断增长的收视率。在美国主流媒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天候不间断的推出新闻，并不是媒体一出现时就存在的状态，而是一种被创造的需求，而创造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公司希望提高利润。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来讲，这意味着媒体从业者的剩余价值被进一步压榨了吗？到了我们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传统媒体工作的经验，一开始就进入了新媒体行业，对于我们来说，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流已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我们每天都会焦虑能不能写出稿子，我们的编辑每天都会焦虑我们的频道会不会断更。对于我们21世纪的新媒体行业从业者来说，加班不仅不是隐形的，而且是正大光明的。
隐形加班时间如何计算
徐鲁青：小熊说她以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有固定的时间印版、印刷，再送到报刊亭，当时如果要写讣告的话，晚上才交也没有关系，但我们现在是要求一个小时出稿，因为不出稿你就输了。这是在跟其他媒体比速度，我写着写着就会去刷刷其他媒体有没有发，如果别的媒体已经发了，我就会心理压力巨大，然后赶紧写。我很好奇快讯组同事的工作状态，那应该是一个时时刻刻非常紧绷的、按秒来计算的、要把快讯在第一秒弹出来的状态，精神压力可能会非常大。
小熊：我解释一下，我们写讣告虽然可以晚一点交稿，但要求比现在的讣告高很多，必须拿到第一信息源，因为没有其他媒体作为信息源给我们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打通电话，开口提出比如“你爸爸是不是去世了”这样的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要直接去到逝者家里。
潘文捷：我跟快讯组的一位老师聊过，他说他的职业骄傲感正是来源于比其他媒体更快一步。比如美国大选期间，他们可以根据经验知道，当某个州的选票达到某个数量或比例就能盖棺论定。所以当其他网站、媒体甚至是美国很多地方都没有出最终结果的时候，他们提前发了大选结果的新闻，比正式官媒发布更早，比《环球时报》还快，这让他在时间追赶中得到了很大的职业成就感。
我们工作的时候SNS会实时地随时随地给我们发信息，这让我觉得以前那些时间管理方法都没有用了，比如“番茄工作法”让我们每25分钟休息一次，那如果这25分钟里有人突然给你发比较紧急的信息，你要如何处理和转移这段时间呢？
前苏联昆虫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柳比歇夫有着非常广泛的爱好，出版了70多本书，《奇特的一生》中介绍了他的时间管理方法——“柳比歇夫时间统计法”，对于工作者来说非常好用：不预备接下来一个小时要做什么，只统计我做某事花了多长时间。这种随时记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统计出自己的隐形加班时间，比如写文章花了四个小时，但是前期看书做准备，中间找采访对象，结束之后编辑、传图和修改，这一系列工作加起来的整个时长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
徐鲁青：是的，运营工作的性质会让公司认为线上沟通和及时反馈是合理的。公司认为线上派活和回复只是一个几秒钟便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流里被消息打断，及时进入状态做出feedback，然后还要很久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流里。你具体处在工作状态中多长时间，也是隐形加班比较难判定的点。
子琪提到的《新闻女王》片段也让我很有感触，有一段时间，媒体特别喜欢报道“中国人性冷淡”和“中国中产没有性生活”。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里谈到，现在的工作出现了一种24小时化的趋势，职场热词从“996”演变为“24/7”。
这是一种全球化市场的要求，如果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速度和便利就变成了抓住消费者的关键，反过来消费者对于速度和便利的需求也会培养出新的服务。比如我身边有711和全家可以提供24小时的便利，盒马购物随叫随到，我的生活需求也会催生出其他行业劳动时间的延长。森冈孝二在书里提到，如今的都市人不仅习惯而且完全无法离开便利店网购和快递系统这种异常便利的服务。我觉得就像现在的新闻被要求24小时有弹窗，不断地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一样，它更像是一种习惯养成模式，催逼出了工作时间的愈加零碎和延长。
“有意义的工作”被收编和利用
尹清露：很多我们一直强调的以为进步的理念，其实是非常值得反思的，比如子琪所说“性冷淡”和人情淡漠的问题。评论文章《<新闻女王>与女性主义的误读，港剧热播背后的道德虚无》就提出了批评，认为《新闻女王》的价值观并没有那么进步，而是TVB一以贯之的、在内地观众看来更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的、非常独立自主和自尊自爱的女性。
林子人：《新闻女王》热播期间，内地观众的普遍反应是女主角真的在搞事业，和内地所谓的职场都市白领剧形成鲜明对比。女主角们为了工作非常拼命甚至有些不择手段的这种表现方式，好像更加敬业，更加表现出职业的信念感——大家好像默认了你要每时每刻投入到工作当中，并把这默认为你很敬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我想到乔布斯曾经是全球范围内最受推崇的一位硅谷企业家，他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做过一个很有名的演讲，他说，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情。在我印象当中，那段时间里整个硅谷文化都备受推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叙事就是：你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你是在改变世界。第二点是，正因为你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要加班就是非常合理的。可以看到，他们收编和挪用了“有意义的工作”这一话语，变成了你加班是因为你是更酷的人，或是一个对职业更有追求的人。
这套叙事影响了我们对工作的理解，一直存续到现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工作是否一定能够得到某种回报，无论是物质上的回报还是精神上的回报。如果我们要真正反思隐性加班的问题，可能要先思考如何解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某种不必然正确的信念。
徐鲁青：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谈论数字时代工作如何侵占人的睡眠时间。他提到，在现在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只有失败者才会去睡觉，如果你睡得多了，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懒汉和失败者。他说，上个世纪人类的平均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新世纪是6.5个小时。联系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每天睡10个小时我会觉得特别愧疚，怎么会睡那么久，什么事都不干。
董子琪：在睡觉上都追求获得感吗？其实睡觉的时候是有灵感的，有创意的产生。
林子人：人的大脑就是工作状态和放空时间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一台可以24小时运转的马达，它会有一些间隔。你可能从各种不同的活动当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刺激，然后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下，缪斯女神降临一般，找到你的写作灵感。对我来说，文字工作者是这样的存在，所以我完全不相信我们可以统计出你究竟每天花了多少小时在工作这件事情。
尹清露：但是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等待灵感降临好像也是一种奢侈，如果灵感没有降临，稿子就不写了吗？好像还是要形成一种工作流，像村上春树所说的，你不能靠灵感，而是要靠有规律的坚持。我非常羡慕作家小白的工作方法，他曾提到过自己的方法是大量地读，读完之后先不做检索分类，而是自然地在写作的时候在脑中浮现出之前看过的知识。但这可能是面对一个更大的项目——比如一篇大的论文或小说——时的方法，媒体工作者能否这样做我很怀疑。
一边失业，一边过劳
徐鲁青：我们之前不用打卡坐班，这几年公司规定每个月要在钉钉上打卡80个小时。写东西明明是一种创意工作，我们待在公司真的有用吗？
如今办公的监督技术越来越发达，监控系统也侵入了很多行业。2019年美国亚马逊被曝光用AI监控员工摸鱼，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追踪到每名物流系统员工的工作效率。一旦开小差的时间太长， AI甚至可以自己生成解雇指令，不需要人类做决定。背后的观念是，大家会觉得上班摸鱼的行为类似于偷了工资或者偷了老板的时间，所以监控办公时间成为老板的手段。
尹清露：我想到美国音乐人Caroline Polachek的一首歌《Bunny is a Rider》，讲的是Caroline想要偶尔离线、不被人找到的愿望，她认为这种偶尔消失的状态是无罪的。歌词里有一句“bunny is a rider， satellite can't find her”，而之所以隐形加班那么多，就是因为跟这句歌词相反——每个人都被卫星定位着，无论是使用微信和钉钉打卡的脑力劳动者，还是被算法和实时地图定位监视的外卖员等体力劳动者。
这是技术，而技术带来了韩炳哲所说的“透明社会”，每个人都像是在透明格子间里互相对望，隐私也随即消失了，这个概念和福柯的规训社会比较相近——其中的人是理性的个体，也是新教伦理中自律的、自愿被剥削的个体。
之前跟倪湛舸做采访，她还提到了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德勒兹提出的“控制社会”，人甚至不再是个体，而变成了个体产生的数据值，所以才会有支零破碎的零工者，像《一人公司》中的失业者一样被大卸八块似的身兼数职。作为数据的人仿佛被平铺开来，也就更需要随时响应老板的命令了吧。作为数据的人想要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我们期望变成却又永远追赶不上的，正是那个真正的数据人（AI）=超人，而AI是永远不会离线的。
扯远一点说，隐形加班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哲学的变迁。如果真的要解决隐形加班问题，或许需要反思我们一直以来期望变成的理想状态——非要像AI一般智力非凡、运转灵活才好吗？（说起来，如今夸人的词也都是“聪明/迅速/冷静/无懈可击/八面玲珑”）如果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人工智能，那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珍视一下人类的肉身性呢？而肉身需要休息，即使笨笨的，即使经常反应不灵敏。
董子琪：最近三八节，钉钉还搞了一个活动，在《中国妇女报》弄了一个tag说“例假真的是一个假”，说例假是可以在钉钉上请假的。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通过钉钉来请一个例假，但钉钉的存在却真实地让请假变得困难了。
林子人：现在雇主越来越强调监控员工的工作时间，迫使员工尽可能地投入更多的实际工作时间，是一种控制人力成本的手段。因为如果他真的担心一个员工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无法完成ta的工作，雇主完全可以雇两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想，他想的是尽可能地提高单个人工的生产率，这非常值得琢磨。
我之前读日本社会学家广井良典《后资本主义时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无限循环，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但由于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维系了，人已经很难不断地催生出新的需求，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也在不断减少，由此会形成一个生产率越高、失业率也越高的悖论。也就是说，在生产率达到先进水平的社会当中，很少数的人参与劳动就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商品，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劳动来获取收入的——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生产过剩，也是如今一些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失业率非常高的根本性原因。
广井良典把这种情况称为过剩带来的贫困，此外，过剩带来的贫困会加剧加班文化。他说，这种状况越严重，围绕着雇佣的竞争就越激烈，有幸获得有限的工作机会的人便会为了保住饭碗而超负荷工作，被压力、过劳和健康恶化所困。从整体上来看，这就陷入了失业与过劳同时存在、且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悖论。
潘文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些人加班加到累得要死，但是有些人却非常清闲，像电影《年会不能停！》里面一样。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里谈到，同样一个组织机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同的组织。比如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僚机构不仅是用来干活的，同时也是身份组织和生活组织。钱是分为两部分给的，一部分是按劳务即工作量给的，还有一部分是按你的身份来给的。因为除去办事的部分，官员们效忠政权并拥戴皇帝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现代的很多组织机构似乎也是如此。有些人不必干事就能拿钱，但有些人就是按劳务给的，基层员工和高管之间是很不一样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林子人、董子琪、尹清露，主持人：徐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