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越发惊心动魄的抢救现场，麻醉医生蒋政宇总会想起那个误以为“麻醉只是打一针”的报考日。
曾经，麻醉医生被认为是吃香且休闲的职业，是把病人“放倒了”就能跑出去歇着的人，不用查房也不用管床，医疗纠纷也会很少，因为他们基本不和病患打交道。
但真正入学后，蒋政宇却傻了眼——除了起早贪黑地跟手术，麻醉医生还要时刻保持精神的高度紧张，因为他们除了日常的“麻醉和镇痛”，还承担了复苏急救、重症救治、无痛分娩等临床工作。蒋政宇得面对术中大出血的人、刚娩出就没了呼吸的婴儿、晚期癌痛患者……
麻醉远不是“打一针”这么简单。（图/受访者提供）
因为人少活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工作性质，麻醉医生猝死的新闻时有发生。201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所有因过劳而猝死的中国医生中，麻醉科医生所占的比例最高。
“患者血压180，我的血压也蹿到180；患者血压60，我血压还蹿到180"——今年1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麻醉医生朱翔在家中被发现心脏骤停，他曾在短视频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日常。
尽管如此，麻醉医生还是所有科室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也是承担最多误解的人。因此，在很多个值班的间隙，蒋政宇决定把麻醉医生经历的真实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写成《深呼吸，开始麻醉了》一书。
我们和蒋政宇聊了聊这个几乎贯穿婴儿至暮年所有患者的职业。在他的笔下，麻醉医生这个离患者生命最近，但总是在无影灯下被遗忘的群体一点点清晰了起来。
一、你走过的鬼门关，只有麻醉医生知道
在医院，麻醉医生常常是最火急火燎的人。
“如果你在医院见到一个满脸是油、邋里邋遢、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的人，大概率是去会急诊的麻醉医生。”蒋政宇打趣道。在医院里，为了不引起慌乱，医生一般不会在患者面前跑，但麻醉医生是个例外。他们的会诊通常很着急，因为在所有抢救中，麻醉科要首先到场给病人插管或提供呼吸支持。
麻醉医生因此常被戏称为“插管突击队”。他们没什么机会穿西装、打领带，无缘“精英范儿”，也没法像其他科室医生那样总是带着凌厉而淡定的眼神，因为他们总是忙碌而疲惫的，常常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拎起抢救箱往外冲，几分钟后就得赶到现场。
麻醉医生常常会戴“花帽子”，方便更好地被辨认出来。（图/受访者提供）
一般人很难深入了解麻醉工作的复杂程度。每天清晨，蒋政宇都得在7点半到达医院，紧锣密鼓地调配药物，调试器械，然后全身心地投入一台接一台的手术。病人进入麻醉状态后，麻醉医生必须寸步不离，在术中全程监护，他们的心跳和血压也随着患者的生命体征而不断起伏。
很多时候，病人走过的鬼门关，只有麻醉医生才了解。蒋政宇经历过一台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手术：一位60多岁的胰腺癌患者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中不幸大出血，生命体征一度极不乐观，换了两次全身血液后才被抢救过来。尽管手术室恒温恒湿，但蒋政宇在经历了高度紧张的四五个小时工作后，后背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
蒋政宇形容，麻醉医生就像航班中的飞行员，起飞和降落阶段要保持高度专注，等到飞机进入巡航阶段后，才可以交给外科医生。一旦患者出现突发情况——比如过敏、低血压、心律失常等，麻醉医生就会及时接手处理，保证“航程”平稳。
蒋政宇的日常工作记录。（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一台手术的麻醉方案是简单地“推一针”，而是因人而异，根据患者情况精准定制。一般而言，麻醉药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分别是让患者入睡的镇静药、抑制痛感的镇痛药、让患者在术中保持身体稳定不动的“肌松药”。
这三类药有不同的安全阈值，需要蒋政宇和他的同行们随机应变，谨慎控制：“麻醉药本质上就是‘毒药’，剂量控制不好会要人命的。”
麻醉医生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14个小时，午休自然是不存在的。蒋政宇和同事们平均只有20分钟的吃饭时间，因为每个手术间都必须有人在，基本是轮着吃饭。他们必须陪伴病人直至安全苏醒，然后把病人移交到术后恢复病房，忍渴、憋尿和挨饿，都是麻醉医生一入行就必须掌握的技能。
蒋政宇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做了8台手术，一直忙碌到晚上11点，直接睡在医院。下班后，他还要去访视次日做手术的病人，到床边了解病情和签麻醉同意书，至此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
二、被质疑的麻醉剂
除了高强度工作之外，麻醉医生也要习惯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麻醉剂生来带着原罪，自它发明以来，就遭到了社会上的多重质疑。
伦敦大学教授乔安娜·伯克在《疼痛的故事》中写到，在1846年以前，外科医师动手术时根本没有管用的麻醉药，像乙醚或氯仿。他们必须“铁石心肠……神经强韧”，不会“因受苦受难者的哭喊和扭动而焦虑烦恼”，这样才能高效地使用手术刀。
但其实关于镇痛的科学与医学知识，比实际应用要早了几十年。这期间，“如何在手术中镇痛”引发了多种社会观念的博弈。人们普遍对镇痛剂抱持怀疑的态度，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讲师还会向听众“展示乙醚让人陶醉的特性”和“乙醚嬉闹”，指年轻人使用乙醚，在“蒸汽制造的兴奋和愉悦感”中狂欢。
重大手术如此，分娩镇痛尤甚。在普及无痛分娩之前，让孕妇“忍痛”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
在《天空的另一半》一书中，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就包括“人们想出神话或者神学的种种理由，来解释妇女为何应该承受生产之苦……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所以，当麻醉剂终于在手术中被合法应用时，它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让手术室真正摆脱了野蛮粗暴的时代。
但即便在麻醉剂已投入使用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麻醉医生要推广无痛分娩，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担心麻醉药会影响婴儿，因此对无痛分娩望而却步。但其实分娩镇痛主要采用的是椎管内麻醉技术，药物主要局限在椎管内，直接作用到产妇的脊柱神经纤维上，进入血液的药物微乎其微，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因此，当孕妇和家属的意见产生分歧时，麻醉医生常常是出面交涉和进行科普的那个人。蒋政宇会跟家属强调，根据医疗原则，孕妇的意愿是第一位的，如果孕妇需要，就应该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在我国，无痛分娩远不是什么新型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所以我们在提到它的时候，更多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有多新，而是这个观念的普及率有多高。”
此外，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是药三分毒”，也让很多人担心麻醉药的成瘾性，或者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但来自全世界的广泛研究表明，麻醉性镇痛药在体内有明确的代谢途径，在合理使用、加强监测的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
“无痛是一种人权。大家有痛就应该说出来，因为疼痛本身就会影响健康，持续的疼痛状态会影响术后的康复，也会影响心理状态。”蒋政宇强调。
三、“等不来”的麻醉医生
尽管这些年，无痛分娩被广泛认知，但还是有很多临盆的孕妇等不到麻醉医生，因为从业人员远远不够——我国每年要完成7000余万例麻醉手术，但目前只有约10万名麻醉医生。
麻醉医生短缺，早就是社会老大难问题。2018年，我国的麻醉医生只有约8.5万人，当时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就指出，麻醉医生缺口超过30万。但直至今日，麻醉医生总人数才增加了1.5万，增长极其缓慢。
这意味着，我国如今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只有0.7名，但美国和英国在2018年就分别达到了2.5名和2.8名。
蒋政宇对此有心无力。近年来，随着舒适化医疗逐步推广，麻醉医生的工作量迎来爆发性增长。比如胃镜、肠镜等检查，很多患者会主动选择做无痛，既能改善就诊体验，也方便医生更好地诊断。
另外，社会老龄化加剧之后，高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人有既往病史和并发症，这给日常的麻醉手术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风险。
因此，无痛分娩工作很难保证有充足的专业麻醉人员待命，因为产妇产程一般很长，而且需要麻醉医生24小时轮班。这也导致我国整体分娩镇痛普及率至今只有30%，很难提升。
麻醉医生群体也一直在流失。由于工作量大、待遇低，麻醉科医生频繁离职，蒋政宇说，跟他一届的28位本科同专业同学，如今在岗的不到一半，有人早早转型成为其他科医生，有人甚至彻底离开了医疗行业。最后，留守的人越做越疲惫，进入恶性循环。
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也让麻醉医生不堪重负。一项研究指出，麻醉医生的猝死率远高于患者的麻醉意外死亡率。手术室的工作紧凑而严谨，医生一刻都无法放松，特别是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那是一种感受过一次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压力，肾上腺素飙升，是快不能呼吸的压迫感。”蒋政宇说。
麻醉医生还得习惯承受落差感。无论是患者还是社会大众，他们通常只能看到外科医生的工作，不会看到在身后默默工作的麻醉医生。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是隔离病房里的“无名英雄”，冲锋在抢救室、急诊室、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一线，保障疫情下的急诊手术、重症监护室里的抢救复苏、内镜检査的镇静麻醉……
但大多数人不会认得他们，只会脱口而出喊他们“麻醉师”而非“麻醉医生”，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正规培训和轮转的专科医生，而不是刻板印象里打一针后就在旁边玩手机直至手术结束的“技师”。
麻醉医生的成长周期很漫长，基本要花上8至10年；而麻醉医生又非常重要，因为“外科医师治病，麻醉科医师保命”——他们是为生命“兜底”的一群人。蒋政宇希望通过他在值班间隙写下的故事，让更多公众看到麻醉医生的真实一面，理解那些在手术室里戴着“花帽子”、严守生命关卡、为患者默默守护的人。
每一场重大手术中，麻醉医生都是为生命“兜底”的人。（图/受访者提供）
尽管行业整体情况愈发窘迫，但蒋政宇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值得。他一直有个想法：如果麻醉医生要开一个摄影展，最值得记录的一定是患者进入手术室前，望向麻醉医生的那一抹眼神，以及把患者推出手术室时，家属在门口迎接的那个时刻。
他常常会看到患者亲人焦急的眼光和激动的热泪汇聚在一起。每每这个时候，他都觉得是重要的确认职业价值的瞬间，也是他与同行们默默参与一次又一次与病痛抗争的战役，与患者共同获得的胜利勋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詹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