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见七堇年，是在3月一个潮湿的春夜。
接连几天的春雨和乌云，使得都江堰赵公山上沿途的太阳能路灯纷纷罢工，山路一片漆黑。通往民宿的山路七拐八弯，雨夜里开车，稍微打滑便有连人带车掉下山的危险。山上虽住着200多号人，可一到夜里就不见人影。七堇年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一个人从成都的住处驶过来——这种程度的“危险”对她来说不算什么，“我可是爬山的”，她说。
过去的这些年，七堇年驶过很多更难走的路。
有一回她驶进矿山，开上废弃的单行道时，车身贴着峭壁，另一边就是山崖；有一回在东达山，半夜遇上大雪，视野都被风雪遮蔽了，还得小心路上的暗冰——真正的大雪面前，防滑链不顶用；还有一回，行山时前轮轮胎突然爆开，车子撞在道旁的石头上，“幸好还有那块石头”，不然她和旅伴已经掉下山了。对她来说，意外是长途旅行的家常便饭，她已经习惯了去应对。
坐落于四川汉源县境内的废弃矿山—团宝山。（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七堇年幻想能有一匹马，能骑着它到处跑。长大后，她用自己的版税等收入，买到了自己的“马”——一辆至今陪了她10年的越野车。她将它命名为“小黑”，它陪她进入山野。
在新书《横断浪途》里，她书写了自己过去的旅程。她无数次走进横断山脉，走了3万里路。3万里路，不仅是肉体的行走，还关乎精神上的探索。这份探索的志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三十多年来对生活的体验与探索，将她导向了这条路径。七堇年把自己在旅途上的观察记录了下来。此时距离她第一本书的写作，已经有将近20年。
许久未见七堇年的人，会察觉到她身上细微的变化。
照片里20岁的七堇年，穿白衬衫、戴细框眼镜，斜刘海，很有“书卷气”。“气质”，是书迷评价她时经常会提及的词，很符合人们对少年成名女作家的想象。
37岁的七堇年，青涩感早已褪去。她的脸上有了棱角，看上去更为利落。细胞已更替了几轮，但多年以前的习惯，有些仍在大脑、身体里活着。
（图/《新周刊》）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位别人眼中的年少成名的七堇年，当年对自己的心理评价却是“-50分的状态”。从-50分到0分，再从0分到50分，她已经花了100分的努力。她曾经因亲缘关系而纠结、痛苦，甚至内化了一双“母亲的眼睛”，自我审视；她曾囿于某种声音，执着于寻找“轨道”；她曾是习惯与别人比赛的“做题家”——如今，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两种16岁
成为七堇年以前，她的身份是赵勤。
赵勤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有两个书柜。其中一个小书柜置放在她房间的门后，书架上的《奥秘》《萌芽》《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以及经典中外名著连环画，都是妈妈在她上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给买的。这个小书柜的主人，是生于1986年的女孩赵勤。
书柜上还有很多文学经典，但赵勤没把书都看完。青春期以后，她往书柜里塞进了自己喜欢的书：有些来自港台作家黄碧云、简媜，也有大陆作家史铁生、余华等人的作品。
小时候，她也会去翻另一个书柜。那是整整一面“书墙”。茶色玻璃柜里，书籍总是被仔细、整齐地排列好，从没凌乱过。有文学专业书和杂志，如《古代汉语》《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还有许多大部头，都是王蒙、邓贤、迟子建等严肃作家的作品。赵勤对邓贤的书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妈妈经常讲知青的事。这个书架的主人，是1951年出生的肖女士。
在河边看书的童年赵勤。（图/受访者提供）
这套房子里只住着母女俩。从3岁起，赵勤就随妈妈住进学校教职工宿舍。父母很早离异，她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她形容自己像“单细胞繁殖生物”一般长大，“因为从来没有过，所以也没觉得少过”。
这个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它很少被打开。赵勤没看过《新白娘子传奇》，也没看过20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金庸剧、琼瑶剧。妈妈给她指定了要阅读的书籍和观看的节目、剧集。妈妈偶尔也看电视，但只挑严肃正剧、名著改编剧去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康熙王朝》；通俗文学也被排除在外。这是肖女士日常教育的其中一环。如果赵勤偷偷看电视被发现，是要被骂的。
肖女士经常穿着警察制服。她在一所警察学院任职，教中文，同时担任行政职务。在女儿赵勤的眼里，妈妈是英姿飒爽、勤奋独立的。她是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职业妇女，有一些“川渝女人”的特质：急性子、强势、刀子嘴豆腐心。肖女士走路、吃饭都很快，手脚麻利。哪怕工作繁忙，家里的水槽从来没有脏碗驻留，脏衣服也不会留到隔天才洗。
七堇年与母亲的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女儿的日程表总是被安排得严丝合缝。从小妈妈就跟赵勤说：“你要比别人做更多的事，担更多责任。”高兴时，妈妈喊女儿“勤儿”；在外人面前，就喊“赵勤”。
赵勤的学习成绩不错，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可妈妈的要求似乎永远也没有终点——语文考了100，那为什么数学扣了2分？数学考好了，为什么体育不是满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赵勤来说，像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浮动指标。
赵勤练了10年的钢琴，画了10年的画；跳舞、学习英语，也承担大量家务。四五岁时，赵勤帮着妈妈做家务，在天然气烧水还很奢侈的年头，右手拎着两个八磅的暖水瓶，左手拎着一个开水壶，每天去单位食堂的开水房打开水。邻居阿姨会惊叹，四五岁的孩子怎么拎得动这么重的暖水瓶和开水壶？
（图/《新周刊》）
妈妈对自己也很严苛。作为“老三届”、知青一代，肖女士错失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16岁，她和同学一起离开城市，去农村下乡种田、干农活，一直到24岁。后来终于得以返城，她把时间掰成两半用：白天打工补贴家用，晚上去职校上课，一边把学历和青春一点点补回来，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
如此奋斗多年，终于找到一份教职。36岁，肖女士才生下女儿赵勤。在当年，她是罕见的晚婚晚育女性。
妈妈太喜欢音乐了。星期天的早上，她在家里晾晒被子、打理家务时，会播古典钢琴音乐，像贝多芬、约翰·斯特劳斯、李斯特、肖邦的曲子。那都是肖女士曾经错过的东西。
在妈妈的童年记忆中，邻居家曾有一架扬琴，敲起来有清脆、美妙的声音，令人着迷。幼年的她总爱跑到邻居家摸一摸、听一听，幻想自己也能有一架琴。成为母亲后，妈妈就为女儿买了一台钢琴。赵勤学琴时，她就站在旁边监督，有时手里拿着棍子。在妈妈的眼睛里，有一个她想象中的赵勤。
如今重新拾起钢琴的七堇年。（图/《新周刊》）
那时候的赵勤无法理解自己的母亲，但现在她能看明白了。以妈妈的年纪来看，她是每天都在“极限操作”的女性，从工作、家务到育儿，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她的一生，都在追寻她少年时不可得之物，而赵勤也追寻着她自己的。
“时代的失落和压抑落在妈妈的身上，从而非常具体地影响了我。她对我的要求，她对我的教育方式，她对我的期待、恐惧、焦虑，都是因为她年轻时错失的东西。”
肖女士和赵勤的历史如此不同。妈妈曾经遭遇无常和颠簸，在返城的20世纪80年代，她拼尽全力跃上自己的轨道。而赵勤的生活如此“幸运”——她非常努力，也足够顺利，世界似乎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但她的成长，永远伴随竞争和自证的急迫感：不断与别人竞赛，以期获得他人的认可。而自证的道路永远没有尽头。
赵勤曾跟妈妈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肖女士从来没有理解过。赵勤的作文写得好，得了新概念一等奖，清华自主招生时获得推荐，妈妈高兴，因为女儿优秀。但妈妈不想女儿成为作家，作家就是“爬格子的”，工作不稳定。她还是想女儿做些“正经职业”，比如高校老师。
她不曾翻开女儿写的书。女儿猜测，也许因为对妈妈来讲，自己表达的东西过于赤裸裸了，“还蛮微妙的，她不会看我写的书，我们也不会讨论文学”。曾经读过许多书的妈妈，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渐渐不再看书了。
二、想象的轨道
七堇年成为七堇年，是在十六七岁。
那时她在成都上学，离泸州的家有261公里，妈妈无法严密地管理女儿的生活。在家时，她想用妈妈的音响播流行音乐，得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住校生活开始之后，她爱听什么听什么。
她看新浪潮电影，看摇滚乐杂志，学吉他、打鼓，看港台文学和西方小说，往妈妈推崇的、严肃与经典的另一面走去。对她来说，这是“急速疯狂的第二波发育”。她疯狂地吸收世界的资讯，早期的随笔就在这个年纪写下。
她所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是当地颇为出名的重点高中。她的同学里不乏大有来头的学霸，比如同桌就是“王国维的后人”。她不认为自己在学霸之列。高中晚自习时，别人在温习、写作业，而她就在课室里写随笔、小说。她的文章被同学投递到新概念参加初赛，意外进了复赛，后来她又获得了一等奖。随后就是少年成名的故事。
年少时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她被看见，被招揽到了郭敬明的团队，出道即当红。《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是十六七岁就开始写的，《大地之灯》是19岁写的小说——2007年，两本书相继出版，销量都达到百万册。
新概念和她参与创作的那类青春文学，属于时代的产物。21世纪之初，青少年的世界里，没有电脑、手机游戏、直播和短视频。与青春有关的文字和漫画，偶然地在初中、高中的教室里传播、流通开来，逐渐成了最热门的媒介，甚至化身为某种社交货币。
七堇年回望，她作为青年作家而受关注的时候，正处于从“完全集体化的生活”到“追求个人主义”的观念转换期。年轻人总是迫切地想要了解、表达自己，而她的早期创作，也完全是因为蓬勃的表达欲望：“青春期那种状态，就像脑子里有跳跳糖持续爆炸，非常好奇、精力过剩。学校生活很苦闷，（在）家庭（里）得不到理解，我有一种‘做题家’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我刚好赶上了千禧年初期开放的精神氛围，世界给你掀开了一个角。”
（图/《新周刊》）
她完全忘了16岁写了什么。“能看出她（我）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孩子，她（我）以写作这个方式来度过少年时光。” 在最初的书里，七堇年写成长的苦闷、亲缘关系的矛盾。年岁渐长，她的目之所及也发生了变化，但她始终在写自己当下关注的命题。
《大地之灯》里关于知青的故事，一部分灵感源自妈妈的经历，以及书柜里的知青小说。二十五六岁时，她写下了《平生欢》，灵感来自曾是国营工厂工人的姨妈。
姨妈大半生都生活在工厂大院里。那里有完整的生活系统：工厂、饭堂、幼儿园、学校、医院。小时候她也曾到姨妈家住过几个月。工厂时代结束后，大院里的年轻人的命运如何岔开？这是她好奇的事情。后来，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年轻人在商品房里长大，集体生活不复存在了。
30岁前后，她在《无梦之境》里塑造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如果基因组合可以像套餐一样被放到货架上贩卖，人类能按喜好订制自己的孩子，一切会变成怎样？
《无梦之境》里苏铁的母亲，是七堇年眼中妈妈的样子。“永永远远地三四十岁着，从未年轻过，也不会老去；她不曾年少，不曾贪玩，生来就像大人一样勤勉、刻苦地生活着。”七堇年的妈妈始终认为，人得有个单位，单位可以给你托底，给你交社保，为你抵御风险。高校就是很好的单位。
（图/《新周刊》）
七堇年曾尝试进入人生的“轨道”。哪怕几本畅销书的版税让她已然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她还是选择了去单位上班——一半是潜意识中想让母亲安心，另一半是为了缓解职业作家道路给她带来的不确定感。
24岁的她，进入成都一所理工科大学做行政职员，月薪仅一两千。在那里，七堇年是“普通单位职工小赵”，是整个办公室年龄最小的新人，也没人知道她是“作家七堇年”。她工作仔细、认真负责、条理清楚，但在这两年，“普通单位职工小赵”发现她无法如想象般“边上班，边写作”。
早上6点，起床，赶早高峰。幸运的话，晚上7点，能回家躺在沙发上。繁忙时期，天天加班至半夜，没有精力读书，更别说写作了。晚上回到家，连从沙发上站起来去洗澡的动力都没有……如此日复一日。格子间充满着内耗，她的精力被行政事务和沟通工作消耗殆尽。
“存在与虚无”，是多年以来存在于她心里的疑问。经历过如此辛苦的上班生活，她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依然想要创作。
那时，社交网络上还没有“轨道与旷野”。辞职之后的“小赵”，到北京当了3年的北漂。她做杂志、写书、翻译，同时开始接触编剧。她尝试将自己职业化，工作的密度超越单一职业。提起她少年时的写作，大家似乎都比较宽容；可为了成为职业作家，她开始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批判。
在北京工作时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2014至2018年，正逢国内影视改编热，作家手上的热门IP被资本疯抢。七堇年的《平生欢》也被影视公司看上，对方邀她改编剧本。于是她搬到北京，从零开始学习编剧，和影视行业的上下游打交道，和合作方反复开剧本研讨会。但当书变成IP、电影项目之后，便需要编剧、制片人、导演、投资方等多方角色参与。项目能否落成，得看天时地利。
有些时候，七堇年发现北京的工作更痛苦。单纯的写作是挺私人且独立的工作。但进入创投圈的职业作家，会被全方位评估，周围的人会推动你运营个人品牌。七堇年对此没有兴趣，她只想在生活里做一个普通人。她不擅长流连饭局，也不想吸引眼球和关注，名人太辛苦了，“那碗饭真不是我吃的”。
当然，她也认清了每个选择背后的代价。放弃刻意宣传和运营后，七堇年就像在行业里“消失”了一样。她依然认为作家不必如此。她提起窦唯：“大家看他穿着厚厚的棉袄，胡子也没刮，一个人，好像很落魄。但我觉得他很自在啊，他在享受他自己的创作与生活。”
三、“完美的闭环”
对她来说，在北京生活的另一重难受在于，它离自然太远了，日常呆在出租房里，感觉生活是不流动的。
小时候她的家在泸州市郊，有大树和山坡。不用学习的时候，她就和小伙伴在山坡上跑，在小溪里捉鱼虾，春天的时候种葫芦。她还养过一只母鸡，每天早上都会下一只蛋。被学习、钢琴、画画塞满的童年，唯一的闲暇是与自然相处的时刻，这些时刻曾经给她最初始的自然记忆。多年以后她回去看，泸州原本的郊区已经城市化了，周边都是新建的楼盘，不再是她记得的样子。
离开北京以后，她决定搬回成都。在这里，她能享受城市的便利，亦可随时向自然出发，离山野不远也不近，离妈妈不远也不近。
她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工作的间歇期，她就进山。《横断浪途》里她写，“帐篷意味着永恒的临时感，无比自由，随时可以出发，随时可以停下。一套属于自己的帐篷和睡袋，无论再旧，都是干净的居所。”
（图/《新周刊》）
在这几年，她也经常想生活的意义。如果没有选择“主流生活方式”，没有正常通勤上下班、组建家庭，每天直面自我，与自己的思想相处，需要很高的心理能量，否则很容易感到虚无。但就在这几年，七堇年尝遍了大多数户外运动：徒步、爬山、攀岩、攀冰、洞穴探险、飞滑翔伞、潜水……户外与大自然的亘古与广博，消解了一些她对生活的困惑。
比如飞滑翔伞先得坐面包车上山，然后人再飞下来，一天来回几次。“有时候（觉得这）禁不住细想。从结果来看，上去又下来，多么徒劳啊！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上去，下来，飞伞，攀岩，滑雪，跳水，哪一样不是如此？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它就是你度过这一生的方式。”
往前数的人生里，她经常有竞赛的压力。但这几年的户外生活，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像我们身后这个无名的小山坡，可能只是给人类世界的精神图景增加了一株小草。写作也是这样，也许不见得被多少人读到，但我用写作去度过我的生命。”
尝试多种户外运动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离开泸州之后，她曾有十多年不再弹琴和画画。在以前，这像是指向妈妈的内在对抗——弹琴和画画，都是妈妈选的；她想要的是写作。但35岁以后，她重新开始画画、弹琴。
老家的钢琴早已受了潮，音也不准了，可要不是太笨重、太麻烦，她还想将它搬到成都的家里。她重新买了电钢琴，现在早上起床也偶尔会弹弹。那些曾经让她感到痛苦的、枯燥的训练，确实也有滋养她的部分，她如今可以纯粹地享受艺术本身了。
但对她来说，所谓的“和解”，“只是一个叙事上听起来很完美的闭环”。如今七堇年37岁，妈妈已经73岁了。对她来说，“牵妈妈的手，比登山还难”。除了责备，妈妈依然很少表达真正的情感。她们不曾真正地聊天，对话大都是事务性的。直至现在，每个月打的那一通电话，聊天还是只持续1分钟，大多数时候的内容是相互叮嘱注意身体。
（图/《新周刊》）
大学二年级时，七堇年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年她20岁上下，每天是易燃易爆炸的状态。看了简媜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后，她第一次意识到，妈妈正在面对孤独与衰老。妈妈生她时36岁，等她进入大学时期，妈妈已经迈向老年了。
“那时我第一次想，也许她也很不容易吧。”在信里，她写了些从没跟妈妈讲过的话：小时候你对我很严格，现在你对我是否满意；她聊了自己身上隐含的自卑情结……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可妈妈没有回信，甚至也没回话。隔了一两个月，她问起时，妈妈才说收到信了。但过去了的事，她似乎不想再提。
情感表达是妈妈不曾学过的功课。后来的这么些年，她们偶尔也会触碰到这个话题，但每回都聊不深，似乎都在回避着，担心再聊下去两个人都会很难过，最后也是徒劳。
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以和解为结局。她们各自选择舒适的姿势自处。如今，母女俩分开独自生活。上个月妈妈身体不适，需要在成都做个小手术，却在她家住了几天就回家了。成都那么大，早高峰很嘈杂，路上的人走得那么快，妈妈很不习惯。
（图/《新周刊》）
经历过痛苦婚姻的妈妈，也不曾催促女儿进入婚姻。妈妈平时还是住在泸州的职工社区里，和几个认识了几十年的好友维系着一种共居关系：儿女都不在家了，他们互相照料，共同养老。
就连过年，母女俩都是分开过的。去年妈妈就和朋友约定了在海南碰头，73岁的老太太独自开车南下。
妈妈和她的朋友熟悉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浇花、喂鸟，一起打牌、聊天、散步，轮流买菜，请对方吃饭。年轻人想象的社区养老、共享养老，在妈妈生活的大院里，已经实现了一部分。
而七堇年也在构建自己的节奏：早上6点起床，高效地处理工作，写作；下午则看书，运动，偶尔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周边绿道转转，感受风。等大段的工作完毕，她进山，徒步或攀岩，手机离开服务区，离开城市的信号。
（图/受访者提供）
她已经比赛了三十多年了。35岁以后，她只和自己比赛。有一句朋友发来的话，她觉得很有意思：“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旷野、贩卖旷野，但实际真正对旷野感兴趣的人只是身在其中，压根没兴趣上网。晚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Felicia，编辑：晏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