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见七堇年,是在3月一个潮湿的春夜。


接连几天的春雨和乌云,使得都江堰赵公山上沿途的太阳能路灯纷纷罢工,山路一片漆黑。通往民宿的山路七拐八弯,雨夜里开车,稍微打滑便有连人带车掉下山的危险。山上虽住着200多号人,可一到夜里就不见人影。七堇年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一个人从成都的住处驶过来——这种程度的“危险”对她来说不算什么,“我可是爬山的”,她说。


过去的这些年,七堇年驶过很多更难走的路。


有一回她驶进矿山,开上废弃的单行道时,车身贴着峭壁,另一边就是山崖;有一回在东达山,半夜遇上大雪,视野都被风雪遮蔽了,还得小心路上的暗冰——真正的大雪面前,防滑链不顶用;还有一回,行山时前轮轮胎突然爆开,车子撞在道旁的石头上,“幸好还有那块石头”,不然她和旅伴已经掉下山了。对她来说,意外是长途旅行的家常便饭,她已经习惯了去应对。


坐落于四川汉源县境内的废弃矿山—团宝山。(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七堇年幻想能有一匹马,能骑着它到处跑。长大后,她用自己的版税等收入,买到了自己的“马”——一辆至今陪了她10年的越野车。她将它命名为“小黑”,它陪她进入山野。


在新书《横断浪途》里,她书写了自己过去的旅程。她无数次走进横断山脉,走了3万里路。3万里路,不仅是肉体的行走,还关乎精神上的探索。这份探索的志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三十多年来对生活的体验与探索,将她导向了这条路径。七堇年把自己在旅途上的观察记录了下来。此时距离她第一本书的写作,已经有将近20年。


许久未见七堇年的人,会察觉到她身上细微的变化。


照片里20岁的七堇年,穿白衬衫、戴细框眼镜,斜刘海,很有“书卷气”。“气质”,是书迷评价她时经常会提及的词,很符合人们对少年成名女作家的想象。


37岁的七堇年,青涩感早已褪去。她的脸上有了棱角,看上去更为利落。细胞已更替了几轮,但多年以前的习惯,有些仍在大脑、身体里活着。


(图/《新周刊》)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位别人眼中的年少成名的七堇年,当年对自己的心理评价却是“-50分的状态”。从-50分到0分,再从0分到50分,她已经花了100分的努力。她曾经因亲缘关系而纠结、痛苦,甚至内化了一双“母亲的眼睛”,自我审视;她曾囿于某种声音,执着于寻找“轨道”;她曾是习惯与别人比赛的“做题家”——如今,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两种16岁


成为七堇年以前,她的身份是赵勤。


赵勤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有两个书柜。其中一个小书柜置放在她房间的门后,书架上的《奥秘》《萌芽》《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以及经典中外名著连环画,都是妈妈在她上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给买的。这个小书柜的主人,是生于1986年的女孩赵勤。


书柜上还有很多文学经典,但赵勤没把书都看完。青春期以后,她往书柜里塞进了自己喜欢的书:有些来自港台作家黄碧云、简媜,也有大陆作家史铁生、余华等人的作品。


小时候,她也会去翻另一个书柜。那是整整一面“书墙”。茶色玻璃柜里,书籍总是被仔细、整齐地排列好,从没凌乱过。有文学专业书和杂志,如《古代汉语》《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还有许多大部头,都是王蒙、邓贤、迟子建等严肃作家的作品。赵勤对邓贤的书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妈妈经常讲知青的事。这个书架的主人,是1951年出生的肖女士。


在河边看书的童年赵勤。(图/受访者提供)  


这套房子里只住着母女俩。从3岁起,赵勤就随妈妈住进学校教职工宿舍。父母很早离异,她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她形容自己像“单细胞繁殖生物”一般长大,“因为从来没有过,所以也没觉得少过”。


这个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它很少被打开。赵勤没看过《新白娘子传奇》,也没看过20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金庸剧、琼瑶剧。妈妈给她指定了要阅读的书籍和观看的节目、剧集。妈妈偶尔也看电视,但只挑严肃正剧、名著改编剧去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康熙王朝》;通俗文学也被排除在外。这是肖女士日常教育的其中一环。如果赵勤偷偷看电视被发现,是要被骂的。


肖女士经常穿着警察制服。她在一所警察学院任职,教中文,同时担任行政职务。在女儿赵勤的眼里,妈妈是英姿飒爽、勤奋独立的。她是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职业妇女,有一些“川渝女人”的特质:急性子、强势、刀子嘴豆腐心。肖女士走路、吃饭都很快,手脚麻利。哪怕工作繁忙,家里的水槽从来没有脏碗驻留,脏衣服也不会留到隔天才洗。


七堇年与母亲的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女儿的日程表总是被安排得严丝合缝。从小妈妈就跟赵勤说:“你要比别人做更多的事,担更多责任。”高兴时,妈妈喊女儿“勤儿”;在外人面前,就喊“赵勤”。


赵勤的学习成绩不错,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可妈妈的要求似乎永远也没有终点——语文考了100,那为什么数学扣了2分?数学考好了,为什么体育不是满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赵勤来说,像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浮动指标。


赵勤练了10年的钢琴,画了10年的画;跳舞、学习英语,也承担大量家务。四五岁时,赵勤帮着妈妈做家务,在天然气烧水还很奢侈的年头,右手拎着两个八磅的暖水瓶,左手拎着一个开水壶,每天去单位食堂的开水房打开水。邻居阿姨会惊叹,四五岁的孩子怎么拎得动这么重的暖水瓶和开水壶?


(图/《新周刊》)


妈妈对自己也很严苛。作为“老三届”、知青一代,肖女士错失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16岁,她和同学一起离开城市,去农村下乡种田、干农活,一直到24岁。后来终于得以返城,她把时间掰成两半用:白天打工补贴家用,晚上去职校上课,一边把学历和青春一点点补回来,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


如此奋斗多年,终于找到一份教职。36岁,肖女士才生下女儿赵勤。在当年,她是罕见的晚婚晚育女性。


妈妈太喜欢音乐了。星期天的早上,她在家里晾晒被子、打理家务时,会播古典钢琴音乐,像贝多芬、约翰·斯特劳斯、李斯特、肖邦的曲子。那都是肖女士曾经错过的东西。


在妈妈的童年记忆中,邻居家曾有一架扬琴,敲起来有清脆、美妙的声音,令人着迷。幼年的她总爱跑到邻居家摸一摸、听一听,幻想自己也能有一架琴。成为母亲后,妈妈就为女儿买了一台钢琴。赵勤学琴时,她就站在旁边监督,有时手里拿着棍子。在妈妈的眼睛里,有一个她想象中的赵勤。


如今重新拾起钢琴的七堇年。(图/《新周刊》)


那时候的赵勤无法理解自己的母亲,但现在她能看明白了。以妈妈的年纪来看,她是每天都在“极限操作”的女性,从工作、家务到育儿,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她的一生,都在追寻她少年时不可得之物,而赵勤也追寻着她自己的。


时代的失落和压抑落在妈妈的身上,从而非常具体地影响了我。她对我的要求,她对我的教育方式,她对我的期待、恐惧、焦虑,都是因为她年轻时错失的东西。”


肖女士和赵勤的历史如此不同。妈妈曾经遭遇无常和颠簸,在返城的20世纪80年代,她拼尽全力跃上自己的轨道。而赵勤的生活如此“幸运”——她非常努力,也足够顺利,世界似乎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但她的成长,永远伴随竞争和自证的急迫感:不断与别人竞赛,以期获得他人的认可。而自证的道路永远没有尽头。


赵勤曾跟妈妈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肖女士从来没有理解过。赵勤的作文写得好,得了新概念一等奖,清华自主招生时获得推荐,妈妈高兴,因为女儿优秀。但妈妈不想女儿成为作家,作家就是“爬格子的”,工作不稳定。她还是想女儿做些“正经职业”,比如高校老师。


她不曾翻开女儿写的书。女儿猜测,也许因为对妈妈来讲,自己表达的东西过于赤裸裸了,“还蛮微妙的,她不会看我写的书,我们也不会讨论文学”。曾经读过许多书的妈妈,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渐渐不再看书了。


二、想象的轨道


七堇年成为七堇年,是在十六七岁。


那时她在成都上学,离泸州的家有261公里,妈妈无法严密地管理女儿的生活。在家时,她想用妈妈的音响播流行音乐,得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住校生活开始之后,她爱听什么听什么。


她看新浪潮电影,看摇滚乐杂志,学吉他、打鼓,看港台文学和西方小说,往妈妈推崇的、严肃与经典的另一面走去。对她来说,这是“急速疯狂的第二波发育”。她疯狂地吸收世界的资讯,早期的随笔就在这个年纪写下。


她所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是当地颇为出名的重点高中。她的同学里不乏大有来头的学霸,比如同桌就是“王国维的后人”。她不认为自己在学霸之列。高中晚自习时,别人在温习、写作业,而她就在课室里写随笔、小说。她的文章被同学投递到新概念参加初赛,意外进了复赛,后来她又获得了一等奖。随后就是少年成名的故事。


年少时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她被看见,被招揽到了郭敬明的团队,出道即当红。《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是十六七岁就开始写的,《大地之灯》是19岁写的小说——2007年,两本书相继出版,销量都达到百万册。


新概念和她参与创作的那类青春文学,属于时代的产物。21世纪之初,青少年的世界里,没有电脑、手机游戏、直播和短视频。与青春有关的文字和漫画,偶然地在初中、高中的教室里传播、流通开来,逐渐成了最热门的媒介,甚至化身为某种社交货币。


七堇年回望,她作为青年作家而受关注的时候,正处于从“完全集体化的生活”到“追求个人主义”的观念转换期。年轻人总是迫切地想要了解、表达自己,而她的早期创作,也完全是因为蓬勃的表达欲望:“青春期那种状态,就像脑子里有跳跳糖持续爆炸,非常好奇、精力过剩。学校生活很苦闷,(在)家庭(里)得不到理解,我有一种‘做题家’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我刚好赶上了千禧年初期开放的精神氛围,世界给你掀开了一个角。”


(图/《新周刊》)


她完全忘了16岁写了什么。“能看出她(我)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孩子,她(我)以写作这个方式来度过少年时光。” 在最初的书里,七堇年写成长的苦闷、亲缘关系的矛盾。年岁渐长,她的目之所及也发生了变化,但她始终在写自己当下关注的命题。


《大地之灯》里关于知青的故事,一部分灵感源自妈妈的经历,以及书柜里的知青小说。二十五六岁时,她写下了《平生欢》,灵感来自曾是国营工厂工人的姨妈。


姨妈大半生都生活在工厂大院里。那里有完整的生活系统:工厂、饭堂、幼儿园、学校、医院。小时候她也曾到姨妈家住过几个月。工厂时代结束后,大院里的年轻人的命运如何岔开?这是她好奇的事情。后来,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年轻人在商品房里长大,集体生活不复存在了。


30岁前后,她在《无梦之境》里塑造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如果基因组合可以像套餐一样被放到货架上贩卖,人类能按喜好订制自己的孩子,一切会变成怎样?


《无梦之境》里苏铁的母亲,是七堇年眼中妈妈的样子。“永永远远地三四十岁着,从未年轻过,也不会老去;她不曾年少,不曾贪玩,生来就像大人一样勤勉、刻苦地生活着。”七堇年的妈妈始终认为,人得有个单位,单位可以给你托底,给你交社保,为你抵御风险。高校就是很好的单位。


(图/《新周刊》)


七堇年曾尝试进入人生的“轨道”。哪怕几本畅销书的版税让她已然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她还是选择了去单位上班——一半是潜意识中想让母亲安心,另一半是为了缓解职业作家道路给她带来的不确定感。


24岁的她,进入成都一所理工科大学做行政职员,月薪仅一两千。在那里,七堇年是“普通单位职工小赵”,是整个办公室年龄最小的新人,也没人知道她是“作家七堇年”。她工作仔细、认真负责、条理清楚,但在这两年,“普通单位职工小赵”发现她无法如想象般“边上班,边写作”。


早上6点,起床,赶早高峰。幸运的话,晚上7点,能回家躺在沙发上。繁忙时期,天天加班至半夜,没有精力读书,更别说写作了。晚上回到家,连从沙发上站起来去洗澡的动力都没有……如此日复一日。格子间充满着内耗,她的精力被行政事务和沟通工作消耗殆尽。


“存在与虚无”,是多年以来存在于她心里的疑问。经历过如此辛苦的上班生活,她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依然想要创作。


那时,社交网络上还没有“轨道与旷野”。辞职之后的“小赵”,到北京当了3年的北漂。她做杂志、写书、翻译,同时开始接触编剧。她尝试将自己职业化,工作的密度超越单一职业。提起她少年时的写作,大家似乎都比较宽容;可为了成为职业作家,她开始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批判。


在北京工作时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2014至2018年,正逢国内影视改编热,作家手上的热门IP被资本疯抢。七堇年的《平生欢》也被影视公司看上,对方邀她改编剧本。于是她搬到北京,从零开始学习编剧,和影视行业的上下游打交道,和合作方反复开剧本研讨会。但当书变成IP、电影项目之后,便需要编剧、制片人、导演、投资方等多方角色参与。项目能否落成,得看天时地利。


有些时候,七堇年发现北京的工作更痛苦。单纯的写作是挺私人且独立的工作。但进入创投圈的职业作家,会被全方位评估,周围的人会推动你运营个人品牌。七堇年对此没有兴趣,她只想在生活里做一个普通人。她不擅长流连饭局,也不想吸引眼球和关注,名人太辛苦了,“那碗饭真不是我吃的”。


当然,她也认清了每个选择背后的代价。放弃刻意宣传和运营后,七堇年就像在行业里“消失”了一样。她依然认为作家不必如此。她提起窦唯:“大家看他穿着厚厚的棉袄,胡子也没刮,一个人,好像很落魄。但我觉得他很自在啊,他在享受他自己的创作与生活。”


三、“完美的闭环”


对她来说,在北京生活的另一重难受在于,它离自然太远了,日常呆在出租房里,感觉生活是不流动的。


小时候她的家在泸州市郊,有大树和山坡。不用学习的时候,她就和小伙伴在山坡上跑,在小溪里捉鱼虾,春天的时候种葫芦。她还养过一只母鸡,每天早上都会下一只蛋。被学习、钢琴、画画塞满的童年,唯一的闲暇是与自然相处的时刻,这些时刻曾经给她最初始的自然记忆。多年以后她回去看,泸州原本的郊区已经城市化了,周边都是新建的楼盘,不再是她记得的样子。


离开北京以后,她决定搬回成都。在这里,她能享受城市的便利,亦可随时向自然出发,离山野不远也不近,离妈妈不远也不近。


她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工作的间歇期,她就进山。《横断浪途》里她写,“帐篷意味着永恒的临时感,无比自由,随时可以出发,随时可以停下。一套属于自己的帐篷和睡袋,无论再旧,都是干净的居所。”


(图/《新周刊》)


在这几年,她也经常想生活的意义。如果没有选择“主流生活方式”,没有正常通勤上下班、组建家庭,每天直面自我,与自己的思想相处,需要很高的心理能量,否则很容易感到虚无。但就在这几年,七堇年尝遍了大多数户外运动:徒步、爬山、攀岩、攀冰、洞穴探险、飞滑翔伞、潜水……户外与大自然的亘古与广博,消解了一些她对生活的困惑。


比如飞滑翔伞先得坐面包车上山,然后人再飞下来,一天来回几次。“有时候(觉得这)禁不住细想。从结果来看,上去又下来,多么徒劳啊!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上去,下来,飞伞,攀岩,滑雪,跳水,哪一样不是如此?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它就是你度过这一生的方式。”


往前数的人生里,她经常有竞赛的压力。但这几年的户外生活,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像我们身后这个无名的小山坡,可能只是给人类世界的精神图景增加了一株小草。写作也是这样,也许不见得被多少人读到,但我用写作去度过我的生命。”


尝试多种户外运动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离开泸州之后,她曾有十多年不再弹琴和画画。在以前,这像是指向妈妈的内在对抗——弹琴和画画,都是妈妈选的;她想要的是写作。但35岁以后,她重新开始画画、弹琴。


老家的钢琴早已受了潮,音也不准了,可要不是太笨重、太麻烦,她还想将它搬到成都的家里。她重新买了电钢琴,现在早上起床也偶尔会弹弹。那些曾经让她感到痛苦的、枯燥的训练,确实也有滋养她的部分,她如今可以纯粹地享受艺术本身了。


但对她来说,所谓的“和解”,“只是一个叙事上听起来很完美的闭环”。如今七堇年37岁,妈妈已经73岁了。对她来说,“牵妈妈的手,比登山还难”。除了责备,妈妈依然很少表达真正的情感。她们不曾真正地聊天,对话大都是事务性的。直至现在,每个月打的那一通电话,聊天还是只持续1分钟,大多数时候的内容是相互叮嘱注意身体。


(图/《新周刊》)


大学二年级时,七堇年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年她20岁上下,每天是易燃易爆炸的状态。看了简媜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后,她第一次意识到,妈妈正在面对孤独与衰老。妈妈生她时36岁,等她进入大学时期,妈妈已经迈向老年了。


“那时我第一次想,也许她也很不容易吧。”在信里,她写了些从没跟妈妈讲过的话:小时候你对我很严格,现在你对我是否满意;她聊了自己身上隐含的自卑情结……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可妈妈没有回信,甚至也没回话。隔了一两个月,她问起时,妈妈才说收到信了。但过去了的事,她似乎不想再提。


情感表达是妈妈不曾学过的功课。后来的这么些年,她们偶尔也会触碰到这个话题,但每回都聊不深,似乎都在回避着,担心再聊下去两个人都会很难过,最后也是徒劳。


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以和解为结局。她们各自选择舒适的姿势自处。如今,母女俩分开独自生活。上个月妈妈身体不适,需要在成都做个小手术,却在她家住了几天就回家了。成都那么大,早高峰很嘈杂,路上的人走得那么快,妈妈很不习惯。


(图/《新周刊》)


经历过痛苦婚姻的妈妈,也不曾催促女儿进入婚姻。妈妈平时还是住在泸州的职工社区里,和几个认识了几十年的好友维系着一种共居关系:儿女都不在家了,他们互相照料,共同养老。


就连过年,母女俩都是分开过的。去年妈妈就和朋友约定了在海南碰头,73岁的老太太独自开车南下。


妈妈和她的朋友熟悉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浇花、喂鸟,一起打牌、聊天、散步,轮流买菜,请对方吃饭。年轻人想象的社区养老、共享养老,在妈妈生活的大院里,已经实现了一部分。


而七堇年也在构建自己的节奏:早上6点起床,高效地处理工作,写作;下午则看书,运动,偶尔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周边绿道转转,感受风。等大段的工作完毕,她进山,徒步或攀岩,手机离开服务区,离开城市的信号。


(图/受访者提供)


她已经比赛了三十多年了。35岁以后,她只和自己比赛。有一句朋友发来的话,她觉得很有意思:“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旷野、贩卖旷野,但实际真正对旷野感兴趣的人只是身在其中,压根没兴趣上网。晚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Felicia,编辑:晏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