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和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界限分明。
何袜皮在这两者间游刃有余：时而冷冽理性如医生轻挥手术刀，在充满谜团的犯罪案件中抽丝剥茧，解剖人性的诡谲；时而轻盈灵动如精灵，游离于日常之外，在死亡和废墟当中构筑精妙的迷宫，来掩饰事实的平凡、想象力的贫瘠和生活的疮痍。
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何袜皮都在聚焦犯罪题材。在她看来，接触的案件越多，她越发懂得人性的欲望都是如此普遍且相似，没有所谓的非黑即白——“这世界仿佛有一道玻璃墙。一些人的现实成了新闻，被围观、惊叹、鄙夷、不解、议论，但他们和大众之间总是隔了一道玻璃墙。我认为玻璃墙两面的人性是相通的。”
深度调查记者的工作经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给予了何袜皮在悬疑推理写作领域上的缜密的逻辑和精准的表达训练，也让她对城市当中隐匿的亲密与陌生的关系有了足够深入和真实的洞察。
她曾在2017年开始研究城市犯罪与空间安全的课题，聚焦城市居民每天接触的“隐形”群体，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小区保安。在对城市保安日复一日的田野调查当中，她发现了折叠于都市生活和社会底层之间的戏剧性反差——保安被视为都市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但他们更像隐匿在城市当中的隐形人，自己的恐惧和欲望常被人遗忘，不像城市的中产有空间和渠道说出自己的恐惧。
“越往上层的人可能诉说恐惧的种类更多，他诉说恐惧的声音更大。包括也有研究认为，恐惧成了一种会员制。只有当我属于某种社会阶层，我才有资格表达恐惧，然后我们互相地传递恐惧。”
她的最新小说《易碎品》聚焦的便是都市中产和亲密关系：一对夫妇隐藏多年的秘密被置于一宗死亡案件的迷雾当中。以“易碎品”为名，既是指碎掉的白天鹅，也是指断尾的陶瓷松鼠，隐喻着都市中产脆弱的亲密关系、生命以及人性。
她秉持不让真相变形的原则，在犯罪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中考究真实性和逻辑性。“比起那些哗众取宠或惊世骇俗的观点，我的判断常常很平庸，因为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平庸的。”
小说是她构筑的另一个世界。她用想象力打造与日常经验背离的图景，迷恋人性的对立面——优雅与粗鄙，邪恶与纯情，暴力与温柔，疯癫与冷淡……她认为正是这些人性当中不可剥离的对立面的叠加，才构成了人生的诗意。
“写小说就像构思一个迷宫”
《新周刊》：你的最新一部小说《易碎品》聚焦中产家庭和亲密关系，触发你创作的初衷是什么？这个故事有没有受到相关真实案件的启发？
何袜皮 ：写小说就像构思一个迷宫。我很喜欢解谜，也很享受为读者建造迷宫的过程。写《易碎品》的时候，我想创造一个聚焦于亲密关系的迷宫。我的设想是，每个人都有秘密。当两个人带着各自的秘密进入婚姻，会发生什么？当两个人都想保守自己的秘密，又有情感纠葛在里面，会发生什么？
这个故事是在将大量真实案子和真实人物混合消化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真实感或者熟悉感。但主干故事没有特定案子的启发，也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原型。不过里面的一些作案手法、人物关系、枝杈情节是借用了真实案子中的细节。经常看“没药花园”的读者或许可以读出来一些原型的碎片。
《新周刊》：在我们的理解里，亲密关系离不开安全感。但为什么婚姻关系中频发谋杀案件？你如何看待亲密关系中隐藏的危险深渊？
何袜皮 ：我们说，在好的亲密关系当中，安全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人们走入婚姻时，往往有许多现实的考量，安全感不一定是被当事人优先考虑的。换句话说，有的婚姻就是坏的亲密关系。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要结婚呢？每个人走入结婚时的状态和处境都不同。有些被害人可能已经觉察到不对劲，但还是因为种种原因结婚了；还有一些人是先伪装，后来才暴露，或者品性发生了改变，这导致当初给你安全感的人可能后来成了威胁你安全的敌人。
至于为什么婚姻关系中频发谋杀，我认为人和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朝夕相处、靠得足够近，就可能会暴露各自的缺陷，就可能会发生摩擦、矛盾。而婚姻关系本质上是两个没有血缘的独立的个体在成年后才进入一种极度亲密的并且法律上利益捆绑的关系，很多隐患天然存在。各种矛盾发展到极致，就可能表现为谋杀。正因为两人足够亲密，甚至一方可能还浑然不觉地信任另一方，才导致各种人身危害更容易实施。
“从大学开始写短篇小说至今，每一篇都会死一个人”
《新周刊》：在日常的生活里，你认为推理这种极其依赖缜密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会体现在你的哪些生活习惯上？对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什么影响？
何袜皮 ：我在生活中是很丢三落四的人，比较随意，只是在工作时比较认真。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影响我看待一些新闻事件时的态度吧。对于一些网络传言，我在发表观点前首先会先求证一下那些论据是否真实。
举个例子，我看到好多中文自媒体都在发凯特王妃重病插管濒死的照片，但我确认这照片其实是一位中风妇女的照片，2013年就出现在网上的论文中，和凯特无关。昨天许多群在转发南方某个小城一天里有多名男女裸奔的消息，看起来有图有真相。
如果这是真的，当然让人震惊和好奇，但我和朋友分析照片后判断是假的。首先就是周围旁观者的衣服在不同照片中是属于不同季节的，证明这些照片不是同一天拍摄的；后来其中一些图还被证明是拍摄于其他城市。如果从全国范围、拉长时间线来看，偶尔有人裸奔，那实在没什么奇怪的。现在网络上消息真假难辨，很多人容易上头偏激，热点案件中的谣言更是数不胜数。我在发表评论前会先求证那些证据是不是真的，并且尽量保持理性的态度。
《新周刊》：对于国内犯罪刑侦、悬疑推理等题材的写作，大家好像内心默认偏男性化，所以很多不太了解“没药花园”的群体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主创是女性，但你的粉丝群体里大多数也是女性。你如何看待性别在这一领域的思维差异？你觉得当代女性悬疑推理小说家正面临怎样的困境？
何袜皮 ：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印象——悬疑推理领域是男作者居多，青春言情领域是女作者居多。因为两个性别在长大过程中可能确实受到了这样的规训——男孩喜欢打打杀杀，女孩喜欢情情爱爱。
从作家性别比例看确实如此，但这不代表女作家就不擅长悬疑推理。我个人依然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日本也有一些优秀的女性推理作家，譬如宫部美雪。我自己从小就喜欢收集刀、骷髅这类玩意，也喜欢侦探题材，从大学开始写短篇小说至今，每一篇都会死一个人。
我感觉自己比较理性，喜欢做一些条理性强的、注重逻辑的梳理和分析。很多人如果先入为主认为我是男性，在知道我是女性后可能会很惊讶。但是如果开始不带这种印象，在阅读时应当还是容易发现一些女性的特质。我自己比较难总结是哪些特质，或许其一是比起男作者来更能设身处地地从女性当事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事实上，“没药花园”上的大部分作者是女性。以前也有过一些试写的男作者，但我发现个别男作者的文字风格反而偏小说，和“没药花园”希望保持的像论文那样严谨平实的风格不符合。我认为在当下男女受到同等教育的情况下，任何男性能做好的考验智力的事，女性也能完全胜任，反之亦然。像你说的，不仅我们的读者女性偏多，国内外喜欢看true crime（真实犯罪）题材的、悬疑的，都是女性居多。我相信首先是喜欢读，然后喜欢写。这些女性读者中肯定也有很多具有写作悬疑故事潜力的人。
为什么现在刑侦推理题材的女性作者比例小，我想当代女性悬疑推理小说家遇到的困境，和女性在其他事业发展时遇到的困境是相似的。写刑侦推理故事和青春言情可能有点不同，需要密集的、连贯的思考和反复的推演，时间投入很大。女性不是不能胜任，而是很多时候消耗不起。
譬如我知道有的男性推理作家有自己独立的居所，他的妻子在家带两个孩子，而他可以在另一个房子里每天晚上不被打扰地投入写作，这样才能维持一定的产量。不管是出名还是未成名的男作家，可能或多或少会得到家庭的支持。但女性，特别是在她能获得经济收益之前，要获得这样的家庭支持是很少见的。
“我不觉得人性是本恶或者本善，我觉得‘人性本欲’”
《新周刊》：在非虚构之外，你也一直在尝试虚构写作。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写作的界限的？你更喜欢哪种写作方式？
何袜皮 ：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常常会被模糊掉。许多虚构案件是亦步亦趋地完全基于真实情节来写的，只是补充了对话和描写，对此有一种新的叫法——半虚构。而一些非虚构的作品中也可能包含虚构的内容，譬如经典的非虚构作品《冷血》中，很多细节和场面据说并不存在，是作者通过想象补充的。还有《午夜善恶花园》中有许多戏剧性的刻画，和真实案子也不太符合。这在新闻写作中来看似乎是不可接受的。
“没药花园”里我也没有接受这种手法，我一直告诉作者，你如果写“玛丽今天穿了条绿色裙子，开心地对约翰说，我们分手吧”，这句话中的每个信息都必须是有依据的。你是看到照片上她那条绿色裙子了吗？是音频或者视频里有她的笑脸吗？还是最初的报道中描述了她的神情？否则凭空想象添加的信息一点点累积起来，可能会扭曲事件的真相。
当然，我想卡波特可能会说，他增加的那些信息不会扭曲真相，只是为了让故事更流畅、完整、感人。那么界限到底在哪儿？对“没药花园”上的真实犯罪文章来说，容不得虚构。对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来说，或许不让真相变形是界限。我想，对于每一个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脑海中一定、必须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自己设定的界限在哪儿，而不是一味放纵。
《新周刊》：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正在创作当中？
何袜皮 ：我的下一本书是三个和网络跟踪有关的犯罪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中产社区中保安、保姆和业主之间的犯罪故事。
《新周刊》：你已经面对过如此多真实的、暗黑的社会案件，见识了复杂的人性，你的人生观和态度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吗？你对人性本善或本恶有什么价值倾向吗？
何袜皮 ：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经常有人问我是否会抑郁或者绝望，其实并没有。人性在古今中外向来如此，但邪不压正。许多案件成了当代寓言，教世人如何识别恶，如何保护自己，战胜黑暗。
我不觉得人性是本恶或者本善的，我觉得“人性本欲”。一个人生下来，首先他的一切思维和行为都是追逐自己的欲望——饿了渴了就号哭，完全不顾其他人。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追逐自己的欲望，那么这个社会会成为敌托邦社会，人人互相伤害、倾轧。于是文明社会逐渐发展出道德和法律这两种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
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从家庭，其次从学校、从社会学到了这两者的法则。你逐渐知道某些行为是可耻的，某些行为是要坐牢的，从而放弃这些行为。欲望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当欲望与规则碰撞，凌驾于他人的利益之上，那就是坏的欲望。那些作恶的人可能从小没有学习好这种规则。这种想法也会让我更加乐观——让父母更懂得儿童心理，可以避免抚养出恶的成年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谢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