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发表于《货币经济学》杂志的《论经济发展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的结尾说到：“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问题。”卢卡斯的这句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是各经济体不懈追求的目标，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不同经济体之间即使是较小经济增长差异，长期来看也会对人均收入水平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从全球来看，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基本没有大的波澜，都是在温饱线附近徘徊。彼时，马尔萨斯陷阱似乎很好地描述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每当收入水平出现提高之后，就会出现人口规模增长，把人均生活水平再次拉回到温饱水平附近。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才挣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走上了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近期现象。那么，为什么全球经济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时间之中没有出现快速发展？工业革命似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变，那么工业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同时，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又如何解释？
对于上面所列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似乎还缺少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将上述问题都囊括其中。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所著的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The Journey of Humanity：The Origins of Wealth and Inequality）试图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类的经济增长历史（增长谜题），并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财富和经济增长方面出现差异的根源（各经济体发展的不平等谜题）。
盖勒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增长理论”，希望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形势及路径差异。可以说，这本书是他过往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和提炼，是他对统一增长理论的一个非学术化的介绍。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关注经济增长问题，所以对盖勒的相关研究也比较熟悉，对他的很多论文都认真研读过，也从其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一、为什么要构建统一增长理论
哥白尼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理论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就仿佛某位艺术家从不同的模特身上汇集手、脚、头和其他部位的图像，每个部分都画得很精彩，但无法组成一个单独的身体，由于不同部位不能很好的匹配，结果将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
理论的演进似乎存在由碎片化向统一化演进的趋向，虽然有时候这种演进并不成功或无果而终。作者在书中提到，最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们尝试设计一个“大统一理论”，从而可以对宇宙中的所有物理现象作出一致的解释，把量子力学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融通起来，并把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纳入其中。
学者们的努力源于这样一个信念，即更系统、更准确地理解宇宙中的物理问题，必须根植于足以解释全部已知物理现象的统一理论，只与部分而非全部物理现象相符合的任何理论必然是局部的，因而在本质上是不够完善、不全面的。
统一增长理论也源于类似的信念，盖勒认为，对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解释必须反映整个发展进程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而非某些个别时期的情形，如果只能解释一时一地的经济现象，这样的理论将是脆弱和不完整的。
过去的理论分析把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同马尔萨斯停滞时期分开，当作两个独立、缺乏连接的现象，这导致对经济增长过程本身的理解存在局限甚至扭曲，忽略了历史因素对当今各国财富不平等格局的关键作用。统一增长理论将识别和追踪在马尔萨斯时代影响发展进程，以及最终引发人类脱离贫困陷阱、跨入持续增长时期的相变因素，并探索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路径迥异的深层次原因。
二、解释人类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理论
马尔萨斯理论较好地描述了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论》一书中认为，在发生一些有利的变化之后，如农业技术进步导致产量提高或培育出新的农作物，人类的生活水平会出现提高，但这种提高是短暂的，生活水平提高会引起人口规模增加，最终再次将人类的生活水平拉回到温饱线附近。这样的现象似乎不胜枚举。
盖勒在书中提到了我国的一个例子，16世纪中期玉米引入到我国的甘肃、云南和福建省，与较晚引入玉米的省份相比，这三个省份在1776年至1910年的人口增幅要比其他省份高出10个百分点，但收入水平与其他省份相比并没有明显提高。对于工业革命前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马尔萨斯的描述确实较好地拟合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历程，人类似乎陷入到低收入的陷阱中逃出不来。但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将人类社会推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了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程，索洛认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共同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会提高经济的产出水平。但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面临边际回报递减的规律制约，经济将会达到一个稳态水平，如果技术没有变化，人均收入也将固定不变。
因此，经济产出要持续提高，必然要依靠技术的不断进步，遗憾的是，索洛模型并没有探讨技术是如何进步的。索洛模型还有一个重要推论，如果不同经济体的技术差别不大，那么随着人均资本水平的趋近，人均收入水平也存在“收敛”趋势。
内生增长模型则弥补了索洛模型的缺陷，在此类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考虑把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内生化，而不是通过假设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由经济中的行为人最优选择形成的。罗伯特·卢卡斯着重考虑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而不像索洛那样只是简单地假设劳动力技能不变。
经济中的行为人会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的最优投资，从而促使人力资本持续提高，这就可以推动经济实现稳步增长；保罗·罗默（Paul Romer）则研究了受利润驱使的研发问题，技术进步是由厂商受利润驱动的研发来决定的。随后，阿吉翁（Aghion）和豪伊特（Howitt）等人对内生增长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研究。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从制度、文化、地理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及不同地区的增长差异进行了解释，这也是盖勒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解释不平等谜题时所强调的内容，实际上制度、文化、地理等因素是决定经济发展路径的更深层次因素，但马尔萨斯理论、索洛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搭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参考坐标。
三、推动人类逃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可能有些人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是持续提高的，但这是一种错觉，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生活质量的惊人提升，其实是经济突发转型所导致的结果。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有一幅图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幅图显示了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一条平坦的直线，工业革命之后则出现了陡峭上升的趋势。即使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也可以清晰地发现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这就引出一个待解的问题，工业革命前后的发展路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在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阶段，世界并不是没有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更多的是导致人口增加。然而，人口增加的影响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人口规模与技术进步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将带来对新产品、新业务和新工具的更大需求，以及有能力做出这些发明的更多的杰出人物。
此外，人口规模更大的社会还受益于更广泛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带来更多的思想交流，从而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当然，人口与技术的这种良性互动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明显更快。
随着人口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持续深化，经济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如工业的比例逐渐上升，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教育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在前工业化时期，教育更多服务于文化、宗教、社会与军事等目的，人们获得教育并不是为了经济目的。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人们读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即使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人们提高人力资本的动机也不强，但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某些新兴工业部门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显著提升，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也明显提高。此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之间形成了良性反馈，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向纵深发展。
随着经济对人力资本的要求逐渐提升，以及人力资本的回报也越来越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导致人口规模扩大的因果链条逐渐被切断，此时父母面临着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如果生育更多的孩子，那么每个孩子的教育水平就会较低，最终收入水平也会很低；但如果生育较少的孩子，父母就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孩子在未来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
在这种数量和质量的权衡中，最终质量占据了上风，人口转型、即人口生育水平出现下降的趋势也随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劳动力逐渐加入劳动力市场也对人口生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生育孩子和参加劳动力市场面临着一个权衡，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入水平就是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机会成本的越来越高，也会导致生育孩子的数量下降。
作者在书中指出，统一增长理论框架受到了数学中分岔理论（Bifurcation Theory）的启发，分岔理论表明，对于某些非线性的系统，在超过某些临界点后，单个因素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复杂动态系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就如温度超过阀值后会导致水从液态变为气态。分岔理论虽然是一个数学概念，但对于物理学、社会学等很多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这里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并不像水由液态变为气态那样有一个明确的临界点，虽然技术与人口、人力资本存在良性互动，但这种良性互动在什么样的临界点会推动一个经济体挣脱马尔萨斯陷阱，走上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之路呢？这就如金融周期上升阶段所出现的资产泡沫，我们都知道泡沫最终会破裂，但究竟在什么时候破裂似乎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答案。
盖勒也在书中承认，水从液态到气态的变化固然取决于温度，但湿度和气压等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沸腾可能在高于或低于100摄氏度的时候发生。
四、为什么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存在显著差异
技术进步的惊人成就与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未在全球得到平等分享，有时甚至在一个社会内部都存在较大差距，单纯解释经济增长谜题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依然是不完整的，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路径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即不平等谜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根源何在？各个人类社群是否必然被他们生长繁衍所在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所裹挟？经济增长及财富不平等的出现是必然性的，还是随机性的？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特征对各国财富水平的分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盖勒在书中指出，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路径差异表面是由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所引起的，但表面因素背后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核心因素，这些核心因素包括制度、文化、地理、人口多样性等。很多情况下，想要清晰地区分表面因素与核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容易，但如果要弄清楚深层次因素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巨轮的运转，这样的区分又是必不可少的。
在研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朝鲜和韩国是一个最常用的例子，盖勒在书中也使用了这个例子。朝鲜和韩国原来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二战之后分裂为韩国和朝鲜，也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导致了两个地区出现了非常大的发展差距。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强调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些研究甚至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登场可以归功于更早的制度变革。
14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近40%的不列颠群岛居民，由此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并提升了他们的议价能力，迫使土地贵族提高佃户的分成比例，并促使英国的制度变得更具包容性，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一观点似乎争议不大，但制度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很多地区并没有发展出对经济友好型的制度呢？
实际上，制度的演进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作者在书中指出，历史上某些关键节点上的制度改革因为战争、疾病、领袖人物而诱发，或纯粹出于命运的安排，但它们却不经意地成为地区发展轨迹分化的直接原因。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出了“制度飘移”假说，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形成具有偶然性，一些偶然因素促使了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从而导致了迥异的发展结果。
文化一般是指在一个社会占据主流，被数代人延续的共同价值观、习俗、信仰和偏好。文化智慧和传统受到尊敬，因为它使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之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被鼓励的，什么是被限制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
文化可以从多个途径影响增长进程与经济繁荣。它对我们养育子女至关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乃至人口大转型的最终发生；它决定着我们对彼此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的信任程度，影响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它关系到我们采取行动时是否更多着眼于未来，影响储蓄、人力资本形成和技术采纳，并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变革思想及模式变迁。
经济学中一个经常被提起的例子是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 Weber）于1905年出版了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书中指出，新教运动使人们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在现实世界中积累财富的能力代表着进入天堂的希望，这使得财富变为合法的奋斗目标，他由此认为新教伦理是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还提到了意大利的例子，1871年以来，意大利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由同一套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治理，但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更为繁荣的北方的三分之二左右。1958年，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award Banfield）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认为意大利南方的落后与当地更为密切的家庭纽带有关，更为密切的家庭纽带削弱了对亲属圈子以外的人的信任，不利于在陌生人之间开展合作，由此制约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水平。
一些学者认为，地理因素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路径也至关重要。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已经对于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贾雷德指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理因素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人类发展。
最明显的是自然资源禀赋，化石能源能够带来意外之财，但也会产生“资源诅咒”，导致长期发展阴影；研究表明，波动多变的气候条件有助于培养损失厌恶程度较低的文化，气候变化较为缓和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损失厌恶程度较高的文化，损失厌恶水平代表了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技术创新、创业等行为；再如，如果土地适宜种水稻，这就需要共享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有助于培养相互协作的集体文化，而如果适宜种小麦，则所需的协作程度较低，会导致更具个人主义特征的文化。
地理因素既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也通过影响制度、文化等渠道间接影响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地理因素带有一定的终极力量成分，属于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盖勒认为，地理特征与文化特征和制度特征相结合，决定了工业革命爆发的时机和地点，以及最终的人口转型，从而解释了当今各国财富差距的某些基本原因，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盖勒在书中也强调了人类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类多样性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众整体多样性的综合指标，包含族裔群体或国内群体的多样性、族裔群体和国内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等。研究表明，人类多样性会拓展个人特性的范围，鼓励专业分工，激励创造性活动中的观点碰撞，等等，从而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
盖勒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最终落脚到地理因素，这似乎带有宿命论的意味，对于理解过去的全球发展轨迹有一定帮助，但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地理决定论却并不适用，我们不能拿地理决定论去给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前景盖棺定论，这样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似乎十分凄凉。
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每个社会的文化、制度、技术、人群多样性等都可能发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积极变化，在适当措施的助力下，各个经济体也都有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前景。盖勒在书中也指出，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被逐渐采纳和确立，地理因素和差异性导致的发展壁垒可以被削弱。
然而，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增长面临多种约束，突破各种约束的难易程度却显著不同。一般来说，调动要素的积极性、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以及要素积累是较为容易的，进行创新和研发则困难得多，尤其是进行前沿研究和创新更为困难，更进一步，改变制度从而改变激励框架是最为困难的，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在突破一些较为容易突破的约束之后，在面临制度约束时无法破解，经济也就此止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
经济增长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不会终止，而现实中的各国人民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也会不断改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曾为落后的经济体开出了一些看似美好的药方，但实践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推动经济增长的药方，但药方是否对症，还要看经济体患的是什么病，也就是经济面临最重要、最紧迫的约束是什么。任何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如果忽略每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独特性，非但不会成功，反而容易导致挫折、动荡与长期停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