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砺石商业评论，作者：王剑，原文标题：《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交织下的经济蜕变之旅 | 国家经济系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东盟十国中，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冲的马来西亚，不仅地理位置重要，更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政治环境，马来西亚一直是东盟经济实力的“优等生”，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东盟内排名第三。
从英国殖民地到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马来西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一、马来西亚的历史起源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官方宗教为伊斯兰教，总人口约3400万，其中马来人占70%，华人占22.7%，印度人占6.6%，其他种族占0.7%。
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和宗教的国家，但马来西亚各民族在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却能和谐相处，国内政治环境十分稳定。
在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清真寺、天主教堂、印度教庙宇以及观音庙交织在一起，信徒们进进出出互不干扰，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马来西亚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分别由马来半岛南部和加里曼丹岛北部构成，简称“西马”和“东马”，二者最近处距离超过600公里。
其中，拥有“大马”80%的人口的“西马”只占总面积的37.5%；“东马”的面积更大，却人口稀少。
有意思的是，很长时间内，就算马来西亚本国人（“西马”户籍），进入“东马”也必须办理“东马”的国内签证；同样，如果外国人是从“西马”入境，想前往“东马”，必须经“东马”海关再盖一次入境章。
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绝无仅有。
马来西亚如此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或许要从马来西亚多民族的历史背景说起。
马来西亚的祖先是早年的马来人，主要居住在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其中，马来群岛（包括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也是南岛民族（大洋洲和东南亚讲南岛语系的族群）的一个分支。
相较于其他南岛民族，马来人生活的区域较早建立了文明。
大约公元7世纪到13世纪，随着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替影响，马来人在马来半岛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三佛齐、满者伯夷等地区政权。
公元10世纪左右，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位于海路要冲的马来半岛逐渐伊斯兰化，并在周边得到广泛传播。
到15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马六甲王国崛起，取代了满者伯夷的地区霸主地位，并影响至今。
马来半岛以东，是面积达74万平方公里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当时归属于文莱帝国，同样是一个马来人建立的伊斯兰国度。
如今归属“东马”的两个州（沙捞越和沙巴）早年是文莱的领土，但随后各自为政，才有了后来“东马”和“西马”之分。
15世纪，随着当时实力最雄厚的马六甲王国覆灭，马来群岛分裂为亚齐、文莱、柔佛、霹雳、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和登嘉楼等小国。
国与国之间既有争斗也有合作，谁也不服谁，直到欧洲殖民者到来，才彻底打破当地的平衡。
二、欧洲殖民者时期
葡萄牙人因为在东南亚从事贸易活动，发现位于马六甲海峡的马来群岛地区不仅位置险要，更拥有锡矿、胡椒和金矿等等重要资源，十分兴奋。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自此开始了对整个东南亚的贸易垄断。
葡萄牙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开发马来群岛的自然资源，有意引入外来移民开发锡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大批阿拉伯人、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至此。
1641年，一直垂涎马来半岛资源的荷兰人赶跑了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并在该地区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荷兰殖民统治期间，通过贸易和种植园来获取利益，逐渐对马来半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加速了各类以部落制为基础的苏丹小国瓦解。
殖民者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长时间的是英国。
英国于1824年通过《英荷条约》获得了对马六甲和槟城的控制权，成为马来半岛的主要殖民者。
到18世纪末期，马来亚地区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贸易重镇。
这里必须说明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马来亚（Malaya）是指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地。
马来西亚（Malaysia）是指如今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是个现代的国家概念，通常指代整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半岛和婆罗洲。
英国殖民者来到马来亚后，为压制当地马来人，有意吸纳和鼓励华人移民至此并从事商业活动。
勤奋又精明的华人到来后，很快就掌握了马来半岛的经济命脉，足迹也从商业城镇逐渐扩展到内陆地区，人口也接近当地人口的一半。
随后英国殖民者不断细化东南亚领地的管理架构，并将势力不断向当地的马来邦国渗透。
1896年，英国将4个马来邦国整合成马来联邦；1914年，英国又将另外5个邦国整合成马来属邦，算上英国直接控制的海峡殖民地，“西马”（马来半岛南部）已完全被英国控制。
“东马”名义上也是英国殖民地，却分属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沙巴）、布鲁克王朝（沙捞越，英国保护国）治理，与马来半岛不在同一殖民框架内。
二战结束，英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将沙巴沙捞越纳入到殖民统治之下，整合成马来亚联邦。
由于受到当时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
随后数年内，马来亚内部围绕沙巴州、砂拉越州及新加坡独立和自治问题争议不断。
1963年，马来半岛十一州、沙巴州、砂拉越州及新加坡宣布组成马来西亚，但两年后，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
至此，一个包含“东马”和“西马”的新马来西亚开始出现。
由于英国人曾将整个马来半岛纳入殖民体系，引入了各种制度和文化，时至今日的马来西亚不仅依然是英联邦成员国，更深受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
三、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经济起步
不过，合并后的“东马”和“西马”却并不和睦，经常闹矛盾。
独立初期的“东马”沙巴与砂拉越二邦根据合并协议，拥有与大马平起平坐的一级政治实体地位，不仅可以保留地方教育系统，甚至还能从全国石油开采中分到40%的利润，实力雄厚。
但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派驻马来教师与修订石油开采法令，逐渐蚕食“东马”的教育和经济，让“东马”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严重，逐渐失去与“西马”的抗衡能力。
随后在马来西亚首相侯赛因·奥恩的强力推动下，马来西亚通过修宪，彻底剥夺了“东马”的政治地位，最终沦为马来亚下属的两个州。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急于发展经济，虽然地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拥有巨大的物流优势，但由于多年殖民统治和内乱，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初级产品出口。
幸好，马来西亚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重要“金主”——日本。
日本在战后在美国扶持下重点布局制造业，从早先的钢铁产业逐渐向汽车工业转型，需要大量的燃油及轮胎等链条产业作为补充。
距离日本不远，又有着丰富油气储备以及橡胶产量的马来西亚自然成为优先选择。
随着与日本之间经贸往来的加强，马来西亚逐步朝着资源出口型国家快速转变，其实就是紧紧抱住日本的“粗腿”发展贸易关系。
日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意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向马来西亚流出，使得马来西亚获得大量日本订单同时，却形成了“先天不足”的经济发展格局。
好在日本那时的订单又多又稳定，使得马来西亚经济得到飞速提升。
1972年，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增长幅度超15%，电子工业和汽车零配件等产业成为国内重要经济支柱。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运气也很不错。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暴涨，却让马来西亚喜笑颜开。
在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37亿桶，仅次于印尼，而且还是质优价高的轻质原油，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吃”。
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源源不断的日本订单，也让大量外资争相涌入马来西亚，当年GDP增速就高达50%。
整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GDP平均增速达8.3%，失业率降至6.1%，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加速开放外资市场，而且还有意识大量扩大底层马来人就业渠道，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深得国际社会好评。
1981年，马来西亚迎来新的领导人，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主席马哈蒂尔当选总理。
马哈蒂尔被誉为“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工程师”，他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一样，都是务实的经济学派实践者和威权拥护者，同时也对国家发展有着极为成熟的规划。
他上任后，面对“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毫不犹豫地提出“向东看”政策，表示要向日韩等发达国家学习，确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战略。
1983年，马来西亚国营汽车厂宝腾（Proton）成立，成为了东南亚最先进的整车制造商，更是马来西亚制造业的荣光。
马来西亚也就此从石油、橡胶、锡等资源密集型工业开始转型先进制造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1988年到1997年的十年内，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超13%，成功转型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成为全球第十三大经济体，并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并称“亚洲四小虎”。
四、政治强人马哈蒂尔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表上跃居第21位，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627美元，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是泰国的2倍和印尼的5倍。
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如建设于“西马”的吉隆坡双子塔、布城行政中心、南北大道等，不仅改善了国家形象，更展现出马哈蒂尔政府强大领导力。
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蒂尔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出马来西亚必须坚持东方价值观，不必盲目崇拜欧美国家，更不应轻易倒向美国或者欧洲的怀抱。
更值得称赞的是，马哈蒂尔政府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果断把控局面，通过对内降利率、减开支、减债务，以及取消林吉特的离岸交易，遏止资本外流等一系列操作，让马来西亚经济迅速回升6.1%。
到1999年，马来西亚的GDP增速再次重返9%，成为亚洲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如果说马来西亚的经济起步是靠“抱日本大腿”，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在务实的马哈蒂尔政府领导下，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昔日“分家”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关系极为特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虽然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去，但新加坡人口中13.3%为马来人，而且国内的淡水与电力供应绝大部分始终依赖从马来西亚进口。
尽管双方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总体关系较为稳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从未中断。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双方贸易往来频繁，新加坡一直是马来西亚除日本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990年，新马贸易额只有20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直接增长到60亿美元。
同时，新加坡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投资总额达到了约240亿美元，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等；同时，马来西亚企业也在新加坡投资了约11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金融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着明确分工，比如90年末开始的半导体产业，新加坡出技术，马来西亚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双方通过这种互利共赢的模式，逐渐成为了世界半导体重要的生产商之一。
近年来，新马两国又在教育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如学术交流、共同研发新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更加促进了双方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甚至，马来西亚独立发展后，因为族群矛盾，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给整个独立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马来西亚政府为此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很大层面是借鉴了新加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多民族关系的平衡处理，才真正解决了长久以来的族群冲突问题。
五、马来西亚的区域合作
马哈蒂尔曾在90年代初提出过“东亚经济圈”设想，希望以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组建一个类似欧盟的政经一体化的东亚经合组织。
这不仅彰显了马哈蒂尔作为政治家的远见，也为马来西亚随后在东盟舞台起到关键性作用定下了基调。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创立于1967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前身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国共同组建的“东南亚联盟”。
这个联盟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东盟”是完全意义不同的组织，说白了，“东南亚联盟”成立目的是通过合作防范和打击各自境内的共产党势力。
1963年，因为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关系紧张，该组织活动基本中止。
随后数年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及泰国一直希望恢复这个组织，并邀请印尼加盟。
但印尼那时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创始国，加入这么一个跟自己的不结盟运动宗旨相抵触的联盟，显然不合时宜，所以遭到印尼总统苏哈托拒绝。
不过，印尼军方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并希望能由印尼主导这个地区组织。苏哈托是在军方支持下上台的，所以对军方意见不能不重视。
因此，印尼随后与马来西亚等四国经过商讨，最终在1967年8月通过发布《曼谷宣言》方式，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东盟”。
印尼加入后，由于无论经济、面积还是人口都算是大国，便成为了东盟无可争议的“盟主”。苏哈托也因为维护东盟和本地区的利益仗义执言，赢得了东盟各成员国的拥护。
苏哈托之后，虽然包括马哈蒂尔在内的政治家都很想让自己国家成为新“盟主”，但因东盟内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未能如愿。
正是自苏哈托之后，因东盟内部意见不一，始终没能有令人信服的“盟主”人选，东盟便形成了集体领导和决议的制度，并持续至今。
没能让马来西亚当上“盟主”的马哈蒂尔很不甘心，开始悄悄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因此，东盟成立之初，东盟国家均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唯独马来西亚在1974年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自此开始，马来西亚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991年，马来西亚邀请中方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正式开启了中国和东盟对话进程，也让中马关系进一步密切。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东盟不仅是彼此政治利益的合作者，更是无法或缺的重要市场，整个东盟10国市场占到马来西亚的出口份额的30%。
反过来，马来西亚同样也是东盟内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地位举足轻重。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马来西亚更是极为看重，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之一，更是中国在东盟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投资合作等项目的重要平台。
不难看出，马来西亚通过联动中国与东盟关系，从中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增强了自身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同时也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六、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何地位不高？
虽然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十分亲密，但当地华人的实际地位却不算高。
特别是近些年来，华人的人口比例从刚独立时的40%，逐渐降到如今的约23%，有数百万华人离开马来西亚。
主要原因就是华人实在太富了，几乎掌握了全国70%的经济。在整个马来西亚，金融、房地产、能源、化工、娱乐、粮油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被华人企业囊括。
因此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单中，马来西亚的富豪前十名，华人占据了七席。如金龙鱼品牌老板郭鹤年，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首富，已经连续二十多年稳居马来西亚富豪榜首位。
华人经济富裕，可在政治地位、教育权力等领域都遭受明显的不平等对待，始终是“二等公民”的待遇。
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根源是在英国殖民者身上。
英国殖民者统治马来亚期间，当地主要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个民族。
为了方便管理，英国人搞分而治之，利用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印度人安置在棕榈园和橡胶园当工人；马来人则分化比较两极，有的在政府工作，有的却只能从事最辛苦的农渔业。
这样的政策让马来地区本就多元的社会环境中，种族分离问题更加严重，也造成了经济收入的不平衡。
由于马来人是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族群，又总是为维护自己利益抗议，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公开表示马来人才是马来亚真正的主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是“外来户”。
在马来人的要求下，英国人还制定了赋予马来人特权的相关条款，使得华人地位一落千丈。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更是通过各种政策约束华人，提升马来人的权益。
比如军工、交通、水电等重要行业只能由马来人经营；华人学生上大学比例只有可怜的10%，大部分名额都留给了马来人；马来人买房，可以申请10%到15%的折扣，而华人却在房产种类和价格门槛上都受到限制。
最重要的是，这些明显带有对华人歧视的政策，还写入了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马来人不仅相较于其他族群拥有特权，而且规定任何行政机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比例需要达到3:1，这等于直接将华人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
华人虽然有钱，但政治身份没有保障，实际在马来西亚属于“弱势群体”。
正因如此，马来西亚独立后爆发过多次严重种族冲突，华人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面对种种不公，马来西亚的华人选择的只能是“无言地反抗”，更为公开和广泛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使得马来西亚街头中国元素相比其他东盟国家格外的多。
虽然历届马来西亚政府都曾呼吁种族融合和团结，但马来人从骨子里并不认为华人是自己真正的同胞，彼此间的民族矛盾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和谐。
既然如此，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只好“惹不起躲的起”，想办法通过就业和升学离开大马，才让华人的人口比例逐年减少。
七、马来西亚面临的挑战
大量马来西亚华人离开，导致马来西亚面临严重的投资外流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
马来西亚早期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前来，重要原因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十分优秀，特别是英语熟练，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
毕竟由于苛刻的入学条件，使得考入大学的马来西亚华人远比同班的马来人更优秀，也更有发展潜力。
可随着大量华人选择去台湾和新加坡念书，毕业后又留在当地工作最后移民，不仅导致外企找到合适员工越来越难，也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和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马来西亚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马哈蒂尔意气风发地提出了“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希望在2020年左右将马来西亚打造为全球发达国家。
可直到疫情之前，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低端加工业，也缺乏强有力的制造业，马来西亚的经济高度变得依赖于外贸与旅游业。
疫情三年内，这两项支柱产业都遭受重创，也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2020年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5.6%，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时，马来西亚的失业率更达到了4.8%，创下近10年来新高。
2023年，马来西亚GDP为15665亿令吉（约为3992.43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与2022年相比增长8.7%，增速大幅回落，且低于市场和政府的预期。
这个数字在曾经的“亚洲四小虎”国家内，不仅没法与印尼超万亿美元的GDP相提并论，更低于泰国（5124.43亿美元），甚至还被一直碾压的菲律宾（4350亿美元）超过。
唯一令马来西亚能拿出比较的，是马来西亚以人均GDP 13034美元位于“四小虎”之首，也勉强可以说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
可这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远比其他三国少的多……
而且马来西亚即便从“人均收入”来说，也没有那么多。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就曾坦言，全国有47%的人，月收入低于2589林吉特（约621.36美元），这个数字显然与人均GDP相差甚远。
贫富差距的关键就是马来西亚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比如长期被忽视的“东马”，无论基础设施还是各类工作机会都不如“西马”，大量“东马”人只能靠去“西马”打工维持生计。
在英国人的殖民时期，马来亚被塑造成一个以橡胶和锡出口为主的单一产品国家，国内制造业发展极其缓慢。
甚至，英国人设立的交通、金融、医疗、学校等近代设施也是基本围绕矿山和橡胶种植区域建设，其他地区依然贫穷落后，一无所有。
马来西亚独立后，虽然在工业化道路有了长足进步，但除一些与橡胶、矿产有关的加工业外，其他产业门类的发展几乎停滞。
在没有发展出有竞争力制造业背景下，马来西亚只能靠外贸拉动经济，但由于过分依赖橡胶出口等产业，使其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价格紧紧绑在一起，抗风险能力堪忧。
不难看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虽然显示出一定的活力，但与真正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显著。
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障每个族群的合法权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或许才是马来西亚实现“发达国家”梦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