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哲学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
可见，学者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奠基型”学者，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目的是解释世界，构成了所有行动者的底层观念，如牛顿、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
另一种是“实践型”学者，他们的学术力图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着眼于改造世界，如凯恩斯、马克思等。
每当人类历史遭遇巨变时，两种学者就会展开大论战，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哈耶克与凯恩斯针对“大萧条”的大辩论，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在双方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的隔空对话......
过去40年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无疑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的沧桑巨变，毫无意外地在思想界引发了两种学者的大争论——杨小凯与林毅夫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1994年，林毅夫指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现代化；2000年，杨小凯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不久，林毅夫便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予以反驳......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被经济学界这样描述：“这场辩论，奠定了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发展与转型路线之争的基本底色。”
一、叙拉古的诱惑与出走：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者，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家庭出身：杨小凯是高干家庭；林毅夫长于贫苦人家。
个人命运：杨小凯一生饱受坎坷，林毅夫一路顺风顺水。
治学理念：杨小凯毕生求索“第一性原理”，林毅夫立足用学术指导实践。
......
上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祂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者，几乎同时送给转型阶段的中国。
1952年，林正义出生于中国台湾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以理发糊口，而母亲则以洗衣为生，家中还有4个兄妹。尽管家境贫寒，但是林正义自幼刻苦好学，终于考入国立台湾大学。
但他却选择投笔从戎，退学报考了军校。这一举动让他被评为“台湾省十大青年”，获蒋经国亲自接见。他一举被塑造成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这仅是林正义传奇人生的开端。
1979年5月16日夜，处于台海前线的金门鸡犬不宁，皆因一名上尉泅水叛逃。岛上驻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连夜展开地毯式搜查......
搅动台海前线的正是林正义。他当时孤身一人，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抵达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
之后，他凭借着经济学的学识和流畅的英语脱颖而出，留在北大学习。
林毅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选择泅渡海峡，是因为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只有祖国大舞台，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始终不能平静”。
1982年，诺奖得主舒尔茨在北大访问时，一眼看中了林毅夫，收其为关门弟子。林毅夫得以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叛逃者”林正义自此转变为“经济学家”林毅夫。
几乎同时，海峡对岸的杨小凯，开始了截然相反的人生。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高干家庭。恰逢解放军赢得辽沈战役，他获乳名“小凯”。
年少的杨曦光正逢癫狂年代，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贴大字报，加入造反派......在嘈杂的文攻武斗中，杨曦光将所思所想写成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未曾想，此文震撼了康生、陈伯达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结果，杨曦光被判十年，其父被关进了“学习班”，其母自缢而亡。
风华正茂的年纪遭此大难，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沉沦，但惨痛的经历，反而让他如梦初醒，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
在狱中，杨曦光疯狂地拜师学艺，学经济学，学英语，学数学......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完成了自我启蒙。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曦光已脱胎换骨，再次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1983年，杨小凯被经济学家邹志庄看中，随后，历经万难。所幸，在刘道玉等人的帮助下，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
二、两种“第一性原理”：思想与实践之辩
走上学术之路的林杨二人，各自原创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两套理论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思考“林杨之争”的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第一性原理”：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
杨小凯的理论，回归了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分工产生效能，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要点如下：
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
注入“交易费用”的新鲜血液。
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重建经济学大厦。
继“新兴古典经济学”之后，他又提出了两大范式（相关文章：《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从而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比于杨小凯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的颠覆，林毅夫则试图解答一个困扰后发国家难题——“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他的学说要点如下：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需要“看得见的手”。
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但是工业经济远比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它不只是进口设备，建设厂房，组织生产这样简单，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庞大社会工程，比如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能源电力、装备制造、金融银行、教育培训等等。
复杂工业体系的建立，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要想从一个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还需要政府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变迁，仅靠自由市场经济是绝无可能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后发国家中，最后能真正崛起为工业强国者，凤毛麟角的原因。
例如，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仰赖于纳粹德国带来的技术扩散，而中国一开始的工业体系，离不开苏联援华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只强调政府的作用，施行“计划经济”，那么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经济膨胀力，将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和惊人的投资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因此，就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配合：
首先，必须在世界分工体系下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其次，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待该产业体系成熟后，放手将其交给市场。
林毅夫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
经济发展犹如攀登天梯，各国都是天梯的攀登者。发达国家是先行者，后发国家是跟随者。由于成功的道路已经由先行者探索完毕，跟随者只要沿着前人的步伐学习，便可形成“后发优势”。
他将苏联模式称为“旧结构经济学”，而他的理论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十余位诺奖得主对“新结构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通过实践该理论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波兰副总理莫拉茨斯基表示，得益于“新结构经济学”，波兰成为了东欧转型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三、“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
熊彼特说：“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分别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
2002年，改革开放已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媒体和主流学界将其称为“经济奇迹”。此时，唯有杨小凯以先知般的眼光发出了警惕，从而拉开了“林杨之争”的序幕。
在国内某研究所，杨小凯发表演讲指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根本差异在于是否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模仿引进技术比较容易，但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制度转型迟迟不到位，最终拖延改革，导致经济崩溃！
他列举了三组截然不同的国家转型历史来反驳林毅夫的“后发优势”：
英国vs法国
18世纪的英国，由于“王在法下”，因此税法很公平，人人都要交税，英国政府有财力投入公共事业，经济得以繁荣。
相比之下，法国是君主制国家，税率虽然很低，但非常不公，特权阶层几乎不用交税。当政府财政困难，国王路易十六一意孤行要提高税率的时候，大革命爆发了，法国从此陷入百年动荡。
北美vs南美
南美资源丰富，却落后动荡，而北美资源贫乏，却繁荣富强。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美国家军政府当道，国家利益被利益集团吞噬，结果贫富差距严重，经济活力尽失；
与此相反，北美则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模式，国家机会主义无法生根，自由市场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
日本vs晚清
晚清洋务秉持“中体西用”，在经济上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经济制度，结果经济成果被权贵瓜分，国家转型彻底失败。
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模仿制度——制约权力，保护私产，公平司法和自由市场，最终国家转型大获成功。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杨小凯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林毅夫即撰文回应：
以英美为代表的制度，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例如印度——虽然权力制约、多党竞争等等，但经济依旧落后，贫富差距极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进行了制度转型，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动荡——七大寡头富可敌国，广大民众陷入赤贫......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在军政府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1996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后发国家即使没有制度转型，也能赶超发达国家。
尽管后来“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但这一定是制度转型不彻底造成的吗？是否能把任何经济衰退，都认为是体制改革的问题？
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比1991年的日本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在二战后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体制有问题？
自由主义的逻辑非常完美，但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开的药方是“自由放任”——政府安心做一个守夜人，那这个国家永远爬不起来。
......
直到今天，这场大辩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无论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8年经济学界关于“四万亿”的大讨论，还是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辩论会，都是“林杨辩论”的延续。
四、林杨二人的命运沉浮
奠基型学者与实践型学者的天然差异，必然会投射到各自的学问与人生命运之中。
杨小凯与林毅夫大辩论之后的2年内，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由于杨小凯天才般的三大范式，他被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第一人（赵晓）。
林毅夫则“学而优则仕”：2008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16年创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员均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成为经济政策智囊团成员之一；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的“改革先锋人物”。
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杨小凯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获得了几乎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褒扬，但官方却保持了沉默；林毅夫不但成为政府的经济智囊，还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座上宾，但他的学说却饱受争议，被称为“最孤独的经济学家”。
不过，被外界视为“冰炭不能同器”的林毅夫与杨小凯，私下非常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天分。
经济学者韦森回忆道，杨小凯曾专抽出一本装订好的林毅夫博士论文递给他，“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你可以好好参考。”
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2004年7月，在悼念杨小凯座谈会上，林毅夫说：“毅夫痛失良师益友，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0年后的杨小凯追思会上，已经位高权重的林毅夫，不仅意外出席，更是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少数几个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
五、“林杨之争”的第一性原理
查理·芒格说：“你持有一个立场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完整阐述相反立场的论点和论据，否则，你没有资格持有它。”
可见，评判“林杨之争”，不是简单的人身攻击、道德批判或意识形态站队，而应回到争论的背景、学术观点的诉求，以及背后的第一性原理。前面两点本文以及《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已做了讨论，而“林杨之争”背后的“第一性原理”至少包括：
在人类文明史中，经济长期停滞是常态，今天常见的经济增长，只是最近250年才出现的事情，而这恰好与现代文明的出现高度重合，那么经济增长究竟是目的，还只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当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讨论什么？
柏拉图在叙拉古“诱惑与出走”的故事，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独特的命题：知识分子是始终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而去发现真理，解释世界，影响人的观念，还是“学而优则仕”，用思想去改造世界？
真正伟大的思想，其着眼点，究竟是解决眼下的现实问题——“用实践来验证真理的真伪”，还是回归第一性原理——“用真理来引领实践”？
好问题比好答案重要，能产生好问题的土壤更重要。这个土壤就是科斯所说的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林杨之争”已过去20年了，虽然杨小凯当年孤独的呐喊已经被部分验证，但这场争论还不能说已有定论。今天最需要的，还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可以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
遗憾的是，林毅夫的文章和作品俯拾皆是，而杨小凯的思想，随着他的英年早逝，逐渐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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