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年?


对大多数人而言,四十岁或许可以作为中年的最大公约数。


四十岁的我们,自认为人生经验不少,但屡屡被健身房、美容院、购物节收割;我们不想随大流,却在消费迷宫里一次次“陷”入潮流;我们渴望开明,却在升学率的挤压中变得内心逼仄。


我们对青春逝去怀有不甘,对功成名就仍有向往,对家庭琐事感到疲惫。我们温饱不愁,但大部分收入来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脚尖,却跨不过霓虹灯与月亮的距离。


本该“四十不惑”,我们却在日咖夜酒、清醒与微醺的交替中,细数着自己究竟收获了什么。中年本该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却因我们内心的忧虑和自我怀疑而蒙上了阴影。


当年轻人用“多巴胺穿搭”“小城市旅行”逃离内耗、彰显自我,越过山丘的我们,同样可以学着自我疏通。毕竟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也是馈赠,让我们的内心不停改变。“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汪国真《仓促地到了中年》)


当我们抖落一身的庸常标签,或许会在某一个瞬间收获抵达彼岸的豁然。人到中年的种种心结,不过是来自我们想要过得更好,并且相信,我们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在下一次问自己“就这样吗”时,不如说一句“就这样吧”。“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


四十不“获”,是为了获得更多。用“舍”来“得”,何尝不是一种中年智慧。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春晚小品《说事儿》里,宋丹丹的这句提问,随着电视信号传往千家万户,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在笑声中记住了“抑郁”这个词。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你抑郁了”甚至有些新奇陌生的幽默感。


在小品里,“睡不着”是抑郁的最主要表现,赵本山扮演的农民大叔黑土,给出的治疗手段是掏出二人转手绢:“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应用抑郁的方法。“高兴点”“想开点”的宽慰随处可见,朴实又善良,却很难安慰到真正的抑郁者。


所幸的是,抑郁以及更多心理疾病,至少正在被越来越多人严肃看待。有机构编写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受调查国人中仅有36%认为自己心理健康良好。


正视疾病,而非讳疾忌医,可以视作一种进步。不过,仔细观察这场关乎心病的潮流,时代焦虑,很多时候化作心理疾病的先兆。而夹在中间的中年们,似乎是那群压力最大的人。


被“中年”后,心病成疾


何谓中年?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但依旧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它当然是一个年龄概念,但没有那么明确的标线。有人天命之年尚觉年轻,有年轻人刚过而立就自称步入中年。通常而言,四十可以作为中年的最大公约数。


四十岁首先是一个节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无数种标签的大合集。


是飞机上隔开公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子,半遮半露,看不着,听得见,是永远有更体面的状态在不远处招手。


是在跟风式的放松或者放松的跟风中“躺平”,扛着帐篷、鱼竿、茶炉、登山杖来到特定地点,总能与同好们相见,“与众不同”是遥远的青春记忆。


是一种不上不下的姿态,房车齐全,温饱不愁,但大部分收入仍来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脚尖,跨不过霓虹灯与月亮的距离;日咖夜酒,清醒与微醺交替,也难消化这种纠结。


年轻人往往不喜欢“四十岁”,但“四十岁”是平等的,它总能带着时间的力量和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平等地淹没每一个人。“五四”时期的学者钱玄同,曾发表“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样的激进言论,用来抨击中年人的固执和专制。1932年,钱玄同四十五岁,已经五十一岁的鲁迅写了一首小诗揶揄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但这种平等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关怀,“中年”一直是个热词,但越来越不像个好词,它更多时候成了年轻人自嘲的概念:“我真中年了,你也中年了,你全家都中年!”但真正的中年,往往在线上线下保持沉默。


他们不是没话说,相反,他们有着一腔委屈:中年不好当。他们自认人生经验不少,但屡屡被健身房、美容院、购物节收割;他们不想随大流,却在消费迷宫里一次次陷入潮流,防不胜防;他们渴望开明,却在家长群、补习班、升学率的挤压中内心越发逼仄,变成面目可憎的父母。


作为中坚的中年,迈入中产,上有老下有小,财富积累不易,贬值却转眼而至。时代变化匆匆,难免心事重重。


哪怕没有以上这些具体的烦恼,仅仅是衣食无忧之后的空虚和内耗,也足以郁结成疾,化为心病。


“丁香医生”发布的《2022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中,情绪和身材、皮肤问题一起,成为受访中国人健康困扰的top 3。而“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人,担心有各种心理问题的比例也更高”的结论,更让无数“伪中年”“准中年”“疲惫中年”男默女泪。


“裴云锦”们,在焦虑什么?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忧郁症》的小说,是20世纪少有的直面心理疾病的文学作品。


故事的背景龚家,是一个被中年人支撑的中产之家。


尽管龚家的主人龚星北“年轻时花天酒地,把家产几乎挥霍殆尽”,但龚家“在本县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几片田产,日子原是过得很宽裕的”。


儿媳裴云锦出生在另一个更加落魄的中产家庭,她作为长女,在女子师范毕业后,没有出去做事,全力“支撑裴家这个家”。父亲赋闲在家一年,全家只靠一点可怜的积蓄维持。但即便如此,亲友家有红白事,裴家还总要准备“贺仪”“奠仪”——礼数周全,这是中年人的仪式感。


裴云锦嫁入龚家,没有过一天的舒心日子,生活的烦恼接踵而至:娘家有两个弟弟,都在读初中,后续的学业需要一笔钱。“裴家的值一点钱的古董字画,都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弟弟们的学费让大姐裴云锦发愁。


而其嫁入的龚家也“只剩下个空架子”,里子空了,架子却不倒。每餐饭要见点荤腥,裴云锦的公公每天还要喝四两酒,“得时常给他炒一盘腰花,或一盘鳝鱼”;丈夫的弟弟在上海读私立中学,生活讲派头,要穿毛料的制服和单底尖头皮鞋;丈夫的妹妹也与裴云锦关系不好,她怀疑嫂子“贴娘家”——拿龚家的钱补贴裴家。


三年的婚姻,就在这样的捉襟见肘中流过,裴云锦没有生育,更觉得对不起夫家。作者汪曾祺如此描写这个可怜的女子:“又要照顾一个穷困的娘家,又要维持一个没落的婆家,两副担子压在肩膀上,裴云锦那么单薄的身子,怎么承受得住?”


不知何时起,裴云锦患上了忧郁症,当时的人们大多还不知道这个名目,只说她“疯了”:“一天不说话,只是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


裴云锦的结局,是上吊自尽。在小说的结尾,汪曾祺安排公公龚星北在葬礼过后,用笛子吹了一首曲子,曲名意味深长——《庄周梦》。


小说所处的时代距今很远,但“裴云锦”们作为“准中年”的一员,焦虑的来源与今天别无二致:从原生家庭到婚姻关系,从教育压力到随礼人情,从消费降级到生育问题。


很难说无法上升和不幸跌落这两件事,哪一件带给中年人的焦虑更大。


汪曾祺笔下,频频出现世家败落的主题。阶层衰微之后,贫困扑面而来,原有的生活方式凋零扭曲。情绪由失落向绝望转变的过程,穿越不同的年代,带着平等的冲击力。


裴云锦的病,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甚至无法将她最后的选择与其心中的紧绷明确挂钩。心理疾病确诊,当然是一个复杂又严谨的过程,我们无法断言,对于某个个体,社会性焦虑就是疾病的源头。但广泛的世俗焦虑,确实催生了广泛的心理压力。


“上班和还房贷,哪个更可怕?”总是有网友抛出这样的问题,但评论区往往无人解答。


中年的心病突围


面对心理疾病的包围,中年们尝试突围。


最浅表的体现,是越来越多的大众情绪,指向“自我开导”。近两年的流行词汇中,“松弛感”让人印象深刻。它源自网友分享的一次经历——坐飞机时目睹一家人的行李在旅行中被退回,但大家一致保持了情绪稳定,不焦躁,不指责,不让意外破坏好心情。这种松松垮垮的心态,迅速成为全网追求的目标。


此外,“多巴胺穿搭”、“去班味儿”刷屏、小城市旅行等趋势,在作为“中年预备役”的年轻人中流行,无不体现一种“自我重回视线中央”的趋势。相比于无足轻重的阶层年龄标签和他人可有可无的评头论足,自我的舒展和愉悦变得举足轻重。


说白了,人们开始学着放下包袱,取悦自己。


更进一步,越来越多人尝试去看心理医生——先不管有病没病,找心理医生聊聊。这成了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这项活动还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取得进展,心理咨询变成最适宜线上医疗的项目之一。面对屏幕,人们似乎更容易敞开心扉。各类平台上,咨询套餐层出不穷,最便宜的能做到“10块钱聊半小时”。


不过,精神科本就面临鉴别诊断复杂、标准不完全统一、治疗方案的权威共识短缺等问题,这无一不要求心理行业进一步规范化。一些咨询后加重病情的案例,也提醒人们仔细甄别医生和机构的资质,避免二次伤害。


所谓病急乱投医,还有不少人渴望通过灵修、冥想、辟谷等各式法门,寻找内心的解脱。据全球健康研究所预测,全球疗愈经济将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疗愈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万亿美元。飞速扩张中的行业难免泥沙俱下、乱象丛生。


有媒体曾暗访揭秘“心灵成长培训班”骗局——万元以上的价格套牢中产,课程内涵却格外空洞,“导师”“能量”“宇宙”“奇迹”等词语满天飞,不仅费钱,更容易害人。


说到底,瞄准心理薄弱群体,以旁门左道发心理财,本就是一门不太光彩的生意,有乘人之危的嫌疑。渴望在心病中突围的中年们,偏偏是被“围猎”的主要目标。


直面心病,不丢人


有统计显示,过去三年,心理健康风险已经上升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更确切的数字是:我国14亿人口中,预计有1.9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有超过9000万名中国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18~24岁年龄段的“预备中产”们,抑郁风险检出率接近四分之一。


当然,我们也可以切换一个稍微乐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数据:越来越多的“心病”出现,也许恰恰是认知提高、诊疗完备的结果。


数据显示,2020年年底,全国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5万余人。到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已达6.4万人。2022年,全国有公立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近6000家,相较十年前增长了2倍。数据之外,更多人选择直面、选择表达、选择治疗干预,心理疾病羞耻被逐渐放下。


“咱们是自己跟自己特矛盾的,大家没事写点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治疗。”王朔如是说。写点什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成为越发普遍的选择,专业治疗体系的完善和个体精神的丰盈相辅相成,培养起我们面对生活的坚强神经。


作家李兰妮在《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里,仔细剖析疾病到来时的心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岭。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必须安静下来,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阻塞是什么?裂痕有多深?”


学者李欧梵的妻子、作家李子玉作为抑郁症患者,写过一本《忧郁病,就是这样》,平和地描述疾病:“我了解,忧郁病这伴儿,它乐意跟世上每一个人结伴。有人说,一生当中,总会有两三回和这病相遇,只是程度有深有浅,日子或长或短。”


既然心结源自生活的千百种症结,那么心病自然也不只有一种解法。


而在当代中国人真正经历泅渡心海的坦然,收获抵达彼岸的豁然之后,抖落一身的庸常标签,中年与否,反倒再也不那么重要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