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作为‘失落的一代’应该很感慨吧。”松井这么说。
松井在日本神奈川县长大，虽然也住在首都圈范围内，却意识到自家的生活水平与东京都内相比差了一大截，在东京上大学的四年一直兼职打工，而自己的存款还不够买几套像样的西装。“这两年电费、生活用品价格明显上升，一居室的租金年年涨，而我打工的时薪却一点没变。”他明显感受到通缩走向终结，但对于经济改善尚无实感。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日本东京，早晨通勤上班的人们穿过人行横道。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 图
井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贷款高价买房，一家人为了还贷款日子过得紧巴巴。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从出生起就在泡沫经济的阴影中。长期通缩让松井对经济政策和形势的变化显得有些麻木。“经济变好了能让我变得有钱吗？股市、加息之类的信息是企业更关心的事，不是我这样平凡普通的人。”他坦率地说，“我更关心的是薪资和物价。”
3月19日，日本央行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政策，自2007年来首次加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开始，日本受困于通缩，而从2022年春季以来，物价和工资上涨的迹象趋强，日本经济走向脱离通缩的转折点，民间出现了“失去的三十年”结束的声音。
“‘失去的30 年’也是通缩的30年。”被誉为“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渡边努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日本在克服慢性通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还没有达到物价上涨2%、工资上涨3%左右，且每年稳步增长的状态。期望在今后两年向这一目标迈进。随着日本摆脱通缩，相信“失去的30年”将走向终结。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7日，日本东京，一名顾客在超市挑选调味料。
一直生活在“失去的30年”阴云里的松井，告别通缩于他个人是利大于弊抑或反之，心里还没有答案。对于很多人群和产业来说，股市大涨、负利率终结等一系列经济信号不知将对每一个人、每一家公司带来怎样的改变。
确定的涨薪，不确定的未来
也许受到父亲的影响，松井对制造业抱有信任感，在大学毕业前拿到了一家电子制造企业的“内定”（指日本就业市场中雇主向求职者发出聘用内定通知的做法）。他说，虽然日本电子制造业近年来整体状况不佳，但是不少企业仍然在技术上领先，而且正在转型，相信行业的前景。
去年9月，松井距离毕业还有半年，经过层层筛选，半只脚踏入了大企业的门。这家公司给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26万日元，符合他的预期。而令他更为安心的是，这家企业今年设定的新人起始月薪较去年上涨2万，并承诺明年将继续上调基本工资。
“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薪资必须有持续上涨的空间，大企业做出的承诺更有安全感。”松井说，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倾向于入职大企业，尤其是今年大企业普遍大幅涨薪，中小企业如果薪资待遇不够优厚，很难吸引求职者，缺乏人才竞争力会变得更弱。
每年春季，日本的工会都会与企业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这一过程被称为“春斗”。去年春斗的平均加薪幅度为3.6%，已经远远高于往年。根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今年“春斗”的第一轮结果出炉，平均工资涨幅为5.28%，这是自1991年以来33年来首次超过5%。摩根士丹利预测，将于夏季宣布的日本“春斗”最后一轮结果将为4.8%左右，最终数字通常更低，因为该数据将包括一些属于小型工会的中小企业。
据日媒报道，今年春斗中，大企业纷纷承诺大幅涨薪，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小企业和非正式雇佣将成为焦点。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日本东京，早晨通勤上班的人们穿过人行横道。
渡边努分析称，去年开始大多数企业都实现了涨薪，原因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这使人们对增加工资以改善生活的需求非常强烈，这种要求传导到了企业这一端。其次是劳动力短缺，日本是一个人口减少、劳动力萎缩的社会。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提高妇女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但参与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无法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短缺的环境下，企业不得不通过调高薪资吸引人才。
不过，中小型企业从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还没有得到充分提高，人们对于经济景气的实感很稀薄。比如长期在餐饮店兼职打工的松井，时薪一直停留在1150日元，仅比东京最低薪资标准高几十日元。但是食品、电费、燃气费都在上涨。房租连同管理费，平均每年涨几百日元，现在租住的25平米左右一居室，房租已经超过6万日元，给松井增加了不少生活压力。“正式工作之后收入会大幅改善，但是开支也会增加，而且物价正在上升，不确定生活质量是否能得到改善。”松井说道。
日本政府去年末公布的2024年度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物价将连续3年上涨超过2％，是泡沫经济以来首次。预计2024年度的通货膨胀率为2.5％。进入2024年后，1月和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2%和3.1%，
渡边努认为，在今后两年里，如果能够接近于每年物价上涨2%左右、工资稳定增长3%左右的局面，那么不仅是大公司的职员，国民普遍都会感受到经济改善带来的变化。
物价飙升之忧
生活在大阪的竹中，基本每天去超市购买新鲜食材给孩子做饭，明显感受到两年来食品物价上涨。“尤其是像牛奶、酸奶这样的乳制品，两年涨价一成。像我们这样正在养育婴幼儿的家庭来说，很多涨价食品找不到替代品，也不能降低食品的品质和营养水平，受到食品物价上升的影响或许更大一些。”
由于日元贬值和俄乌冲突持续，进口饲料价格持续高位、燃料价格飙升，给养殖奶牛的农民带来压力。日本农林水产省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北海道一头奶牛一年的挤奶成本为852262日元，比前一年增加8.6%，是自195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牛奶包装材料成本上升进一步推高售价。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都港区，市民在超市选购食材
应对物价上涨，竹中夫妻从自身消费习惯进行调整。“我们减少了每周末外食的次数，尽量在家做饭，并且决定在2年内取消一年一次的海外旅游计划，改为日本国内游。”
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中，日本的社交平台和媒体报道中出现了有关如何减少消费开支的讨论，其中不少网友称光顾“百元店”的次数变多了（百元店内几乎所有商品都以每件100日元的价格出售）。但是竹内表示，她没有去百元店中寻找“平替”，“在各品类材料普遍涨价的环境下，百元店如果继续维持超低的价格，还是会有些担心品质下降。”
在日本，均一价贩售商店的历史悠久，战前就曾有被称为百元店鼻祖的“10钱商店”【注：日本明治6年（1873年）开始发行面额为1钱的货币，价值为1日元的百分之一】,统一以10钱出售日用品、文具、食品等，其宗旨就是“用最少的钱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战后大部分10钱商店都消失了，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前后百元店兴起，在经济衰退、长期通缩的背景下发展迅速，2022年出现了一个增长爆发点。
日本研究公司帝国数据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百元店的人均每月购物金额为665日元，达到2015年来的最高值。随着物价上涨，百元店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即使同样以低价为导向，只要性价比高，非百元商品也成为顾客的优先选择。
对于百元店及其供应商而言，有喜有忧。据日媒调查，自2022年物价开始上涨以来，至少有6家经营百元店的批发公司破产，一些公司反映，它们的难处是无法将上升的进货价格转嫁到顾客一端。生产和销售塑料厨具和储物箱的真田公司是百元店的供货商，该公司社长真田和义对日媒说，塑料的原料石脑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飙升，但售价无法改变，因此必须在产品开发和生产环节努力降低成本，比如考虑将装小件物品的塑料盒盖改为木制盒盖。
真田义真发出疑问：“所有成本都在上涨，我们今后还能把价格维持在100日元吗？”在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飞涨的情况下，如何改变企业的生存战略，不仅是百元店也是许多企业面对的难题。
除了国际形势紧张导致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向供应链传导之外，日本央行长期施行量化宽松政策，日本与美国间的利差扩大而导致日元贬值，这也成为加剧物价上涨、引发输入型通胀的关键。
“失去的30年”终结？
“在过去30年里，我们过度规避风险，没有人去冒险。而现在，一旦通胀站稳脚跟，人们愿意承担更多风险，这样就能从失去的30年中跳脱出来，回到高度增长的经济中去。”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林庆一郎对澎湃新闻说，“失去的30年”对日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似乎终于走出了这一阴影。但如果仔细想想，股市只是略微超过了30年前的水平，“与许多国家相比，我们落后得非常远”。
今年以来日本股市一路高歌猛进，日本基准股指2月9日突破了34年前创下的收盘纪录高位，这被视为日本从30多年经济低迷中实现复苏的一个里程碑。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股价高涨归功于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预期日本的通货紧缩可能即将结束。
回顾30年前，小林庆一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银行借调到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当时人们极度乐观，众所周知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运营老化等问题迫在眉睫，但人们总觉得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好起来，并没有采取行动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陷入困境，但人们依旧乐观地认为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过去。”
彼时，包括小林庆一郎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很快就会好转。“但银行家们却预测，再过10年也不会变好。”小林说，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现在想来令人难忘。自上世纪90年代后约15年，年轻人无法积极地投入工作，因为在此期间他们被迫清理崩溃的泡沫，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一度高达4.6%，但90年代的平均增速仅为1.5%。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后推进大型银行等的不良债权处理，为经济复苏开辟道路，然而经济有所起色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第二次上台的安倍晋三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即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带动日本股市上扬、日元贬值，但仍然没有改变日本企业和消费者的通缩思维。
对于日本“失去的30年”，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渡边努认为这归咎于日本经济结构问题，而小林庆一郎将日本政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缺乏递归思维”——不同部门间纵向分割，只考虑自己狭窄的管辖范围。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时，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和央行只考虑银行的利益、对银行有利的政策，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最佳的思维方式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思考各方职责范围内的政策。
日本“失去的30年”的教训是，如果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失去信任，就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泡沫经济破裂后，我们制定了错误的政策，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即使是在中国或美国，考虑政策时必须从广阔的视角出发，考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副作用。”小林庆一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