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导演钱人豪把自己的项目阐述完毕后，担任评审的资深制片人、素有台湾影坛“两宫太后”之称的李烈，突然怒拍桌子，大声呵斥。
曾拍出《混混天团》《钮扣人》的钱人豪，不是无名之辈，面对如此尴尬局面，相当惊诧。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对方在“刻意打压”自己。但当时，他只觉莫名其妙。
尽管，事后，李烈声称是不小心碰到话筒的，所谓的“呵斥”，也只是辩论。
那次评审的结果是，钱人豪的案子被否，无法拿到台北市政府的辅导金。而补助资格，却给了李烈参与创建并持股的关联公司“牵猴子”（获得200万新台币的补助款）。
三个月后，“牵猴子”发行了一部电影——即由李烈担当监制及出品人、黄精甫执导的《周处除三害》（下称《周处》），这才让钱人豪明白李烈无故拍桌发飙的原因。而这部电影，也让钱李二人的矛盾和纠葛越发深入。
2023年10月，《周处》在台湾上映，票房仅得一千余万元人民币。2024年3月1日，《周处》登陆大陆院线，成为春节后的一匹“黑马之作”，上映10天，票房破4亿元人民币。
但随之而起的，是悬在头顶的“抄袭”疑云。
对《周处》发起抄袭指控的，正是钱人豪。他认为，这部电影抄了自己的创意、概念，甚至是人物角色。
事实上，钱人豪不是最近才开始发难。早在2023年10月初，在《周处》被第六十届金马奖提名之际，钱人豪就提出了自己的指控。只不过，大陆上映之后，他维权的阵地，又转移到了内地。
也因为指控抄袭风波，李烈对钱人豪提起诉讼，但并非用“诽谤”罪名，而是以对方透露前述评审会议细节为由，起诉他“妨碍名誉”。
现年66岁的李烈，是罗大佑的前妻，过往曾当演员，十九岁出道，主演过《小城故事》《一剪梅》《她是我妈妈》等影视剧，上世纪90年代转型幕后，担任制作人、经纪人。在台湾，“两宫太后”是指李烈和另一位女性制片人叶如芬，后者曾制作《大佛普拉斯》《阳光普照》《我的少女时代》等电影。
足以想见，李烈在台湾影视圈的地位。用钱人豪的话说就是——她在台湾“势力非常庞大”，且往往不“与人为善”。2017年，李烈曾被一位纪录片导演陈俊志控诉“霸凌”，对方称其是“冷血恶魔”，“用权势杀人于无形”。
但钱人豪说，他不怕打压，会维权到底，而他也相信，法律会给他公道。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部黑马影片藏着怎样的秘密？
钱人豪
以下，是钱人豪导演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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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初，《周处》在台湾上映前，我在媒体上，看到片方发表的故事大纲。
其实，在更早之前电影传出来说要上映时，我还跟身边朋友讲说，导演黄精甫我认识，可是沉寂了很久。以前，黄有部作品叫《江湖》，拍得还不错。我们认识非常非常早。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看到《周处》大纲故事后，我下意识觉得，怎么跟我的剧本《无法无天》故事核心大纲那么像？
当时，我第一时间传简讯给一位准备出演《无法无天》的男演员——我就先不提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并不想要拖别人下水——我说，这个故事大纲不是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吗？甚至连标点符号、断句都一样。
只差一个名字，就是我写的男主角名叫“陈广州”，是通缉犯排行榜的第二名，《周处》里名叫“陈桂林”，是第三名。其他的整个故事核心、主创意念，简直一模一样。
被我询问的男演员回复，怎么会这样子？又问，谁拍的？
一听到《周处》监制是李烈小姐，那位男演员沉默了很久。因为李烈在台湾电影圈有个外号，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叫做“两宫太后”，在台湾电影圈势力非常庞大。
《周处》这部片，2022年在台湾传出要开拍时，新闻媒体最早是说李烈要当导演，我不以为意。后来发现，是黄精甫当导演，不知道是不是后来黄精甫取得了台湾身份证——开始立项时，李烈挂名做导演，可能是为了要拿台湾辅导金吧！
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没有公开说什么，只在社交媒体上抒发了点情绪，说有这么一部电影，故事大纲、核心主角、创意都跟我的剧本一字不差。然后，我就开始被对方“黑函”攻击。
我不得不出来面对。
然后，我突然想到，在《周处》上映前3个月，我去台北市政府申请另一部电影的补助案时，这位李烈小姐是评审之一。我恍然明白，为什么当时她那么针对我了！
我跟李烈，完全没有交集，偶尔在公开场合遇见，却总对我们视若无睹。从其他事件上，我也能感受到，她并不与人和善。没交集也无所谓，电影的路上本来就是各自创作。
但就在那次评审会议上，李烈很刻意地打压我，对我拍桌子、呵斥。我当时还纳闷，一个评审，为何这样针对送审的导演？
10月份，我把这次评审会议的事披露出来后，李烈说，她没有拍桌子，是敲到了麦克风，也没有对我呵斥，是在跟我激辩。
随后，李烈告我妨碍名誉。注意，并不是告我说他们抄袭，她是告我说她三个月前在评审会议上拍桌子这件事。
后来，台北市文化局长还被公开质疑，为什么李烈可以球员兼裁判，不给钱人豪辅导金，却给了自己的发行公司，也就是李烈和王师（也是台湾知名制作人）合资的公司，叫“牵猴子”——给了200万的补助。
照理来说，你是评审，就不该给自己公司。而且她公司知道老板娘在当评审，是不是也不应该送件呢？当然，这是题外话。
其实，我跟台湾电影圈有权势的人物交集都不太多，因为我主要在香港跟大陆发展。
2023年10月，我公开指控《周处》抄袭后，黄精甫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他一会儿说是从莫斯科回香港的路上想的，一会儿又说是跟几个导演聊天聊出来的。其中有一句，是我最不能忍受的——
他说，这个故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烂大街，谁都想得到。他想得到，我想得到，别人也都想得到。
我只能说，一个创作者应该不会这样来贬低自己的作品。
而且，他是一个香港人，从小也没在台湾待过，这个是台湾本土发生的故事。不是随便在台湾电视上看到一个社会案件，就能引起思路，激发灵感。
二三十年前，大概1997年，台湾出台了一个条例——帮派分子带枪自首无罪。当时，台湾有个很大的帮派，帮主是我的忘年之交，他那时带领帮派人士去自首，引起轩然大波。
因此我就想出了一个故事——如果在你自首时，有另外一个通缉犯也来自首，但却被排队的警员忽视冷落，最后发现墙壁上的公告自己居然只排第二名，所以一气之下把笔一丢走了，干掉第一名再回来自首，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
这个故事，牵涉到后来台湾的“一清专案”及“监狱暴动”，还有江湖上的腥风血雨。绝对不像他们说某个人是原型，出自刘焕荣还是谁的故事。真要讲的话，它有太多人的影子在里面。那时候，台湾有十大通缉要犯，不管是陈新发、张锡铭，还是詹龙栏、刘焕荣，绝对不是一个人作为原型的。
我在提出抄袭指控后，黄精甫他们反驳说，法律著作权法不保护创意。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已经有完整剧本，而且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发表过，也公开过，但那时候没有云端嘛。
我曾经发表故事大纲在无名小站博客、Facebook上，甚至微博都有所提及——我们无权无势者唯一能有著作权法的保护：凡经公开公布后就拥有著作权保护的途径。当然，他也有很大可能是透过其他途径，比如圈内人交流拿到我们曾提案出去的故事大纲、分场、人物小传。
我起初以为，他一开始拿到这故事，就算原本不知道是我的，后来也知道与我有关了，却还瞎说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想到的故事⋯⋯甚至演变至此，我们很多证据都提供给法院了。
去年10月18号左右，我就在网络上提出质疑，因为快要金马奖了，第六十届，是台湾电影的大事情。有很多圈内的长辈朋友、周遭的人都来劝我说，你看这个李烈，以往气焰那么嚣张，针对抄袭指控这件事情都没有说什么了，应该也是理亏了，你就高抬贵手，别计较了，大家以和为贵，也别告他了。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是我先收到的传票。我就跟来劝我放下的朋友说，她先告我，而且在混淆视听——她告我是用“妨碍名誉”，而非说他们抄袭！
我跟李烈小姐无冤无仇，完全就事论事。但这件事情，自然有它的可议之处，不然，她为什么一开始要挂名导演，后来变成监制？网络上有些人一直对我穷追猛打，说我用了女字旁的“她”，为什么不用男字旁的“他”？他们真的误会了，因为，其实我主要控诉对象是李烈。
我本来以为，黄精甫可能是被利用，但后来发现，黄精甫也是共谋。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故事不是他自己的，也不可能是从莫斯科回香港路上的列车上想到的。
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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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黄精甫认识很久了。
大概将近20年前，曾志伟大哥约了很多年轻导演来香港开会，包括我，他想要发掘新生代影人。当天晚上，第一个认识的导演就是黄金甫。
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新导演，对电影项目彼此有过交流，当然会彼此交流很多故事。我拍摄的《钮扣人》，跟我后来很多故事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我们当时谈的故事，有很多原因就没有发展下去，但是从那时候就认识了黄精甫。后来我们朋友圈也有颇多交集，比如我跟何超仪合作过电影《诡镇》，何超仪也有参与投资黄精甫的《复仇者之死》。
黄精甫说2011年就有这个故事概念？他纯属胡说八道。
2009年，我就在网络上公开发表过《无法无天》的故事大纲，然后在2017年完成了剧本。他这是因为看到我在社交媒体上写了时间线，所以自己把时间轴提早了。
他第一次是说，他在2020年才开始写这个故事的，在2021年来到台湾跟李烈谈合作，才把这故事完成了。
我觉得，一个人的人格很重要，首先，黄精甫不尊重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烂大街”，满街都有。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在打他的个人感情牌，他的千字文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他敢说自己的故事是原创吗？
他只是狡辩说“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概念”，那我们做电影的人，不就讲究一个概念吗？原创不是很重要吗？
圈内很多人都知道我在筹备《无法无天》这个故事，而且我跟很多香港演员共同参加一些发布会时，也提出过这个概念。其实，以前听我说过《无法无天》这个故事的某位演员，也去演了《周处》——我指的不是阮经天——我跟跟阮经天天认识，但并不熟。
事情发生后，我询问过听到我原创故事的圈内朋友，大家都很无奈。
作为一个导演，一个编剧，不管是谈资金、聊合作，人家跟我要人物小传、故事大纲，通常都会给出去，甚至还要写一个老板看得一目了然、看得懂的PPT项目书。
《无法无天》这个概念我跟很多圈内人讲过，故事早已流传了很久。
后来因为疫情原因，《无法无天》的启动就耽搁了。而且，这三年来，我也拍了两部其他电影。本来打算接下来就要开拍《无法无天》时，没有想到……
可能，我不是一个好导演——我承认。导演没有大小，只有好坏。但我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编剧，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好的producer（制作人）。
我身为导演，也做过监制，看过很多别人的剧本，确实有时候会有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概念，但是，我们通常不会不告而取——这谓之“窃”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破坏了游戏规则。
很多知道来龙去脉的圈内人并没发声，但我不能勉强人家站队。昨天，有人跟我说，其实大家也没有站在李烈那边讲话，大家都选择沉默，其实也是一种站队了。
在我公开指控之前，我还有黄精甫的微信。但抄袭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把我删了，还对外声称“不认识我”。所以，我只能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的私信功能去问他：你是不是应该来跟我解释一下？
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这件事，已经开过两次庭了，第一次开庭时，只有我跟黄精甫，李烈没进去。
黄精甫看着我说，诶，好久不见。
我说，你现在承认认识我了？
我还问他，你认不认识某某某编剧？
他居然跟我说不认识。
那个编剧跟他合作过——反正我觉得，这个人要么是记忆力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太自大了，听到的东西都认为是自己的，或者说是一种内化。有些人，事情听久了，他真的会以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黄精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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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圈内人，跑来跟我讲：导演，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的故事。
我的原创剧本里，有一个运钞车的桥段：运钞车遭劫，钱掉出来，男主角去敲车窗，钱被路人纷纷哄抢。
一位我不能透露姓名的《周处》主创跟我说，其实原本电影里有“运钞车”片段，他们拍过，剪掉了，就是怕跟我的剧本太雷同、太类似。
网络上有些人说，我是不是看了电影之后写了一个剧本，反过来跟他讲说很像，是抄袭？
不好意思，《周处》没有剪进去“运钞车”段落，我怎么能知道？
再有，片子里有一位女医生角色。其实，二三十年前，台湾有一条街叫做林森北路，我年轻时在那边摆地摊，林森北路有一个叫做“黑道急诊室”的医院，就是说黑社会被砍的、受伤的都是直接送去里面急诊。那是一个不会问你受伤原因的医院，叫做“庆生诊所”——这也是在我剧本里写的。
现在，在大陆票房好挺好——演员是无辜的，间接证明我这个故事还不错——我这么说也是苦中作乐、自我解嘲。
然而，故事抄袭的并不完整。
黄精甫把我的故事后半段改得面目全非，他不止抄我，还抄了很多其他电影——像是《杀死比尔》，东拼西凑，变成一个我不愿意去正视的电影。
我在原创故事里，本来是写男主角陈广州以为自己得了脑癌，入狱以后，才发现没有。他人性里是有原则的，不是一个杀人狂，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杀人狂。当他发现自己没有脑癌，才感觉到后怕，觉得自己并没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本钱，因而，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但《周处》里，把这段改成邪教，仿佛一个四不像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时，票房其实并不好（累计约为1060万元人民币）。甚至于，那时候，还是因为我告他抄袭，才会被关注到。是不是很讽刺——我告它抄袭，反而助长了它在台湾的票房。
那时候，有台湾其他跟《周处》对打的电影老板，私底下跟我开玩笑说：钱导，不然你也说我们的电影是抄袭你的创意好吗？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些话题。
这是一个很可笑很悲哀的玩笑。
其实我故事很多，但是我珍惜我每一个故事。我并不会说，我的故事是什么“烂大街”的内容。
未来，我的原创剧本《无法无天》可能会先出书，会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
现在，这件事，进入司法了，我有很关键性的证据，要没有十足的证据，我也不会告。但由于现在侦查不公开，所以，我不方便再在网络上贴出关键性证据。
但他们，其实是害怕了。
片方动用了很多手段来防止这件事扩散，比如向自媒体发送律师函。
很多网友跟我说，他们讨论周处是否抄袭的视频，遭到对方聘请的法务举报疑似侵权，而纷纷下架。
通常来讲，若不理亏不心虚，就不用到处委托法务去删除关于抄袭的言论。而且，也和社交平台合作，有没有被限流？上了热搜也是侥幸，但很快就被压下来。
如此行径，是否表示不愿意被讨论抄袭与否，自有公评。我觉得，大家心里自然有一把尺了。
我维权，其实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觉得，这个圈子要有良心——这类事情不能一再发生。
我算是一个出道很久的导演了，20年前刚入行时，多多少少会碰到这些事情。但如果，今天连我一个在大陆有院线片上映的导演（我还在大陆拍过一部有几亿票房的《京城81号2》），都没有办法替自己讲话的话，那其他年轻创作者怎么办？
我不是一个多好的人，也有缺点，但这件事情我必须站出来。而且，是对方先告我的，用别的理由来告我，然后在网络上打压我。
所以，我最终的目的，是求一个公道！
我不会再因为别人来跟我讲“以和为贵”就收手，对方不和，何以为贵？而且，抄袭这种事情，私下里被“搓掉”的话，太不公平了。
我一个台湾人，被香港导演剽窃，在台湾拿到辅导金，如今却在大陆受欢迎。那么，我的战场，就从台湾转移到大陆了。
大陆票房好，我说，证明我的原创故事还不错——其实这是一个苦中作乐、自我解嘲的说法。
但是，就算法院给我公道，可能都要两年后了。我现在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把《周处》票房先扣着，到时候有个是非曲直再做处置。如果届时真的认定是抄袭我，赔偿我可以不要，捐出来作为电影发展基金都好。
我要求的是，对原创者的尊重！
我不只是替自己发声，也替很多也在默默努力的创作者发声，希望他们不会面临像我这样的遭遇。
我相信，这件事，法律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也必然让这些人受到惩罚、现在让他们得意一下。
让子弹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