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文章，批评了金刻羽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的论点。金刻羽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之女，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教授，经常在西方各种论坛鼓吹“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
文章说，虽然金刻羽在书中说中国模式仍在“试错”，但整体基调却错误地偏向于称颂。在她的笔下，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与中国当前的现实严重脱节：经济下滑、股市低迷、大量资本外逃。黄亚生说，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不遗余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金刻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范式来理解它。她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黄亚生指出，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拥有庞大的政府权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后又实行了国有制，但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
金刻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她所谓的“市长经济”。黄亚生说，对于一名“学院派经济学者”来说，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它与现有经济学文献中的大量证据直接矛盾，这些证据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牺牲了私营企业的利益，而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低于私营企业。正是“市长经济”错配了资本。
黄亚生还指出，“中国模式”另一个巨大的成本，牺牲了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多万。
金刻羽承认，美国的出口管制减少了流向中国的技术，但她相信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大力投资技术取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计划。黄亚生指出，正是中国模式的“两弹一星”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千百万农民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