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北四环开外，某园区入口处的喷泉正在“冬眠”，左后方，春羽影视的办公楼里却传出热闹的声响。这个周六，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为公司出品的新剧《侦察英雄》而忙碌。
走进会议室，春羽影视创始人郑晓龙的作品海报映入眼帘，其中既有长红不衰的经典之作，也有问世时曾引发一定争议的剧目。然而，外界评价并不能左右它们的地位，在这里，时间是唯一的标准。
我在会议桌一端落座，等待采访。侧身拧瓶盖时，一把按摩椅与我四目相对——它独自靠在墙角，显得有些局促。“郑晓龙坐过吗？”这一想法闪过我脑海的瞬间，走廊里响起了呼唤他名字的声音。
比起一闪而过的身影，郑晓龙回应同事关切的那句“我不吃午饭”，是他在这一天里留给我的最明确的初印象。
郑晓龙。（图/受访者供图）
几个月前，这位佳作等身的导演度过了自己70岁的生日。可是，“古稀之年”这个形容词仍不适合放在他身上。它太静态了，而郑晓龙是动态的。
平日里，郑晓龙要动，每天走1万步起；采访时，郑晓龙要动，他换着神情，剥着坚果，不时拿起茶杯；在片场，郑晓龙更要动，哪怕身体不再允许他全程紧盯，他也总会出现在最关键的地点与时刻。
一、“讲具体战争中的人的故事”
不断增长的年龄固然会带来改变，但是，郑晓龙的许多工作原则和习惯，是没有也不会被时间改变的，比如“和蔼而比较严厉”的片场作风。
听春羽影视的职员说，“和蔼”是郑晓龙对人的，“严厉”则是他对事的。对于这个评价，郑晓龙没有正面回应，而是举了一个拍《侦察英雄》时的例子：“仍然是我觉得不成（就）重拍，我告诉你们哪错了。”
《侦察英雄》是郑晓龙执导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剧。
生在军人家庭、曾在部队服役，郑晓龙有过许多拍战争戏的机会。但是，不知是潜意识在帮他抉择，还是文艺之神卡墨娜有所指引，在他职业生涯前40年的作品里，战争题材一直像个友情客串，只有过短暂的数次露脸，从不是主角。
在那段漫长的时光里，“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接连出现，用冷兵器打仗、动辄飞来飞去的玄幻剧红极一时。郑晓龙见得越多，对战争题材的心结便纠得越紧——他想用作品回答“战争剧应该怎么拍、战场上的战斗样式应该怎么样”的问题。
转折点在2022年到来。广电总局找到郑晓龙，希望他带领团队拍一部描写抗美援朝的电视剧。
尽管郑晓龙出生在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3个月后，但部队的成长氛围，使他熟悉了军事和战争的相关知识。投身影视创作后，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剧集”，展现各地战士对战争和生活的不同态度，将一些军事常识正确地呈现出来。
项目筹备期，郑晓龙请来同样是军人出身且在军校当过教员的刘戈建担任编剧，“其余的部分，选择了一些拍过同类题材的经典剧集的团队，摄影、美术、道具等也是充分沟通后再决定一起合作的”。
郑晓龙和团队在开机前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心里对当年真实的战场情况、各军战力及成功的战略有了谱。他们还走访了志愿军老战士，从对方的讲述里搜集战斗细节。过程中，郑晓龙和刘戈建更加坚定了以侦察兵为主人公的想法。
“侦察兵在部队当中属于特种部队，他们的作战能力和个人素质都非常高。侦察兵需要了解敌人的部队，包括调动目的、部队部署等，这在战场上起到关键性作用。选用侦察兵的视角来讲述，最能表现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郑晓龙说。
讲述侦察兵故事的剧集，此前在国内荧屏上不曾有过。虽然在这一层面上占据了先机，但郑晓龙和团队并不止步于此。他们希望在人物塑造、细节等方面，也能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郑晓龙注意到，过去，我们的战争戏多以伟人、英烈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主角，“基本上都是讲高层”。而事实是，在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中，基层官兵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有英勇、智慧和牺牲，“他们都是英雄”。
所以，郑晓龙决定讲一个基层士兵的故事，这样既能区别于过去的战争剧，也更符合影视行业的发展步调，“在国际上早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讲基层，讲具体战争中的人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可恶的事。必须懂得这一点，不要拿战争当儿戏。”
对郑晓龙来说，在和平年代打造这部战争剧也不是儿戏——即使没有上过战场，但几十年前高悬在军营外的弯月，恐怕不止一次戳破过他对战争的一些思考。
如今，借《侦察英雄》再次思考，郑晓龙的想法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在这场英雄的战争里面，我们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牺牲。通过这部剧，我们不是想歌颂战争，而是希望做到客观，让大家认识到战争的残酷。”
二、“年纪大了，要承认自己有局限性”
《侦察英雄》开播时，郑晓龙已经走进了职业生涯的第5个十年。纵使近年的主要工作是导演，他也不曾放下作为编剧的敏锐度。
在郑晓龙看来，编剧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他岗位的工作，因为一名合格的编剧——对，甚至不需要非常优秀——是具备相当文学素养的，就像文学青年出身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导演们，“他们对故事有总体把握，而且创造能力也比较强”。
文学素养能赋予导演辨别剧本与掌控全局的能力，“要不然遇到好剧本他就是好导演，遇到烂剧本他就是烂导演”。
郑晓龙觉得，在从各种岗位转做导演的情形中，编剧转做导演是最有优势的。但这并不代表一位做过编剧的导演，一定要参与甚至有权干涉剧本创作。
入行初期，郑晓龙做过制片人、编剧和策划，获得过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提名，也打造过《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喜剧杰作。
做导演之后，郑晓龙跟编剧的合作一直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比如我遇到问题会跟编剧讨论，如果他觉得我的想法真的很不错，那就放进去”。
至于导演和编剧之间的“博弈”，郑晓龙是这么想的：“如果大家都是出于公心，认真地提议，没有私心在里头，这事就好办。如果是想着‘我做编剧才拿这么点钱，那我得当导演’，那肯定不行。”
毕竟，人无完人，大家都有自己擅长的与不擅长的，而且影视审美是多样的，任何创意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任何一种趋势的流行，是以其他趋势的集体消亡为前提的。这正如郑晓龙所言：“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场需要或者观众需要，各有各存在的道理。”
假如为郑晓龙的影视作品拉一个年代背景表，便不难发现古装戏、年代戏占据了很高的比例。在怀旧成为影视主流审美的当下，创作的筹码似乎又一次放在了郑晓龙的主场里，可他清醒地知道，这恰恰是一种欠缺。
“我在现代感这方面跟不上，所以我很难拍这一类东西。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好项目，我会推荐给我们公司的年轻导演，细节之类的，他们掌握得可能比我还多，拍出来就会更好看、更精彩、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郑晓龙剥开坚果，笑着说：“不成别硬来，别觉得什么都成。年纪大了，要承认自己有局限性，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我觉得我也一样，能出主意的出主意，做不到的就找有这方面经验和生活体会的人。”
但是，对局限性客观存在的认识，并没有使郑晓龙收起自己的好奇心，或停止向新新人类和新鲜事物靠近的努力。只不过，也许是年龄赋予的通透与豁达使然，他这些动向不以“打破”为主要目的——这个动作更适合年轻、有野心的人生阶段。
前段时间，郑晓龙对粉丝文化产生了好奇。通过观察、提问和思考，他弄清了一些原本难以理解的事。还有一些事，他说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了，那也没什么，带着自己的观点，他总会找到与不解共生的相处模式。
三、“好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春羽影视自2020年成立以来，出品了《功勋》《幸福到万家》《侦察英雄》三部剧。从题材上看，它们差异很大，但风格上是统一的，“都是现实主义风格，以现实主义态度来拍”。
实际上，一部戏无论是什么背景、什么题材，逻辑和常识都是郑晓龙所看重的。
“不要为了反转、为了戏剧，就把合理性破坏了。现在很多观众不在乎合理性，只要看着痛快，这不是艺术的标准。我觉得文艺作品还是要有一点营养，还是要能够长久地流行。”说完这段话，他忽然看向我的眼睛，问：“好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你说。”
“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我说。
郑晓龙点了点头：“对。但是有一个标准应该是，大浪淘沙，历史把它留下来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在我看来，这类片子通常都是现实主义的，再怎么样，细节都要是真实的，情节、反转都要符合逻辑、符合常识。”
郑晓龙当过兵，下过乡，做过记者，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工作。青年时代，他的阅读量很大，被外国名著的逻辑性深深吸引。所以，如果说是什么导致他格外注重逻辑，那么大概就是这些阅历潜移默化的影响。
回过头看，郑晓龙相信，好的文艺作品的确能培养大家的审美。
“首先，不让孩子们看原著，他们便不能通过原著感受文艺作品当中的那些情感、那些符合逻辑的人物和事情。”郑晓龙认为，不把名著当知识，而是当成信息传输给孩子的后果是，他们无法感受名著带来的艺术享受，也就没有了静下心认真看故事的愿望。
传播上的问题则在于，为了遏制疯长的内容“注水”现象，有关部门不得不“一刀切”地限制集数，还有播放平台的倍速观看和不设限的弹幕功能等，都对大众的文艺素养造成了伤害。
“对我们的创作也是有伤害的。”郑晓龙无奈地说，“他（就）不认真看嘛。他们也这么速进地看《甄嬛传》吗？我觉得，文艺不能这样快餐化，搞成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成。”
巨变的洪流里，郑晓龙的“不动”反倒被衬托成了“动”。任别人东窜或西跑，他始终站在一线，守着自己的底线。
这好比有一回，面对如今的收视习惯，制作团队半开玩笑地讨论，别费劲做片头和片尾了，“没人看，而且电视台也不播”，可他觉得，那是“标准”的一部分，“我们还是要遵照这种标准”。
探讨业务时，郑晓龙的认真与严肃跟他刚入行时别无两样。70岁后，虽然他想逐步降低自己对公司和项目的渗透度，但他目前仍是确定项目风格、最终剧本和选角的那个人。
郑晓龙觉得，这不是因为自己不可替代，“其实谁都可以，只不过我觉得成就成、不成就不成，这是咱们内部一个基本的工作标准。而且让我说假话我说不了，我不会说”。
眼下，郑晓龙开始考虑年龄问题。一方面，60岁退休的同学们已经玩了10年，他实在羡慕；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应当太累，更不必拼什么名号或产量，“但是要出好作品，你既然要拍，就要认真地把它拍好”。
不工作的时候，郑晓龙操心的事轻盈许多：一是家里养的鱼和花，二是自己晚上睡得怎么样，再就是有没有坚持运动。就像这一天，他因采访安排而没能晨练，于是惦记着“我一会儿得把这个补上，或者晚上得把它补上，一天走1万步以上”。
倘若有朝一日真正从一线退下来，郑晓龙希望继续丰富自己，把想做的事、想看的景、想去的地方和想学的技能都补上。
也许，一两年或三五年后，你会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里，遇到一位为山川地貌惊叹的老人——不必怀疑，那是再次转换身份的郑晓龙，走到了你的面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洞照，编辑：尤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