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让冰山融化的人
艾尔伯特是一名50岁的登山爱好者，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攀登家乡的一座雪山。但是这座他最喜欢的山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上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消失。
“我几乎看不到以往那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冰山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消融。”在他看来，没有冰川包裹的山是赤裸且丑陋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失落的风景。
渐渐地，艾尔伯特对于冰山的关注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还感受到了悲伤、痛苦、深深的焦虑，他羞愧于自己曾经不那么爱护环境。极度的痛苦甚至会触发他强烈的内脏疼痛。
艾尔伯特认为，自己的以往已经与冰山建立了连接，现在他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冰山的消失而消失了。在望着登山的旧照片时，他甚至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乡痛症是什么？
艾尔伯特并非特例。这种因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精神痛苦的现象越发常见，使得学者们开始使用“Solastagia”一词去概括它。这个词中文翻译为乡痛症或者是环境忧虑，最早由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尔布雷特（Glenn Albrecht）于2003年提出，定义为：“由于看到或想象到气候变化或工业影响对自然世界造成不可逆转的退化或损害，而引起的精神痛苦。”
乡痛症并非杞人忧天式的情绪困扰，原因在于生态环境变化引发的灾难确实越来越多。
例如，世界气象组织（WMO）已经确认，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温度的升高伴随着极端天气和灾难的频发。21世纪的前20年，极端高温事件增加了232%、洪涝事件增加了134%、风暴事件增加了97%、山火事件增加了46%、干旱事件增加了2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灾难频发的2023年只会是个开始。”对环境恶化的恐慌已经从每一次的灾难现场传播到了整个地球。
耶鲁大学2018年的调查显示，69%的被采访者担心气候恶化，49%的人认为这会伤害他们的个人生活。这种对环境厄运的慢性恐惧让越来越多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愤怒、焦虑、担忧、悲伤等情绪，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家园正在遭受侵害。
面对这些巨变，除了乡痛症，人们还可能感受到生态悲痛（ecological grief）、生态焦虑（eco-anxiety）等等一系列复杂情绪。
乡痛症属于生态悲痛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态损失（物种消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等）都可能引发生态悲痛。
相比于指向过去和现在的生态悲痛，生态焦虑则是指向未来的、对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将何去何从的焦虑与担忧。
总的来说，这些新词汇的提出都是为了解释同一件事——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
哪些人更容易有乡痛症？
对于环境的恶化，绝大部分人都会产生负面的心理感受，但是有些人受影响更为明显，所承担的风险也更高。
首先是与自然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人群，关系可能是工作、生活或者文化上的，比如农民、林务人员、土著居民、户外运动爱好者等。这一类人更容易对特定的环境产生依恋，有的甚至会把这种依恋作为其身份构建的一部分，正如诗歌中所提到的“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Inuit）就存在着更为广泛的生态焦虑。他们的居住地随着冰川融化而不断减少，年轻人不能够再像父辈那样在原住地建造自己的房屋。赖以谋生的狩猎和捕鱼技术，也因为猎物的骤减而失去用武之地。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者”。他们也普遍显示出了对原住地的依恋以及对生态恶化的担忧。
同样的，因为直面气候变化的机会更多（比如台风、海岸侵蚀、农业用地盐碱化等），沿海居民比内陆居民更关注生态风险信息。不过，也有研究显示，强烈的居住地依恋可能会降低沿海居民对生态危险的感知，他们可能会以否认来回应，也就是将生态恶化视为遥远的、近期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以此来避免乡痛症的产生。
其次就是社会经济地位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研究显示，有残疾的人、老年人、妇女儿童更不能接受因为环境恶化而背井离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居住环境的变迁往往意味着更多现实的挑战。比如，在洪灾中这部分人也更不愿意撤离到安全地区，即使他们知道继续留在灾区可能会死亡。
还有一些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的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也会有差异，一般来说，集体主义更易催生对环境的依赖，患有乡痛症的可能性也许就会更高。另外，本身就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更易受到与气候灾难有关的焦虑和情绪障碍的影响。
对外界环境保持警醒让人类得以进化，但是现在这种对于环境恶化的敏感却让这部分人倍感痛苦。这份敏感从何而来？是刻在基因中对于大自然所产生的本源性的恐惧。
可能的天罚？现世安稳似乎更重要
在原始社会，40%的北京人不到14岁就已经去世，杀死他们的是诡秘莫测的大自然。如今科技进步，来自大自然的危险不再成为我们的日常，但在亲历灾难或者目睹类似新闻的时候，这种本源性恐惧还是会被重新激活。
在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后，乡痛症者的交感神经系统会处于兴奋状态，释放出大量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试图用焦虑来推动个人采取行动，从恶化的现状中突围出来。
但困境在于，环境如此宏大，个人如此渺小。如今的困境是工业社会几百年积累问题的结果，个体的焦虑又如何能在一朝一夕改变令人焦虑的现状呢？
对现状的无能为力，促使这两类激素不断分泌，乡痛症者沉浸在对环境恶化的负面情绪中无法自拔，心率、呼吸、血压、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并且，这种焦虑会干扰大脑的神经过程，让人更关注消极的可能性，形成恶性循环。
适当的生态负面情绪，可以促使人们做出更多环保行为。但是如果这种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带来的只是负面情绪和认知负担，并且令人逐渐无法正常生活时，就非常有必要做出干预了。
面对生态焦虑，我们可以怎么做？
想要减少生态焦虑，可以先尝试转变认知，比如我们可以试着不再将灾害简单地视为“敌人” 。
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在《龙王之怒》中考察了中国长江洪水的历史。他认为，洪水是自然风险，但是它是否拥有更多破坏力与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有关。
致灾机制涵盖了将自然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基本因素，包括粮食保障和公共卫生，人居建筑和防洪设施的完善程度，政局动荡、战争冲突，救灾官员的腐败等，它们可能会加剧洪水导致的破坏，甚至比洪水更加致命。也就是说，自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类的活动可能引发乃至扩大自然风险。
所谓天灾人祸，在腐败混乱的环境中，人祸比天灾带来的危险更大，甚至人祸会带来天灾。而在清明高效的社会里，人类的努力则可以反过来减小灾难带来的损失，尽可能地保全人们的性命和财产。
其次，我们还可以试着跳出“人定胜天”和“听天由命”的二元对立，试着提前预测自然并“顺其自然”。在《龙王之怒》中就提到，早在晚清，魏源等思想家就发现，“如果不是由于人类对环境的深刻改造，气候不可能引发如此灾难性的洪水”，当“人与水争地为利”时，洪水就不可避免，因此需要为江水保留一些天然洪泛区。
如今，我们也可以在发展的同时，尝试与自然和谐共处，既不过分追求改造与驯服自然，也不过度限制农业生产与工业建设，而是找到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为未来的人类留下一个更有希望的家园。
最后，要看清生态焦虑与生态悲痛的积极意义。适当的压力和焦虑可以促使人采取行动，比如一些人能够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和对抗可能的环保困境。
当你为环境恶化而感到痛苦时，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式为自己减压，摆脱负面情绪的影响。比如，控制环保方面负面的信息源，不要让自己深陷负面情绪的漩涡之中；定期在自然环境中享受独处时光，接受大自然疗愈（biophilia）；寻找并加入相似价值观的团体，获得归属感和情感支撑，帮助彼此发展亲环境行为等。
万事万物在大自然中休戚与共，就像《风之谷》里面提到的一样，大自然本无意致人类于死地，她对我们充满了宽容与悲悯。只要人类不再一次次将她推入绝境，我们的后代就不必再为冰川而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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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黑将军，编辑：苏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