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在90年代初见过接近39000点之后，一路下跌，在1992年下半年见到了14000的低点，然后开启了为期3年的宽幅震荡。
彼时日本经济刚刚从负增长企稳向上，GDP当季不变价从1993年3季度的-1%，回升到了1995年4季度的3.5%。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的股市一路反弹，从14000点最高反弹到了20000点左右，月线连续开出5%以上的阳线。那时候的普遍论调是，日本已经开始复苏。
图中的标点为桥本接手日期
1996年1月，日本迎来了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桥本上台以后，日本的GDP又开始往下掉，到1998年桥本竞选惨败下台的时候，日本当年一季度的GDP已经掉到了-1.7%，创下了泡沫经济之后最差的当季增速。日经指数也在桥本当政的两年时间一路下跌，从22000点跌到了13000点。
毫不夸张地说，桥本失败的经济政策，使得日本刚刚萌芽的复苏态势遭遇了当头一棒，并从此一蹶不振，真正走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那么桥本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
答案是财政紧缩。
桥本是坚定的财政改革派，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对日本的大藏大臣，也就是财政部部长这样说道：
“趁如今经济还有余力，一定要进行财政重建，否则日本将万劫不复，请一定助我一臂之力。”
桥本的财政改革药方是上涨消费税，废除特别减税制，以及提高医疗费等，简单来说就是加税，财政紧缩，从而使得日本的财政赤字得以减少。
财政紧缩并不是什么应对危机的特殊的方法，很多国家在面对衰退甚至萧条的时候都会采取财政紧缩，达里奥在债务危机里这样写到：
随着经济的收缩，政府收入一般会减少。与此同时，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在增加。因此，财政赤字通常会增加。为了满足财政需求，此时政府倾向于提高税收。
彼时大洋彼岸的克林顿总统也在推行财政重建，并取得了成功，类似同辈压力的东西，也因此引发了日本国内财政恶化的危机感。这更加坚定了桥本改革的信心。
在参加G7峰会的时候，面对他国的“为什么要在复苏还不稳固的时候就坚定改革”的质疑，日本代表是这样解释的：
“日本的财政状况在G7里是最差的。重建财政对日本和世界经济都有好处。桥本内阁埋头进行六项改革，可谓极其壮烈的战斗。可以说为了进行结构改革，桥本政权是破釜沉舟，哪怕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在国内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当有议员质疑财政改革增加的民众负担是否会影响经济时，桥本首相是这么说的：
“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因为有影响就推迟，那像什么样子？”
财政改革在当时已经变成了桥本的金字招牌，是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从桥本内阁的各种发言中，可以体会出即使牺牲经济也要完成改革的使命感。这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
财政结构改革对桥本政权来说，不只是一项单纯的财政政策。在党内尚没有坚固根基的桥本需要用政策来增加自己的凝聚力。
桥本的改革节奏是相当激进的，参与制定财政目标会议的时候，会不断催促甚至修改完成日期：
“这样没有冲击效果。”“没有政治性的宣传标语。”“把原定的目标年限2005年提前两年至2003年不行吗？”
这背后当然也有政治目的：
即使在2003年1月向常会递交关联法案，由于实际成立到实施要经过半年的滞后，最早开始起效就要等到2004年了。这意味着达成财政支出与GDP比率在3%以下这件事要拖到2004年，但对桥本来说，作为政治口号，确保2003年更为重要。
这种政治压力下出台的经济政策，显然缺乏经济上的细致考量，彼时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GDP年增长率达到4%甚至5%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现在经济从泡沫破裂中逐渐恢复，但恢复速度非常缓慢。要从财政方面施加影响的话，要慢慢来。无论如何，不慎重对待的话就会很危险。
但可悲的是，这种怀疑的声音并未完全传到桥本耳中。日本固有的上下级文化使得忤逆上级意愿的建议没有被直接地呈现在桥本面前，有的只是一些委婉，模棱两可的暗示：
调整局局长使用各种数据说明经济虽然总体在恢复，但是又说了根据民间的预测情况不容乐观，观点含糊不清。我想过，这个人是不是想说应该坚持实行特别减税制啊，但我觉得不少议员听的一脸茫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结果经济企划厅内部的危机感并没有表现出来，政府内部有分歧这样的消息，一次都没有传到最终决策者桥本的耳中。
当财政改革成为大方向的政治正确之后，一些部门自发的改革开始大行其道，这些收缩型的政策没有被完全考虑到统计部门的全年结算和下年预期里面，使得官方的经济增长预期过分高估，这反过来又给了桥本内阁推进危险改革的错误信心。
一个经济企划厅的官员这样说道：“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厚生省没有问我们医疗保险改革会增加多少负担。大藏省虽然和我们针对税收制度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我们对医疗费问题却不了解。如果被追问医疗费负担增加的影响的话，我们也只能大致说，它是拉低经济增长的要因，但是不知道拉低的数字是否在我们预想的范围内。在没有考虑对经济影响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医疗保险改革。”
调整局没有考虑医疗费负担增加的影响，就做了1.9%的GDP增长预期，对此，相关人员也做了反省：“1996年年末，我们完全没想到医疗费上升这一点。如果我们被指责过于天真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雪上加霜的是，这种激进改革并未采取任何的弹性防御手段，官员们明哲保身和躺平的做派在下面这段文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紧急避险条款，是一旦经济状况恶化，得以运用的暂时终止改革的弹性手段。调整局向大藏省的官房调查企划科提出：“我们讨论一下经济调整条款的必要性吧”，但最终大藏省并没有明确回应。与大藏省沟通的经济企划厅官员说：“我们说‘来做吧’，那边回应说‘好啊’。但是自那以后就没有安排过具体的商讨。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对此，统计局官员这样说道：“在那时候，不要逃走的呼声倒是更高，最主要的论点是如何能够更严格地对待财政改革，实际的想法是，如果发生了严重的萧条，再修改法律不就行了吗。”
总之，在桥本内阁的带领下，日本开启了激进的、没有刹车的财政改革，从后视镜来看，这显然把日本带到了沟里。“日本的迷失”系列作者在评价桥本内阁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咬牙切齿地写下了以下话语：
当时，提出这些政策的执政者满怀自信，认为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日本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他们认为改革能顺利解决不良债权问题，若不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将来日本会陷入危机；坚决实施金融大改革是很重要的；提高消费税税率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是必要的。
这些执政者没有总结产生泡沫的经济政策的谬误，也没有评估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只强调了每个理论各自的正当性。
虽然每一步都看似正确，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除了破坏平静的生活并把日本逼入濒临混乱的境地之外，没有带来任何福音。
桥本下台后，日本的通货紧缩几乎体现在1998~2012年这十四年里的每个月里。
更讽刺的是，最后的最后，日本还是不得不抛弃财政纪律，拥抱QE，也就是安倍经济学。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1996年至今，从100%上升至264%。
也就是说，桥本在复苏初期强推单一的财政紧缩，最后的结局是日本既没有得到想要的财政纪律，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牺牲了一代人，失去了二十年。
类似的事情其实在美国1930年也出现过，彼时的胡佛总统也推行了财政紧缩，最终使得美国出现了大萧条。这之后美国痛定思痛，在2008年和2020年遭遇类似风险的时候，都很果断地推出了QE。
研究了近代几乎能搜集到所有资料的危机模式之后，达里奥先生也总结了治理债务危机的四个良方，财政紧缩，债务违约/重组，印钞和财富转移。这里面印钞是通胀型的，财政紧缩、债务违约是通缩型的，和谐美好的去杠杆过程（处理危机过程）在于平衡推进这四种政策措施。
不是说财政紧缩不能进行，而是要追求平衡，要用印钞这样的通胀型措施去平衡。
虽然公式已经摆好了，但达里奥有以下观察：
在过去几乎所有的去杠杆化进程中，决策者都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发现这一点，他们往往会首先尝试其他途径，无果后才会选择大量印钞。历史表明，决策者迅速采取有效政策（如2008~2009年的美国）的结果要远远好过行动过晚（如1930~1933年的美国）。
也就是说尽管：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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