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于当代人而言,是一个稍显老旧的词。


飞驰的高铁朝发夕至,万米高空航线纵横,人手一部的手机更是让人与人的距离贴近到呼吸不畅,这些都衬得思乡之情更像是遥远田园时代的特产。


但故乡又始终长存,不以我们眷恋与否而改变。它是记忆深处的口音,是从未认真观察的飞鸟、植物,是断亲和想家的纠结拉锯,是小城中姗姗来迟的新鲜事物,是我们以为熟悉却日渐陌生之地,也是新一代人的“家乡”,另一些人的“他乡”。


以时间为纵轴,地理迁徙为横轴,我们刚刚告别的春节就是两条轴线的交汇点,“故乡”就是春节恒久的坐标。


当时间无可逆地向前流淌,而我们又一次远行之后,回望家乡,许多细碎的变与不变构成它的新标签。“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故乡的印记本来也由细微组成。


每个春节,重新发现故乡。这是《新周刊》的几位记者,写在春节后的故乡记忆。


一、故乡的鸟鸣嘤嘤


萧奉

“故乡粤西,初一到家,初五离乡”


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原本想趁春节假期看看故乡的山水,来一次观鸟之旅,如有空再去外婆家一趟,或能发现新的观鸟记录。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过年期间几乎每日都在走亲访友、㓥鸡还神,只能在乡间奔袭的路上,走马观花看几眼,没想到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老家所在地是云开大山的西南麓,粤桂交界处,丘陵地带,除了水鸟不多,华南地区常见的林鸟基本上都有分布。有天从朋友家吃完年例回来,在省道旁边的水田里,发现一只白腰草鹬,一眼就看到了它的标志性动作——上下晃动尾部,边走边把鸟喙插入水洼中觅食。



人生三十多年,这是我在故乡发现的第一只鸻鹬。想来,其他可能出现在华南稻田、水塘的鸻鹬,如彩鹬、林鹬、黑翅长脚鹬、金眶鸻等,在这一带应该也有分布,只是那时我还不会观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老家的农田越来越少耕种水稻,这些水鸟想必会迁徙到其他地方,往后更难看到了。


往山里走,抬着两箩祭品,去拜伯公。在村里的橘红树上,看到了老朋友北红尾鸲,此刻正是它们来南方越冬的时候。小路两边的农田长了很多杂草和灌木,枝桠上偶尔能看到几只灰色的小鸟,举起望远镜看,是灰林䳭。昔日的水稻田,如今成了这些林灌鸟类的生境。如果有时间继续蹲守,仔细找找,也许还能发现其他石䳭属的鸟种,但那边已经烧完黄纸和炮仗,长辈们催着大家去给伯公鞠躬作揖,随后便收拾祭品回家炒了吃。



如果要选一种鸟作为这个山村小镇的镇鸟,赤红山椒鸟可能是最合适的,雄鸟红黑,雌鸟金黄,都长得喜庆吉祥。过年这几天出门,几乎在每个村子都看见了赤红山椒鸟,数量不多,每次出现只是三三两两,但颜色足够醒目,鸣叫声也悦耳响亮。我家旁边有一小片树林和竹林,日间常常看到一对山椒鸟出没林间。窗外也有金翅雀活动,有一对在竹林上找到了地方,开始忙活筑巢了。




最记挂的是河边有什么鸟,却一直不大敢去看。自从下游建了一个水坝,河水几乎停止流动了,看不到像从前那般欢快的水浪。随着年年有人捕鱼、电鱼,河里也安静了很多,夏天大概不会有人每天下河捉鱼摸虾了。大年初三那天从河边路过,停车看了看,除了树上的老朋友白鹭和池鹭,河边苇草间停着一抹抢眼的蓝色,自然就是普通翠鸟。说不上是欣喜还是欣慰,有普通翠鸟,说明这条河流还没有彻底死去,河中的小鱼小虾还能养活这些kingfisher。



离开前一天的夜里醒来,大约三四点钟,听到窗外有幽幽的猫头鹰叫声,与我在广州家中夜里听到的一样,都是领角鸮。从此,故乡的声音又多了一种。


二、重新发现县城


阿瑞

“故乡河南中部,陌生又熟悉的县城”


我的家乡位于河南中部,从广州坐高铁回去需要近6个小时,再坐1个多小时的大巴到县城。不过,今年父母搬了新家,新家离高铁站很近,属于市政府计划重点发展的新城区。


我其实是个很恋家的人,小时候觉得长大留在家乡就挺好,如今在外地工作,春节是一定要回家的。我曾抱怨:“如果从小成绩不好,我就不会离家这么远了。”妈妈说:“傻孩子,就算你不去大城市,你的孩子将来也要去。”


然而今年春节,我却发现自己实在是与故乡渐行渐远了。


和我们家类似,县城很多家庭都早早在市区购置了房产,送孩子到市区读书,只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发展。我的同龄人在大学毕业后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大城市就业甚至落户;二是回到家乡考编,然后早早结婚生子。如果不考编,这里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也不够好。


新城区新建的古镇景区,与外地的旅游景点没太大区别。(图/阿瑞 摄)


回到家乡,意味着回到一种更为传统的评价体系。


这次过年,我发现同辈的亲戚们不是已经二胎,就是在准备二胎的路上,不着急找对象的我自然被父母催了。


我是独生女,成长过程中,父母向来比较尊重我的意愿,可唯独在结婚这件事上,他们不能理解我的犹豫。我离满26周岁还有半年,妈妈说:“你都二十六七了,马上就三十了,现在还算好找,过两年就不好找了。”父亲则认为,抗拒结婚是一种自私、不愿承担责任的表现。


而事实是,去年我告别了一段恋情,更加确信自己无法急于进入婚姻。


我开始不喜欢妈妈时不时挂在嘴边的话,“你在家这样,以后到你婆家怎么办”,也不喜欢将来婚后要到婆家去过年。


我质疑我所认识的那些县城农村家庭,为什么头胎是女儿就一定要生二胎,头胎是儿子就不生了?为什么非得要生男孩?


我并不完全拒绝婚姻,但我怀疑难以找到出身于非重男轻女家庭、愿意平等承担育儿责任的另一半,也担忧自己无力给后代更好的生活。何况,如今提到找对象,有太多比爱情更重要的标准。


春节期间,我和两个高中同学见了一面,他们分别在杭州和成都工作。


男生的家人在市区买了房,为他将来娶媳妇做准备,而他也在迷茫该如何找到与自己匹配的姑娘。


女生刚结婚不久,家人也在市区买了房——房产证上是弟弟的名字。她毕业三年的大部分积蓄,都用来给弟弟还房贷,不久前才终于还完。最近,弟弟想买车,又问她要钱。这次,她选择拒绝。


我们发现,彼此说河南话变得有些别扭,一些词也变成了方言腔的普通话。


家乡这座城市依然在不断发展,而农村、县城的人都在往市区走,再接着往外走。走着走着,我们可能会想,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不再半推半就地接受既定的人生轨迹。


故乡河岸的夜晚。


三、今年春节,我在身份迷失中认识故乡


良豪

“95后,籍贯东莞,在广州长大”


去年春天奶奶因病与世长辞,办理完丧事、择日安葬之后,整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就再也没有团聚过,“回家乡”自那时之后已经失去意义,更不用说回去过年。往日祖屋里济济一堂的拜年场面,到了今年只剩下在家族的微信群聊里简单的寒暄——毕竟即便是回去,也都是因为奶奶生前各种难以解决的琐碎之事而引发的争吵,硝烟味比年节里的鞭炮更浓厚。


我们家的祖屋在广州南沙的一个小渔村,从广州市区开车回去也不过耗时1个半小时。每年,过春节的仪式感从开车回去那一刻开启,和平时我跟着父母每月定期回南沙看望奶奶没有区别。


但其实,早在十多年前爷爷去世、奶奶从祖屋搬出去和大伯同住之后,我们家已经开始压缩回乡过春节的时间,从过去除夕准时到祖屋团圆守岁,变成了除夕吃完团圆饭便回家过夜,等到大年初二再回去迎接亲人。


最后一次回故乡给祖屋留下的侧影。去年夏天,祖屋所在的街巷已经被纳入征拆范围,若干年后倘若再次见面,可能就是高铁站的某个角落。(图/良豪 摄)


都说长辈在家乡就在,但在我眼里,“家乡”更像是一个模糊的词。户口簿上,我的籍贯注明是广东东莞,但在广州市区出生并长大的我,从来没有在籍贯所在地真正生活过一天,只有在清明当天才会回到东莞万江祭拜列祖列宗。年岁渐增阅历丰富之后,从广州市区坐城轨去东莞更像是去旅游,而不是饱含乡愁味道的回家之旅,对每年例行去东莞拜年(或者祭祖)也不再感兴趣。


小时候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广州人,籍贯会是另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产生了莫名的“落差感”,当然后来也明白了籍贯并不完全和故乡画等号。


毕竟籍贯里的城市,是我祖辈的故乡,并不是我的故乡——在我的心底里,故乡始终是生我养我的广州,记忆中熟悉的年味,都离不开这个城市。


最为熟悉的,当然少不了春节前夕畅通不少的道路,以及一期一会的迎春花市。年廿八行花街是广州的老传统,对我来说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逛遍老三区(越秀、荔湾、海珠)的迎春花市,拿着风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祈求新的一年顺顺利利。


某种意义上,这是我在身份迷失之中重新认识故乡的方式。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只要我对这座城市依然爱得深沉,这里便是我心目中的故乡。


四、成都:公共空间里的除夕夜


阿祯


家乡远在内蒙古的小昂在过节前就陷入了抢票焦虑。不出意外,几番努力下仍是候补席位。“干脆不回了!”遥远的路途、陌生的亲戚聚会都让小昂萌生退意。


本想象征性地囤些食物,草草在成都度过新年的小昂意外从社交平台看到了一场除夕夜的公共活动——畅聊、饮酒、看电影。一群年轻人租下了一间玉林的小院,邀请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共度这个传统节日。


除了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庆祝活动,成都许多公共空间也组织了类似的活动,在除夕这个特别的夜晚,召集了城里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守青年”一起吃团圆饭。


玉林的一家公共空间外,支棱着除夕活动的海报。(图/阿祯 摄)


在聚会上,小昂认识了从不同城市来成都工作的年轻人,甚至其中还有成都本地人。


大家来参加活动不外乎因“回家成本太高”“过年要加班”“不想被催婚”等主动或被动留在城市,但又不希望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悄无声息地过去。


“打工越久,越注重过节的仪式感。不然会觉得自己365天,每天都在上班。”小昂解释道,希望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和去年彻底告别。


成都的野梨树书店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公共活动的海报。(图/小红书截图)


屋外的街道冷冷清清,屋内的聚会热火朝天。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很快熟络了起来。一些厨艺精湛的朋友带来了自己准备好的拿手菜,内蒙古人小昂在成都除夕的餐桌上吃到了锅包肉和白切鸡。


“在这里没人在意你的婚姻、收入状况,没有越界的过度关心,也不需要随时起身敬酒,绞尽脑汁想一些吉祥话。”小昂第一次能够在除夕夜的团圆饭桌上,畅聊自己喜欢的游戏,“感觉不可思议!”


在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中享受春节,是年轻人的折中之法。因为种种原因回不去家乡的城市打工人,选择和陌生人一起汲取温暖、拥抱年味。


聚会结束后,小昂和几位朋友搭地铁回高新区,热热闹闹的聚会是终点,也是起点,他又满血复活,整装待发。


“聚会上一位大哥说,‘我在哪,家就在哪!’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五、在洛阳过年,不只有汉服


简墨


2月11日早上,我与家人从北京乘车返回河南洛阳,这也是我二十四岁离家来到北京工作后,首次在大年初二回家过春节。也许是此次归家较晚的原因,也许是以往春节很少出门的缘故,这次返乡竟意外发现了洛阳人民各有特色的新春娱乐活动。


我的老家是洛阳市下辖的一个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村内的人几乎都是同姓家族的亲戚,因此每年春节也可以视作家族的大聚会。只不过,因为近几年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渐多,以及烟花禁放政策的影响,年味愈淡。


今年1月,洛阳市发布了烟花燃放政策新规,禁令变为了限制令,禁放区域外的各个小县城、乡镇、村庄无一例外都被烟花照亮。


外出务工青年是村内燃放烟花爆竹的主体,他们在大年初三晚上商议过后,公开筹集了近千元的“炮资”。买来的烟花被他们整齐摆放在狭长的村道上,在一声令喝下,烟花被齐齐点燃升空。震耳的炮声和绚烂的烟花吸引了过半村民围观,大家三五成群,讨论着哪种烟花最好看实惠,哪个村庄放炮数量最多,以及春节期间还有哪些好去处,等等。


洛阳作为旅游城市,有龙门石窟、老君山、白马寺、二里头遗址等诸多知名景区,其在今年春节吸引了超千万游客,号称24小时营业的小街天府甚至出现了饭菜售卖一空,不得不关门谢客的情况。


在各个景区外,排队等待入场的游客比比皆是,他们或发髻高耸,或长辫垂胸,但无一例外都妆容精致,不少女性游客的额间还点缀着殷红的花钿,男性游客的腰间则挂有佩刀。一位在洛邑古城工作的化妆师介绍,她就职的店铺平均每天要为300余名游客做古装造型,一位化妆师平均要在十几分钟内完成一次装造。


不同于市区的精致热闹,乡村的娱乐项目则充满了乡土气息。洛阳下属的一座乡村内,村民在露天平台上搭建了摔跤擂台,一名身材精瘦的中年男性与三名挑战者互相博弈,其在拳来拳往间被挑战者抓住了手脚,后被高高抛向天空,周围观众见此也不由欢笑出声。


摔跤休息间隙,擂台旁边的蹦迪床成了新去处。年过花甲的老人和正青春的壮年在蹦迪床上挤作一团,随着震耳的音乐律动。一位身材肥壮的男性攀上高地后,褪去外套,露出花白的胳膊。他上下灵活扭动着身子,带动台下的人们一起舞动。


除此之外,观看斗鸡、山地赛车等活动也俨然成了人们热衷的活动,而水上打铁花、情景剧演出、舞火龙等也吸引了众多洛阳人民和游客。一幅幅生动的新春游乐图,在洛阳生动呈现。


六、断亲,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陆一鸣


今年过年我回到家乡,在跟老同学们的交流中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已经失去了几位祖辈。


尽管家住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区,但原来我们过年约时间见面时,超过四个人的聚会,凑齐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从各自满满当当的“去姥姥家”“去奶奶家”日程或者各种家族聚会中寻找空隙。但今年并非如此,我在大年初二、初三就相继见到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已经没有太多亲戚需要走动。


就这样,“断亲”以一种我未曾设想过的方式出现。这个词最早出现时,被总结为是当代年轻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两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想象中的“断亲”应该是一种激烈、决绝的场面,但如今我才发现,即使对亲戚没有任何反感,当生死将我们与老人隔绝,余下的人,哪怕关系再亲近,好像也就此失去了逢年过节继续走动的理由。


去年中秋,故乡的河景。


随之而来的,是仪式感的消失。按照北方的习俗,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姥姥还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会一大早出门去姥姥家拜年,并一直待到晚饭后才回家。在这一天,我会陆续见到我的姨、姨父、舅舅、舅妈,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吃饭时,我跟表哥表姐们单开一个“小孩那桌”,哪怕最大的“小孩”已经年近四十,已婚已育。


今年年前火起来了一个小游戏,AI模拟亲戚吵架,被很多人视作过年应对七大姑八大姨问话的演练。但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再也没有亲戚拉着我问任何问题了。


从前每年至少会见一面的至亲,如今变成了一条条微信拜年祝福,措辞客气又拘谨,生怕不小心冒犯到他人:大龄未婚的,一律不提感情相关;收入不高的亲戚,就不要祝TA事业有成、步步高升了。思来想去,全都变成了老套又安全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难免有些怅惘,原来长大后,“断亲”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什么都不做。


七、I人回东北,指定是E人的玩具


崔斯也


我和家属都是东北人,回家过年意味着一场血脉觉醒之旅。


先是感受到一种熟悉的被E人支配的恐惧。从北京开车回辽宁,在家附近有点堵车。“辽A”牌照的前车下来一个可爱的女生,直接走过来和我们唠嗑:“腰疼坐不住了,开了100多公里。”我们摇下车窗,对方还塞进来两块糖。


晚上我们去烧烤店,点单之后等了快20分钟,被旁边的大哥们吵得受不了,决定不等了。结果一问服务员,我们的单压根没点上。在东北,I人可以进一步成为隐形人。


前车给我们的糖。


或许是过早接受“共和国之子”的身份改造,东北在观念上很现代。结婚之后,我和家属开始面临“去谁家过年”的永恒议题,全家人一致认同采用每家一年的方式,轮换着来。回家后和同小区的已婚朋友聊天,发现他们今年是各回各家过,以三种方式轮换。


我爷爷今年86岁,觉得“不生孩子也挺好,没什么”“决定不生的话,就说点好听的话哄哄家里的老人”。我们聊起亲戚家的事情,讲到一半他说:“别人的事儿我们不干涉,我们只是议论一下。”


小区里放的烟花。


北京禁放烟花,回到东北以后,我们在小区里买了点已经冻实了的烟花在湖面上放,结果发现其他人放得都比我们好。举着一根燃尽的“呲花”,我看了半个小时“东北迪士尼烟火秀”。


在东北过年挺不错的,没什么复杂的习俗,但每个人都像烟花一样,好面子、有热情,忧伤却轻松,即使在最寒冷的黑夜,也使劲儿绽放。


八、给自梳女“拜年”


花瓢白


年初二回老家的途中,突然想起绕到自梳女的冰玉堂看一看。


自梳女,是指一个多世纪前珠三角地区涌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是未婚女性,但奉行独身,梳髻立誓不嫁,当地人称“姑婆”。这种民俗盛于清末民初,顺德被认为是其重要的发源地。


而始建于1948年的冰玉堂,就是这段历史的最佳见证者。它是在新加坡工作的400多名自梳女和家乡的100多名自梳女共同捐资筹建的,因念着有朝一日大家能回乡养老,也让没有依靠的姐妹有个栖身之地。20世纪70年代,回乡的自梳女渐多,最热闹时有七十多位女性同住于此。



虽然我听说自梳女的故事很久了,但这也是第一次踏入冰玉堂。这栋1098平方米的建筑,墙面多用浅蓝色,有圆拱形的门窗和希腊式柱头,是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大门口刻着一个牌匾,写着“鹤岭静安舍”,墙楣上绘有古代人物和花鸟等精美壁画。堂前有一小天井,阳光普照,绿树成荫。


原本想着,过年时节的冰玉堂会很冷清,因为尚在世的自梳女已经很少了。冰玉堂刚建造时,刻在左殿的神主牌上的有300多位顺德均安沙头黄姓自梳女的名字,都是整齐划一的“XX姑太”,不分年龄,不分阶级,如用红纸覆盖则表示健在。岁月流逝,如今神主牌上剩下的红纸寥寥无几。


但当我真正走进冰玉堂时,意外地看见很多年轻男女来这里拜年和上香。他们给屋里的婆婆发红包,也带来了牛奶和糖果。这当中有游客,也有自梳女的亲人,其中一些会带着小孩来给自梳女的长生位叩拜。


看来,尽管大家过年很忙,但这个上世纪的“女性养老院”没有被世人遗忘。看门的婆婆很和善,逢人就笑,没人的时候就独自安静地做一些手工活。她说,如今的冰玉堂已经变成了展览馆,零星几个尚健在的姑婆也早就搬离冰玉堂,住在附近的村屋,但也会来转悠。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春节来冰玉堂拜年已经成为一些年轻男女小小的“年俗”,自梳女的传说和故事,也经由他们口口相传。


旧时的顺德女性立誓不嫁有很多原因:有些是为了逃离包办婚姻;有些是因为是长姐,作为劳动力留在家中;有些是因为蚕丝业衰落,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打工,顾不上谈婚论嫁。


决意自梳的女性,通常需经过一个严谨的仪式,净身梳髻,就像在1997年的电影《自梳》中,老一辈的自梳女会为年轻一辈梳头和念祝祷词:“一梳福,二梳寿,三梳自在,四梳清白,五梳坚心,六梳金兰姐妹相爱,七梳大吉大利,八梳无难无灾。”



而在今天,女性想要保持单身的原因已经截然不同,也不再需要得到大家族的同意,或者通过繁杂的仪式确认这个“身份”,但冰玉堂大概会是广东一带独身女性永远的“精神故乡”。


一位妹妹说,她往后可能就是其中一员了。她期待着现代有一种更新型的独身女性合居方式,冰玉堂已经是很奇妙的蓝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萧奉、阿瑞、良豪、阿祯、简墨、陆一鸣、崔斯也、花瓢白,编辑: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