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韩国小说家赵南柱和她的现象级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已过去八年。一开始，出版社和书商对这本主角为年轻母亲的文学作品态度保守，初版印量只有 8000 册，在年均出版图书近两万种的韩国出版业，加之与中国类似的饱受网文经济冲击的实体书市场环境，8000 册是当时一本韩国文学作品的常规印量。
谁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一本畅销书。
不过短短几个月，小说以谁都无法预料的速度，迅速蹿红整个韩国，成为近十年韩国乃至全亚洲都难以企及和超越的现象级文学作品。如今，如果你在网络上检索《82 年生的金智英》，仍能从旧闻中感受到当时惊人的热度。时任总统文在寅、国民主持刘在石，“少女时代”崔秀英、BTS 团长金南俊无一不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推荐，让这本书不到一年便突破百万销量，赵南柱更因此一跃成为 2017 年韩国的年度作家。在实体书普遍萧条的社交网络时代，实属奇迹。
奇迹发生的那年，赵南柱 39 岁，除了是一位职业作家外，她还是一位“全职妈妈”， 突如其来的名声和海啸般的关注，带给她惊喜和鼓励之余，也有很多无奈。彼时，me too 运动刚刚在全球范围引发热议，而在韩国，女性议题的表达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看到因为推荐《82 年生的金智英》而遭受攻击的韩国女艺人，以及紧随其后，电影改编引发的选角争议等新闻，赵南柱开始意识到，自己写的这本平凡的小说，无形中也成为了一场斗争的一部分。
她并没有因此退却，在金智英带来盛名后的两年，她亲自采访了六十多位女性，从 9 岁的小女孩到 69 岁的老奶奶，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并以此为起点撰写了小说《她的名字是》。如果说《82 年生的金智英》是一本尝试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性之音，那么《她的名字是》则可视为赵南柱亲自倾听而来的回音。
左：《82 年生的金智英》；右：《她的名字是》
如今回忆当时，赵南柱说自己不过是“想没有任何歪曲和贬低地记录一些或许是女性独有的感受”，这是当时她身为小说家，觉得唯一能够去做的事情。她曾提及金智英是一个在韩国十分平凡而普遍的名字，但因为一本小说，毫不遮掩地揭示了，那些旁人都在经历，却始终无法完全理解的真相，让金智英这个名字也开始变得不再平凡，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毕业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的赵南柱，先后曾在《PD 手册》《不满 ZERO》《live 今日早晨》等时事类节目担任编剧十余年。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都培养了她一个习惯，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保持力所能及的关注。她曾经觉得这是自己的荣耀，在成为一名母亲后，也曾因为关注的重点从世界变成家庭而焦虑过，那时的彷徨，混乱，后来在创作小说中得到解放。
《82 年生的金智英》和《她的名字是》两部作品之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主题的小说被出版，也进一步带动了韩国文学在世界各地的关注，除了在韩国本土，它们也被陆续译介到国外。根据赵南柱的译者李冬梅老师统计，从 2010 年迄今已经有约 100 多种韩国文学被翻译为中文。在小红书上，韩国文学有一个长期高居热搜不下的话题“韩女文学”，赵南柱和她的作品长期被放在关键的推荐位置，更有甚者一度亲密地称她为“韩女文学代言人”。
然而，对于赵南柱而言，女性尽管仍是她创作的母题，但近年来，生活里的各种变化，让她有了新的困惑，女儿的成长，让她开始注意青年一代的生活。2018 年，在接受了一份以“都市传说”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提案后，赵南柱开始重新打量起自己生活的城市——首尔。
这座东亚世界里发展最为迅速的超级大都市，近年来，因为 K-POP 在全球范围引发的流行共鸣，流媒体巨头 Netflix 的加持，仿佛重焕新生，历经二十余年的文化振兴运动，俨然为这座城市赋能了太多。然而在种种热切向荣的文化输出现象之下，这座承载了青年人生活理想的城市，却也背负了许多失望和畏惧。
“相较于年轻时的我，如今的青年一代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赵南柱说。
而这困扰青年挫败的落脚点，赵南柱发现，却是东亚文学语言中，象征着个人归宿的家。首尔，既是赵南柱自己的故乡，也是承载许多韩国青年人生活之梦的城市，如今却成为许许多多他们梦碎的地方。买不起房子的青年们，正在承受和忍耐着生活交给它们的所有重负，赵南柱发现，似乎不仅仅是韩国，整个东亚都市圈，似乎都有着类似的困境，房子和家，那份安身立命的幸福，所需要交换的东西，竟是那么沉重而不可回避，背后蕴含的复杂情感，逐一组成青年人无可回避的宿命。
幸福和痛苦同时存在。新的短篇集主题因此很快确定，她想要写写房子的故事。她虚构了一处名为“徐英洞”的社区，一如她过去总是诚实直白的风格，将其命名为《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以 7 则短篇，十多位“业主”为主角，开始提出她的问题。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
把全副身家压在房子上的人，一心想着换房却始终换不到幸福的人，暗暗希望房产降价，却在买房后希望涨价的人。一间间房子的主人，有的是前往首尔发展的打工人，有的则是已婚的原住民，有的是刚生完二胎的全职妈妈，有的是高档小区的警卫爸爸。有人很穷，有人富裕，但无一例外，因为房子，他们的生活都有各自的不快，房子只是一面镜子，投射出个人的欲求与挣扎、家庭的悲欢与离合，以及社会的残酷与温情等人类的根本性问题。
原生家庭，就业困境，婚姻生育，房产理财，邻里关系，赵南柱说，这些短小的故事她写了足足三年，时常为书中的角色感到难过。
然而正如她的第一部小说《倾听》的名字，身为小说家，赵南柱能够做的似乎也只有倾听。这些倾听有些是有声的，来自她的朋友，身边的人，那些真实的经历，往往比小说更加复杂曲折。有些是无声的，是每日面对女儿，打开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想到这将是她假以时日要面对的世界；是在深夜检索地产新闻和历年政策时，猛然窜进脑海的画面。她将他们写成小说，一一整理，并做好找不到答案的准备。
与此同时，一方面是文化经济的迅速腾飞，一方面则是普通民众日益增高的生活压力。2010 年以来，韩国互联网上出现了“地狱韩国”与“N 抛世代”等新造词。所谓 “三抛世代”，“三抛”是指因生存压力大而抛弃恋爱、婚姻与生育，而“N 抛”则是指连人际关系、健康、就业等都抛弃。“地狱韩国”顾名思义，对连健康都不得不抛弃，形同地狱。
文艺作品似乎再次成为这些情绪的出口，2019 年，韩国国民导演奉俊昊以首尔一所豪宅里的寄生家庭为蓝本，拍摄了电影《寄生虫》，一举夺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明快的风格或讥嘲或安抚阶级固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近年来韩国文艺作品的整体导向。这其中，又以 2022 年播出的名为《我的解放日记》，一部讲述住在首尔郊区一家三兄妹通勤生活的韩剧为最，剧中几乎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却因过分真实地表现那些工作在首尔，却和家人居住在郊区的青年们，每日重复而疲惫的日常，而引起包括韩国在内，整个东亚圈青年的共鸣。
一如八年前的《82 年生的金智英》一样，在性别、阶级、生存的问题上，东亚的创作者们或许总是能够找到彼此亲切，熟悉，有时想要鼓励，有时又想要安慰的地方。以此为契机，我们与《82 年生的金智英》《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的作者赵南柱，进行了对谈，以下是对谈的内容。
WSJ.：《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里的许多故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很“亲切”，当然这个“亲切”不是那么正面，大多都是些苦恼的记忆。可否和我们谈谈你创作这本小说的初衷？同《82 年生的金智英》相比，你觉得在这本小说里，作为作者的赵南柱，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赵南柱：2018 年 11 月，我接到了一份以“都市传说”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的提案，那时写下的短篇就是《你认识春天的爸爸吗？》。这部作品在 2020 年与其他作家的短篇一同出版了。但之后，我时常会想起徐英洞以及徐英洞的人们。他们好像真实存在的地区和人们一样，我对他们之后的选择和生活充满了好奇。也许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我周围的人很相似，也有点像我自己，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这样开始写作了。
无论是写《82 年生的金智英》，还是《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现在也是，我似乎都是带着类似的心态来写小说。通过写作来整理我对这个世界的疑问和自己无法理解的情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能找到所有的答案。
WSJ.：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写这本小说的，小说从动笔和完稿经历了多长时间？以“房产”作为话题进行小说创作，能够延伸出的命题很多，你是如何选择要讲述的故事和角色的？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哪些是你创作时非常快速完成，哪些则是令你觉得痛苦，创作时反复思考斟酌的？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讲，但没有放进书里的故事，为什么？
赵南柱：我在 2018 年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其他的短篇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间完成的。并非一次性专注地写完整本书，因为我还要进行其他书籍的校对工作，也需要休息，所以很难具体估计时间。
书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有算计和功利的一面。他们虽然不会给他人带来很大的伤害，也没有恶意，但更多是以自己和家庭的安危为先，对社区意识相对模糊。我试图在不指责并理解他们的同时，以冷静但不愤世嫉俗的态度去观察和思考。保持这种视角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这些都是我所创作的人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理解他们，想要为他们辩护。因此我选择使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保持一种干净利索的语调。
我曾构思了一些能反映新冠时期特色的故事，比如视频会议中家里的背景，或者在线教育时期看护的缺失等。但感觉这些会让主题变得支离破碎，所以最后没有采用。
WSJ.：尽管徐英洞是一个虚构的社区，但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它清晰熟悉到仿佛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许多中国读者甚至还会去主动检索它是否真的存在，也有很多人默认它就是首尔的一个社区，而不会想到其他城市。我们也会思考，你在创作中，到底取材了哪些真实的韩国社区？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社区的情况吗？在这方面，我们也很好奇，中韩两国的青年们，究竟在“房产”的议题上，有着多么相似的困境。
赵南柱：我没有特别去调查某个地区，而是调阅了相关的材料。比如公寓物业管理和保安相关的法律、首尔房地产的买卖价格趋势、重建相关的法律和程序、老年设施的建立条件等。同时，我还查找了与小说中情节类似的新闻报道，并观察了当事人和公众的反应。比如对保安的霸凌事件，重建过程中业主协会和地方政府、建筑公司之间的冲突新闻，反对不受欢迎设施的抗议活动，无房青年的案例等。我不是想判断对错，而是想了解实际当事人的一般想法和选择。
韩国年轻一代感到挫败和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问题。随着房价的飙升，拥有自己的房子几乎变得不可能。据说，要在首尔买房，就算工资一分不花全部存起来，也需要 15 年以上。但与此同时房租负担不断加重，居住环境依然很差。房地产问题一直被认为是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原因之一。
WSJ.：但在中国，像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包括炒房团，其实不仅仅存在于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你在序言中讲到每次坐车看到大片楼房，都会想这些房子真的有人住吗？这一点，在中国的许多三四线城市，已经成为常态，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得相似，经过拆迁，旧日的商业，公园，甚至自然风光统统被房子替代，房子已经等于生活本身，这不仅仅只发生在一线城市，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件事，韩国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况，可以和我们谈谈吗？
赵南柱：这可能是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的共同特点吧。江南被视为首尔代表性的富人区，在 60 年代江南还是京畿道的一个农业村庄。直到 1960 年代末才开始开发，1975 年才正式成为首尔市江南区。这一超大型开发项目使得江南的土地价格在短短几年内翻了数十倍，70 年代公寓价格更是飙升。
人们意识到通过房地产可以一夜暴富，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自那以后直到现在，“房地产”依然与
“开发”、“投资”紧密相连。现在房屋不再只是“居住之所”，更多的是作为“投资对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尽管政府、专家和市民都尝试改变这种模式，但情况并没有改变。近几年房地产价格暴涨，这种趋势甚至更加明显。开发的地方越来越多，已经开发的地区则正在拆除和重建。
WSJ.：尽管你在小说中一直警惕着不动产对于个人生活，乃至精神的压迫。但你似乎同时，也对于由房子维系起来的社区，也怀着一种温情的视角，你说“徐英洞”会让你时不时想起那个“无法回去”的，已经“消失”的故乡。对于这个故乡，你的感情是怎样的？
赵南柱：事实上，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个时代或那个地方。但我发现自己却写了很多源自那段记忆的小说。这本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献给柯曼妮奇》也是如此。我不想把那些悲伤和忧郁的记忆深埋心底，而是觉得那个时间和地点对我来说总会有某种意义。当然，我并不想把过去的时间无条件地浪漫化。那个时代虽然贫穷却温暖、充满希望，这样的美化实在令人厌倦。我可能只是不想被自我怜悯或合理化所困。
WSJ.：而在当下时代里，当代的青年们，不得不生存在一个缺乏个性，几乎只同生存挂钩的社区，你觉得，未来的人们会如何理解“故乡”一词？假以时日，当这样严苛而苦闷的当代社区成为青年人日后的“故乡”， 故乡会不会失去它甜蜜的，温暖的意义？
赵南柱：我的女儿是在大型公寓园区出生的。她在那里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都读过。对孩子来说，公寓的空间和周边环境是理所当然的。她有很多朋友，还有相熟的邻居和常去的店铺。小学毕业时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女儿很快融入了新学校和新朋友。但是，她还是会时常提起以前的公寓。听她说起，我们家门口右手边有石阶梯，左边的路有钢琴学院，出去就是小游乐场，再往前走过马路就是我们的学校……我觉得，她似乎在怀念那个空间和时光。对她来说，那里是她的故乡。
我想重要的不是童年的社会氛围或居住环境的特点，而是在那个地方积累的记忆和情感。我相信，即使是冷酷的灰色建筑，或者是寒冷或炎热到难以忍受的地方，对某些人来说也可以是温暖的家乡。
WSJ.：无论是小说里刻画的现实，还是真的现实，想知道身为作者的赵南柱，您觉得透过“房产”所折射出的种种东亚生存问题，未来会有所改善吗？
赵南柱：我认为需要改变对房地产的认识。我认为法律和制度可以引导价值观，所以我似乎更支持抑制投机的政策而不是刺激市场的方针。即使对我个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损失或负担。我的想法至今没有改变，但我也认识到仅靠规定和制度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我相信住房的模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韩国是一个超低生育国家。中国和日本也面临同样的低生育率问题。我认为，由于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房地产市场最终也必将发生变化。
WSJ.：提到东亚，最近在中国，以一系列韩国现实生活题材创作的，无论是生存、教育还是女性文艺作品，都得到了普遍意义的关注，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大家会惺惺相惜地将之总结为“东亚人苦闷的一生”，你是如何看待这种东亚共性？为什么会是东亚，而不是其他地区？
赵南柱：我觉得这可能是同一文化圈读者们共有的担忧。也有共同经历过殖民地时期和急速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我也喜欢看中国、日本、泰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在他们的感性或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中，我几乎找不到异国情调。可以轻松地与它们产生共鸣并欣赏它们。
WSJ.：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赵南柱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韩国作家，从《82年的金智英》到《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有些读者会觉得赵南柱的小说像是一种东亚困境代言，你的小说成为大家的“嘴替”，替他们说出内心真实感受到的生活的困境。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赵南柱：在《82 年生的金智英》的解说中，金高银珠老师写道，小说通过独特的人物来讲述普遍的问题，但《82 年生的金智英》展现的是常见的人物。《82 年生的金智英》和后来的其他小说一样，我写的主要是普通人。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我试图理解世界上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通过写作整理我所感受到的矛盾情感和混乱心境。
因此，读者们在阅读我的小说时，似乎能轻易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并产生共鸣。通过海外读者的评论，我发现其他国家也和韩国很相似。能够分享彼此的烦恼和情感，感觉就像有一位懂我的同事一样，我为此感到十分踏实和感激。
WSJ.：结合小说来看，的确，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都在变得丧失活力。与此同时，人们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社交网络和短视频上，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很好奇在韩国，小说家和出版社们是否也在经历着相似的困境，文字创作正在被边缘化吗？
赵南柱：有一次，一位互联网书店的代表在采访中提到，他们的竞争对手是 Netflix 和 YouTube。在这个充斥着轻松有趣内容的时代，人们可能会逐渐远离书籍。但是，如果你进入 SNS 和 YouTube，你会发现有很多介绍书籍的内容。不仅出版业界，连报社和电视台也说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但我认为世界在变化，媒体环境也必然会改变。书籍也变得多样化，比如电子书、有声书，还出现了订阅服务。我认为这是一种变化，而不是被边缘化。
WSJ.：离开徐英洞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创作方向吗？
赵南柱：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想专注于自己的身份，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故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写出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采访、撰文：小秦，编辑：唐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