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南京西路像是一条发光的河。无数拥有闪光鳞片的游鱼，游动在深深的河水之下。这条光河横贯整个上海最顶级的静安区域，把一切冲刷出金粉扑鼻的奢靡气味。”
这是《小时代》里的上海，字里行间都是郭敬明对上海这座浮华城市的极致想象。
上海曾是都市剧最偏爱的城市。灯红酒绿的夜生活，熙熙攘攘的外滩和刺破天际的东方明珠，都是都市剧极为常见的取景地。有人慕名来到这里，也有人黯然离开，一切发生在上海的故事，都曾是国产都市剧的创作养分。
如今，上海显得不那么特别了。国产剧里常见的城市背景，变成了悬疑故事偏爱的东北和重庆，或者能在甜宠剧中营造浪漫气氛的海滨城市，更多时候，是改作虚构城市的、面貌模糊的现代都市。
当然，《繁花》里的上海仍然是足够特别的，外卖订单暴涨237%的排骨年糕，和一时间爆满的和平饭店，都是《繁花》塑造出的上海魅力。但如今千篇一律都市剧，还能否找到自己的“繁花”？
1990，带我去上海
都市剧里的人在90年代进入上海，总带着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窥探。
《孽债》里，五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他们是多年前返回上海的知青。孩子们想看看，这座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爸妈始终牵念。跟随他们的视角，观众看到了还差一个球才建好的东方明珠，看到了市民住的棚户区和暴发户的新建别墅，有人对着医院账单发愁，就有人用相当于老百姓三个月伙食费的钱喝早茶。
孩子们以为到了天堂，没想到是到了一个干坏事更有名目的地方。从孩子的视角，反而能看到那个年代的城市，繁华表面下涌动的混乱。
东方明珠建成后，那些略显脏乱，却有烟火气的上海弄堂、亭子间、棚户区，渐渐从都市剧里隐去。《怪你过分美丽》《我要逆风去》的原作者、编剧未再告诉毒眸，那时候国产都市剧开始了对欧美、日韩都市剧的模仿，有经典作品，也有四不像之作，而要平移发达国家里都市男女的故事，没有比上海更适合的城市了。
被泛滥的女性群像剧数次提高含金量的都市剧《粉红女郎》，就是在上海取景。别的不说，就万人迷“商场柜姐”这个工作，在当时的中国就只有几个城市能提供，毕竟商场数量都屈指可数。直到现在，这部剧里对两性关系的呈现，对女性友谊的刻画，仍然不过时，正如万人迷和哈妹的穿搭，以及剧里体现的都市生活一样。
上海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保障了《粉红女郎》的超长保质期，为同时期许多都市剧提供了土壤。林心如、陆毅主演的《男才女貌》，陈好主演的《美女也愁嫁》等等都市剧，通通借由在上海拍摄完成了时尚感的包装。
它们也向电视机前每一个观众挥舞起了旗帜：到上海去。那里有摩登的生活，摩登的爱情。
城市化的进程轰隆隆向前，“到大城市去”，是市场经济时代最具感召力的声音。到了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候，其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俨然是社会变革的缩影。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随着人口的高速涌入，《孽债》中那种城乡视角的冲突，再次回到了都市剧里的上海。上海在构建美好生活想象的同时，也要承担冲突里那个俯视的角色。
2007年播出的《双面胶》与2009年播出的《蜗居》，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
《双面胶》通篇都是上海媳妇与东北婆婆之间的冲突，“凤凰男”丈夫夹在中间，活成“双面胶”。故事的开头，东北小伙靠着上海丈母娘在上海有了房，突然到来的婆婆试图以其传统生活方式改造媳妇。故事的最后，失去理智的丈夫一拳打倒了妻子。推动故事的，本质还是乡村传统思想文化与城市新思想之间的矛盾。
《蜗居》虽然通篇的城市都是“江州”，但无论是原著的线索还是拍摄地，都指向了上海。女主角海萍过着每天睁开眼就要数钱的日子，所求的就是在这大城市里能实现“蜗居”。她斗志昂扬地表示：“我就不信了，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能来得，我们来不得？这么多人能活下去，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不光要活下去，我还要活得好。”
这是经济、文化强势地带的吸引力，她们来了这里，就想以本地人的身份留下来。当她的妹妹因屡屡受挫想回家时，她质问道：“老家有大型博物馆吗？有音乐会吗？有世纪明珠塔吗？有伊势丹吗？”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上海有关的故事都如此张牙舞爪。在部分80后的笔下，上海也能成为乌托邦。两位80后的上海人创作的《爱情公寓》，讲述了七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理想的青年男女，住在同一公寓里的故事，完成了一个年轻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最爱的在对面”。
由80后作家郭敬明所写的《小时代》的开篇，试图勾勒一副“残酷现实”的图景：这是一个像是地下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城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
但在这个残酷现实里，他创造了一幅俊男美女组成的浮世绘，再把他们放进由奢侈品、高端商场、豪车等消费符号堆砌起来的华美空间里。如今，主角团之间极致“抓马”的情感故事，如今已成为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写白领“穿着10cm的细高跟鞋咔嗒咔嗒地踩过恒隆光洁如新的大理石地面”，写顾源和顾里如此相配，像“顾源的Dior领带夹和顾里的CHANEL胸花”那样。
如此种种，再次像过去千禧年后的都市剧一样，在新一代小镇青年里挥舞起旗帜。《小时代》以及其首次连载的、由郭敬明担任主编的杂志《最小说》，最爱编织关于上海的绮丽故事。
曾经的小镇青年郭敬明，热衷于描绘上海的每一寸肌理，而在上海青年韩寒，则“非常非常不喜欢大城市”。“如果说城市的建筑是美丽的、值得欣赏的话，我宁愿成天对着一只火柴盒看。钢筋水泥是最没人情味的。”
上海人不屑的起点，是不少小镇青年想要跑到的终点。有人立足上海放眼世界，也有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在上海有立足之地。在2016年以前，这样的冲突还得包裹在“婚姻”“家庭”的壳下呈现，2016年一部《欢乐颂》，直接把这两类年轻人的冲突，暴露无遗。
五个机缘巧合住到了上海同一层楼的女性，代表着在上海的不同阶层。电视剧还特地分割了镜头，体现五个人早高峰乘坐交通工具的情况：身为企业高管的安迪驾驶高档汽车，富二代曲筱绡驾驶自己的个性代步车，而身为普通上班族的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则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和公交车中。
在《欢乐颂》里常见的镜头是，安迪、曲筱绡在各个摩天大楼间穿梭，视野里随随便便就是黄浦江。而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常常在街头漫步，看着韩寒笔下“不如火柴盒”的钢筋水泥，心生向往，有对未来的想象，却又不敢太过乐观。
对她们来说，上海是“成功”这个皇冠上的明珠，是对奋斗的奖赏，是如此的璀璨夺目。这刺激着他们不停努力，但看着安迪和曲筱绡，她们也只能生出羡慕，尔后茫然——如果有人，一直就拥有这颗明珠呢？
明珠再亮，也会暗淡
除了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象征，在不少定居上海的创作者看来，这座城市其实是有“性格”的。
七猫影业制片人刘沐晗感受到的是这个城市对于秩序的尊重。“这个城市很有秩序感，每个职业的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职业范围内的事，做好自己手头的事，也不会因为对方做的是社会基础性工作，就不尊重、看不上他们。”这些“性格”或多或少会体现在剧集里。比如早年间不少职业剧都喜欢落到上海去做。
这种对边界感和秩序的尊重，也会让总免不了要在居民楼周边造景的美术们注意工作方式。一位剧集美术告诉毒眸，上海、北京居民的维权意识都非常强，但是在北京，常常是居民亲自出来理论，而在上海，当事人从不出面，居民会选择直接报警。
《欢乐颂》之后，国产都市剧里的“上海”还在构建中。只是在后续的故事里，创作者们似乎既没有郭敬明那样的耐心去描摹上海，也慢慢丢掉了上海的性格。
上海籍剧评人毛尖就曾直言，在今天的许多剧里，上海只要负责美就可以了。毛尖直言，现在影视屏幕上各种上海符号，但上海显得越来越没性格，越来越单面。“上海成了背景板，街道里里弄弄，不再构成人物的成长因子。”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如今的上海失去了文化先锋性的追求，体现在电视剧上，就显得上海只剩下很有钱很文明的样子。”毛尖说。
与之相对的就是，上海人的形象黯淡了，不再是过往故事里主角们奋斗的终点，反而成了烘托主角奋斗的存在，比如都市剧经常出现的、不讨人喜欢的“亲戚们”。
年轻的上海人，也失去了向前进取的锐气，只想守护自己好起跑线上的东西。
《上海女子图鉴》中外地来的女主角一心想要奋斗，而她的上海女同事却说“我们上海囡囡的梦想嘛就是穿着Vera Wang，三十岁前举行一个草坪婚礼，在法式饭店里享受生活喽，然后悠闲过日子。”《三十而已》里的上海本地女孩钟晓芹，她是一名普通的上海本地女孩，早早与“凤凰男”结婚，本来婚姻出现危机时已经离婚，最后还是选择了与丈夫复婚。
《上海女子图鉴》之后，像这样强化“上海”标签的奋斗故事也不多了，上海不再是成功者的王冠上那颗闪耀的明珠。更多的成功故事关于个体、关于职业的突破，却与这座城市没有那么强的关系。
城市逐渐在一系列都市题材中隐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下，一旦涉及到真实的地名，剧中人物的性格会被全方位审判，作为主创们“地域黑”的证据，隐去能提前避免争议。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电视剧早已不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优解。
都市剧不再能为城市塑造滤镜，而用户对类型剧的偏爱，倒过来影响了平台的创作。
都市剧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类型，总是要叠加一些更丰富的元素，比如言情、医疗、悬疑等等。类型剧在选择城市上，要么基于剧情特性有特定的选择（比如悬疑剧喜欢在重庆取景），要么则干脆隐去所有背景条件，以便于将焦点更好地聚焦到故事设定本身。
加速了上海面目模糊的，还有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的风潮。
这个离开，有物理意义上的离开。《没有工作的一年》里女主角最后选择包下一个民宿重启生活，《去有风的地方》有好几位去大理疗愈的一线城市工作者。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离开，大家开始了对劳动异化本我的反思，开始反内卷、反精英，试图在可控范围内，构建自己把握生活的能力。
《繁花》的最后一集，修了整个剧集的东方明珠终于竣工，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上海地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国产剧一拍上海，就一定会出现在片头的画面。
可如今的上海，作为成功者王冠上的“明珠”，已经不再是所有人的向往。除了这颗“明珠”，生活里还有很多珍贵的宝藏，等待挖掘。
当都市剧离开都市
从黄河路的前世今生，到新的citywalk路线，再到排骨年糕和霸王别姬，《繁花》引发了舆论场对上海的充分讨论，不过这些讨论都属于90年代。
在现实的时间线中，上海正在逐渐离开都市剧。去年在上海拍摄的都市剧也不算少，以“原配小三联手斗渣男”为故事线的《好事成双》就是在上海拍的，不过沿用原著，和《蜗居》一样使用了“江州”做代称，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是多次一闪而过的上海邮政博物馆。
上海不再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城市背景。其实不仅是上海，所有城市的面貌都在大部分都市剧中被弱化和模糊掉了。去年的都市剧《熟年》在天津拍摄，但同样化名“津北市”，唯一能看到城市基因的，是郝蕾和刘怡君离婚后坐在台阶上吃了一个煎饼果子。
一方面是城市差异缩小后，可用于都市剧拍摄的城市变多了。每个地方都有差不多的星巴克和装潢豪华的西餐厅，也都有差不多的办公大楼和购物广场。“比如二十年前，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是拥有非常特别的地域文化的，但现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差距其实已经没那么大了。”未再对毒眸提到。
另一方面，模糊掉故事发生的具体城市，也能弱化观众的物理感知，进而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与现实的差异。比如《我要逆风去》里，如果强调男主角的公司位于上海，那么从市中心开车到位于市郊的工厂，来回的实际路程要四个小时左右，后续剧情就很难忽视这个时长去做推进。
城市之间的差异化越来越小之后，没什么剧是“一定要在上海拍摄”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原因是，上海的拍摄成本更高，拍摄难度也更大了。未再提到，城市建设越来越规范后，取景变得更困难了，曾经《怪你过分美丽》的取景地，如今已经不允许拍摄了。
此前剧组之所以喜欢在上海拍摄，是因为上海场景的现代化程度和审美是优于其他城市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优势不再突出，取而代之的则是更高的拍摄成本，比如剧组所有工作人员的吃穿用度，场地的租赁和维护费用等。
剧集类型化之后，观众不再需要像过去的东方明珠那样的、统一的“精神图腾”，创作者也开始依照类型的匹配度，挖掘更多城市的特点。
悬疑剧是打开城市样貌的关键帧，春夏的故事在重庆，秋冬的故事在东北；甜宠剧偏爱厦门、青岛这样靠海的城市；还有像《去有风的地方》这样，将云南当作离开城市的新符号。
而上海，则成了谍战剧和年代剧的标配城市，往回看去寻找和利用城市在当时当刻的特点，而不是发生在现代的故事。“过去的上海确实有别于其他城市，比如名人、建筑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繁花》的编剧秦雯解释道，“但如果只是拍现代都市，在其他城市取景也一样，而且上海的各个角落都被拍得差不多了。”
如今上海在都市剧中的特殊性，更多是职业赋予的。精英行业的故事，仍然喜欢发生在上海，“比如广告行业在上海拍就更合适，这跟经济发展的起源有关，这种更早在上海扎根的行业，会形成一种与城市结合的职业文化。”未再说。
都市剧失去城市色彩，不是上海的问题，而是所有有文化符号的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网播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市场选择的进程，也彻底消除了观剧人群在地域上的区隔。和性别、年龄等更具参考价值和普适性的维度相比，地域来源显得没那么重要，集中呈现地域性的剧集也随之减少了。
这也是为什么《繁花》出现在当下显得如此特别，在方言剧稀缺的当下，《繁花》仍然采用了沪语作为片场语言。“我一直认为，方言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风土人情的部分，应该作为一种具备文化价值的资产被记录和保留下来。”秦雯说。
“文旅热”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后，各地政府也开始积极寻求影视内容与地方文化的结合点。而当城市面貌开始在国产剧中被建构得千篇一律时，如何突出城市的特点，或者说，如何寻找那些“看起来不一样的地方”，成为行业的新课题。
《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曾说过，“文学和建筑学是相通的，都是‘人学’。每当你进入一座城市，你最先看到的是这里的建筑、环境和设计，它们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标签。”
上海拥有不少精神标签。外滩、陆家嘴和东方明珠被相关从业者们称为“上海三件套”，过去它们都曾在都市剧中频繁出现，而如今则成为取景时会刻意规避掉的场景，伴随着上海的都市基因，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都市剧是未来的历史，而在当下，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符琼尹、张嘉琦，编辑：赵普通